人們總是為未來賦予意義。阿倫特將這種意義稱之為“啟明”，她認為：“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利期待壹種啟明（illumination）。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壹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
卡夫卡的《在法的門前》，無疑既具有加謬所言的荒謬也有阿倫特所指的“啟明”。文中那個可憐和卑微的鄉下人，在最悲慘的境遇下，企圖依靠“微弱的光亮”，驅散生命中的灰暗和苦難，但最終光明和正義並沒有到來，反而在等待的漫漫過程中無謂地耗盡了生命。在這個世界上，也許“啟明”並不存在，如同卡夫卡筆下的“法”。如果確實有“啟明”的話，這壹“啟明”也許只存在於個人意願與單向幻想裏。如同年少時，都懷揣著各色各樣的夢想，但在現實之“門”面前，夢想會壹個壹個地依次破滅，呈現出加繆所說的荒誕來。
《在法的門前》講的是壹個鄉下人，來到法的門前，試圖進入，卻遭到守門人的阻攔，守門人對他說，現在不能讓他進去。鄉下人問他，是否以後可以進去。守門人說，有可能，但現在不行。法的門始終敞開著，鄉下人彎下腰，不斷向門裏張望。守門人警告他，既然它這麽吸引妳，那麽不妨試試無視我的禁令進去吧。但是要註意：我非常強大，而我只不過是最低級的守門人。從壹個大廳到另壹個大廳都站著守門人，他們壹個比壹個強，第三個守門人我都不敢正眼瞧他。
鄉下人被守門人的警告所震懾。於是，便日復壹日，年復壹年地坐著門口等待允許進入。為了早日進入法的門，鄉下人使用了許多辦法，甚至不惜賄賂守門人，守門人接受了鄉下人的賄賂，但就是堅決不讓他進去。
在等待的許多年裏，鄉下人壹直在觀察守門人，而忘記了第二個、第三個守門人的存在。他認為，第壹個守門人是他與法之間的唯壹障礙，只要突破這個守門人，他就能看到法的正義和仁慈。在等待裏，他開始詛咒著自己所遭遇的各種不幸，激情高昂，義憤填膺。隨著時間的流逝，他逐漸變老。最後，他的目光模糊，只能自言自語了。他不知道，是因為自己的兩眼昏花了呢，還是周圍的世界在不斷地變暗。然而即使在最黑暗裏，他卻依然感受到了壹束光源源不斷地從法的大門裏投射出來。
直到臨死前，他才提出了壹個之前未曾想過的問題，他問守門人，為什麽這麽多年來除了他，再沒有別人要求進去呢？守門人看著奄奄壹息的鄉下人，大聲地說：這扇門沒有其他人能進去，因為這扇門只是為妳開的。現在我要去把它關上了。
這是壹則看似荒誕實則讓人震驚的寓言，在卡夫卡平實而又冷峻的文字背後，是在用晦澀的語言向世人講述壹種人類的***同宿命和不幸遭遇，求而不得，卻心存幻想，苦苦追求。無論是《城堡》中的K，如何地孤軍奮戰、百般周旋，但最終也沒有進入城堡；還是《審判》中的銀行助理約瑟夫·K，在無故受到批捕後，試圖通過搜集證據還原自己的清白，但不論是他如何努力，仍未擺脫被處死的結局。《在法的門前》通過壓縮鄉下人壹生的遭遇，戳破了真實的謊言，還原了生命的真相。它既是卡夫卡的困境和心靈史，也是人類的困境與未來史，它早已突破了“法”的象征寓意，具有了普適性。正如奧登的評價，卡夫卡對我們至關重要，他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
