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語言藝術研究
《論語》作為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輯錄，重在記言，因此，對《論語》文學價值和散文藝術成就的認識，首先是從其語言特征開始的。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從“儒者崇實”的思想特征，洞察了《論語》“略無華飾，取足達意而已”的語言藝術特色。[2]蔣伯潛認為，《論語》作為“最早之記言體”，“章既簡短，辭已質樸”，而所以形成“質樸”的語言風格，乃與《論語》之成書方式有關，《論語》是孔門弟子記其所見所聞的“直錄”，“蓋慮其鋪張潤色，或致反失其真，記錄忠實，理所當然。”[3]柳存仁把《論語》的語言特征概括為“語長文簡”、“多含蓄較深之意義”，認為其“記言之處”，“已頗有較豐富之文字與情感可資表章者”[4]。從以上論述可知，20世紀30-40年代，研究者從總體上簡明扼要地認識到了《論語》的語言風格特征，並對其成因有所認識：壹是由早期儒家的思想主張所決定，二是“記錄”的寫作方式，三是由於當時的書寫物質條件的限制，“大約《論語》成書之時代，文書之物質尚極難獲得，記錄口語，僅記綱目以免遺漏，而精微深遠之涵義則僅憑口說，未必全在布帛。”[5]
《論語》雖為語錄，然而實際上包括語錄和對話以及壹些簡短的記敘三種體式。前者記載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言論；後二者主要記敘孔子與弟子及時人的對答之辭，同時也用壹些形神兼備的小故事表現人物的舉止行為。《論語》的語言藝術特色就是在這幾種體式中得以體現。《論語》基本是口語，明白易懂，文字簡括，壹般只敘說自己的觀點，而不加以充分的展開與論證，從而形成“質樸”的語言風格。鄭振鐸認為：《論語》“文字雖極簡樸直捷，卻能把孔子的積極的思想完全表現出來。”[6]然而“質樸”並非貧瘠枯燥。由於孔子生活及《論語》生成之時代，春秋詩性文化風韻猶存，加之孔子及孔門弟子良好的“詩學”修養，因此“文簡”而“語長”，“質樸”而“含蓄”，造成了濃郁的“詩味”，給人以悠然神遠之感。錢基博認為，較之《尚書》典、謨、誓、誥之“無抑揚頓挫之文，木強寡神”，《論語》二十篇，“渾噩之語，易為流利之詞，作者神態畢出”；較之《左傳》之“以曲暢為肆”、“以凈誇為奇”，《論語》“辭以簡雋稱美”，“意以微妙見深”，因而“文緩而旨遠，余味曲包”，“語約而有余於意，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7]所論頗中肯綮。
由於孔子對現實人生有著深刻的體察，因此在《論語》中有許多言簡意賅、富於哲理性與啟示性的語句；這些語句大都抑揚頓挫，朗朗上口，讀來給人以節奏明快、音韻和諧的感受，頗似後世的散文詩，以其思想的豐富深刻與表達的生動傳神、韻致的含蓄雋永而受到推崇。5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社會和學術的轉型，《論語》散文藝術研究開始由感悟式批評走向比較系統的理論研究。遊國恩認為，“《論語》是語錄體散文，主要是記言，……主要特點是語言簡練，用意深遠，有壹種雍容和順、迂徐含蓄的風格”，“言簡意賅，耐人尋味”。[8]胡念貽認為，《論語》中“壹些格言式的表述哲學理論的語句”，大多“富有文學意味”，這些語句“詞約義豐，在簡短的文字裏包含了豐富的內容，幾個字或十數個字常常是多少年生活經驗或長時期的觀察所得的結果，文字本身也常常饒有韻味”，“不獨內容深厚，語言也富有變化，能夠很恰當地表達出說話的人當時的思想感情”，因此，這類語句雖然“樸素無華，卻能壹下子打動人的心靈”。[9]吳景和認為，《論語》作為“論纂”之作，遵循“述而不作，信以傳真”，不敢“妄以已意誣師言”的寫實原則，但又是“敘已所欲說”，是經過“記憶選擇”的具有典型性的言論和事件，因而其中滲透著作者的生活和美學思想，具有較多的文學品質，“主要的是通過人物精神生活的描寫，用他自己曾被感動過的形象來感動讀者”，“從有生氣的口頭語中提煉文學語言，不乏警句格言”。[10]尹建章也對《論語》富於藝術性的語言進行了分析，認為其語言特色表現為：（壹）通俗平易而又精粹雅致的“口頭語言”，（二）靈活多變的修辭手法的運用，從而“使得語言更加含蓄、形象、生動”，（三）虛詞運用純熟自然加強了語言的抒情性和音韻美感。因此《論語》的語言“達到了貼切、通俗、精煉的境地，形成了它的字穩句妥、文筆流暢的特色”。[11]李人紀認為，《論語》中的說理語言用詞精確，搭配恰當，結構嚴謹，“善於采用適當的方式方法把豐富的思想內容錘煉在簡短的語句當中”，因而“以詞約義豐著稱”；或據理直言，語句斬釘截鐵，或言詞剴切，入情入理，或感慨贊嘆，抒情意味濃厚，具有“觀點明確，感情色彩鮮明”的特點；綜合運用排比、反問、比喻、映襯、對比、層遞等多種修辭手法，因而“說理生動活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2]林堅撰文認為，《論語》中這類語句是詩與哲理的結合，因而具有耐人尋味、發人深思的“理趣”之美，以其“警策的力量推動著讀者與作者壹同思考、探索生活的真諦，理精語雋，回味無窮”，是“詩化的哲理”、“哲理化的詩”。[13]此文立論新穎，分析深入，頗多啟發性。譚家健從語錄文體特征的角度論述了《論語》的語言藝術的精妙之處，認為其語言特色表現為：“言簡意賅，深入淺出，雋永有味”；“善於把抽象的哲理凝聚於具體的形象之中，使深奧的理論文字同時具有盎然的詩意”；理中寓情，“在記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談時，總是力求如實地反映出他們豐富而復雜的感情”，“帶有濃郁的抒情色彩”。[14]文章從具體事例的剖析入手，頗具說服力。曹文星認為，《論語》記言的最大特點是精辟深刻，富於哲理性，它是夫子對生活的深邃的觀察和透辟的認識的結晶，是用豐富的閱歷獲得的對社會、人生的獨特理性體認凝聚而成的，因而“語語珠璣，擲地有聲”，“實為文學語言之上乘”。[15]梅俊道《談〈論語〉的文學語言特色》是壹篇專門從語言藝術角度探討《論語》文學價值的論文，指出其語言藝術體現為：性格鮮明的人物對話、強烈抒情的表述語言、凝練含蓄且哲理化的格言、豐富多樣的修辭手法、簡練的動作神態描寫語言。作者認為，《論語》“遣辭簡約，準確傳神，真可謂是以壹當十，字字珠璣”，其樸素淳真自然的語言風格，“至今仍虎虎有生氣”。[16]章