卡夫卡出生於布拉格的壹個猶太商人家庭，父親強硬粗暴，期待他能夠成為商人，繼承祖業。年幼的卡夫卡就生活在父權的籠罩之下，生命變得瑟縮、迷惑、自責和恐懼，也造就了未來的他謹小慎微、自我封閉、孤僻憂郁、內向悲觀，以至於他害怕生活，害怕交往，害怕結婚生子。唯有寫作，唯有發瘋似地白天黑夜地寫作，才能夠讓他逃離徹骨的孤獨和絕望的恐慌。短篇小說《教父》，就是在1912年的壹個晚上通宵完成的，《審判》的寫作，也是如此。寫作在卡夫卡那裏，成為了對抗強暴父權與堅硬世界的壹種生命方式，壹種保存自己不被外力擠碎的甲殼和武器，正如他在日記裏所說：“不通過文學途徑把它引發出來，我就要撕裂了！”
雖然卡夫卡去世之後，被尊稱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和大師，並在世界各地掀起了經久不衰的“卡夫卡”熱，但生前，他的作品和他壹樣，落寞和孤獨，大多數作品都沒有發表，也沒有辦法發表，壹扇無形的“門”阻擋著他進入文學殿堂的入口。
卡夫卡是捷克少有的用德語寫作的小說家，他出生的布拉格，當時受奧匈帝國統治，德語是奧匈帝國的官方語言，從小學到中學，他都在德語學校讀書，德語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卡夫卡的寫作語言。直到1918年取得獨立，布拉格才成為捷克斯洛伐克***和國的首都。獨立之後的捷克通過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學，為民族復興而載歌載舞，德語文化受到了民族主義的排斥和擠壓。卡夫卡的德語寫作成為當時的壹個異類。國家的不幸造成了卡夫卡的不幸，國家的復興造成了卡夫卡更大的不幸，卡夫卡成為了捷克斯洛伐克文學中的壹座孤島，寫作語言成為了壹個作家是否愛國與進步的標誌。文學並沒有給卡夫卡帶來“啟明”，壹種無形的力量始終牢牢地控制著壹切，語言成為他進“門”的第壹個守門人，將他擋在了千裏之外。正如，他將巴爾紮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毀壹切障礙”的格言，改成了“壹切障礙都能摧毀我”的讖語。
障礙無所不在。無論是鄉下人所面對的守門人，還是卡夫卡所書寫的德語，都是他們進“門”的障礙。從表面上看，壹個又壹個的守門人，就是鄉下人求“法”而不得的原因所在。但細細探究，便不難發現，在守門人背後有著壹種強大的力量，牢牢地控制著全局，指使著守門人站在他的位置，忠於職守，兢兢業業，以保護秩序不被破壞。守門人的職責就是阻擋試圖闖入大門的人，以維護現有的社會結構。當然，這種阻擋不僅通過武力和恐嚇，比如，守門人講，我非常強大，而裏面的守門人更是壹個比壹個強大，第三個我都不敢擡眼看他，迫使鄉下人就此止步；同時，它也通過誘導和欺騙，守門人以壹種含糊不清的語言給鄉下人壹絲希望，他對鄉下人說，妳現在不能進去，但以後也許是可能的。鄉下人就是在這壹縷微弱亮光的啟明下，放棄了闖入，選擇了等待。
但等待耗盡了他壹生的光陰，待他明白過來時，已經沒有力氣進去了。門的裏面，是否有代表正義的“法”，給鄉下人以公正的審判，不得而之。守門人打開了壹扇門，也關上了扇門。鄉下人死了之後，這扇門便被關閉了。守門人死了之後，會有新的守門人，繼續開門，關門。
社會或者國家就像壹部精密的機器，精致而有序地高效運轉，並不時地打開壹扇又扇門，然後又精確地關閉。卡夫卡的“法”只不過是這個龐大機器的壹個零部件，教育則是其中的另壹個，它通過打開或者關閉，完成了自身機能的保養與更新。
美國學者Jay Macleod在《我不做：低收入鄰裏中消逝的熱情》壹文中，也闡釋了教育之“門”是如何打開和關閉，以及“門”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他通過對海茨社區低收入群體孩子的成長經歷進行的研究與跟蹤，發現不管是抵抗教育的門廊閑逛者還是積極上進的兄弟會，他們基本都沒有超越他們父輩的社會地位，改變自身的低層命運，盡管兄弟會的孩子前期對未來充滿著向往，堅定不移地相信“每壹個人都可以成為總統”。
Macleod八年後的回訪結果，讓人震驚，也讓人失望。他發現，門廊閑逛者確實與他們自身預期的相同，大多都在薪水很低、晉升很少、成功很稀罕而破產司空見慣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工作。他們不是沒有工作，就是呆在監獄，或者偶爾有工作了但是地下經濟或者是毒品交易。但讓他感到意外的是，兄弟會並沒有實現他們年少時的熱望，更沒有完成向更高社會位置的攀升，他們身處經濟服務部門的人數甚至比門廊閑逛會還要多，他們也在次級勞動力市場，做著修車、送貨、保潔、勞工等低工資、高風險的工作。
這與社會上信奉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信仰相悖，努力和回報之間的關聯也並不像意識形態所宣揚的那樣直接。其實，不論是門廊閑逛者還是兄弟會，他們都如同卡夫卡筆下的鄉下人，面對著同樣的壹扇為他們準備的門；也不論是他們靜靜地等待還是試圖闖入，他們也同樣面臨著壹種結局。正如，卡夫卡在《小寓言》裏描述的那只走投無路的老鼠，“世界天天在變，變得越來越窄小，最初它大得使我害怕，我不停地跑，很快地在遠處左右兩邊都出現了墻壁，而現在――從我開始跑到現在還沒多久――我已經到了給我指定的這個房間了，那邊角落裏有壹個捕鼠器，我正在往裏跑，我徑直跑進夾子裏來了。”鄉下人和門廊閑逛者以及兄弟會，都有壹個指定的房間，左右兩邊的墻壁阻擋了他們其他方向的選擇，他們只能向前跑，跑到那個“夾子裏”，接著，門從背後關閉。
人們所面對的可能性嚴重地受到諸多結構性障礙的限制。正如Jay Macleod所言“熱望、請求和智慧常常不能穿越穩固的結構不平等外形。”況且這種願望和請求只是壹種弄得非常巧妙的機械裝置而已，而這種機械裝置的整個運行過程，我們往往壹無所知。對於下層階級來說，通向上層階級的大門的確是敞開著的，正如卡夫卡筆下的那個鄉下人，但各式各樣的選拔考試以及語言、文化的差異，很難被我們覺察，而成為了阻礙夢想實現的障礙。
在社會控制層面，這種意識形態無疑是成功的，它無需強力和制裁，只需通過推行那些可以強化其統治地位的價值觀，使下層階級通過認同這壹價值觀和競爭體制就會變得溫和與順從，意識形態的普遍性和深入性可以確保社會穩定和社會和平，它比強力更具有隱蔽性，也更有效。
小說中的鄉下人盡管“嘗試了很多方法”，甚至拿來所有的東西，來賄賂守門人，但是他還是不被允許進入，社會結構與階級次序森嚴屹立。而守門人早已知道，無論鄉下人如何努力，都不會得到允許，從他剛來的第壹天起，他的命運已經被決定了，鄉下人只有呆在他自身的社會位置，所有的努力只不過是壹種徒勞。
但是，鄉下人壹直活在“現在不行”，但明天“有可能”的幻象裏，正如塞繆爾·貝克特筆下的愛斯特拉岡和弗拉季米爾，他們躑躅在不可知的人生旅途上，忍受著無邊無際的苦難和無處不在的悲傷，苦苦等待那個能夠賦予他們無限希望但卻遲遲不來的戈多。
戈多最終沒有來，鄉下人臨死前也未能進入法的門，他們都在滿懷希望中憧憬著未來，但未來就像壹個泡沫，在他們生命的旅程中不斷地縮小，最後消散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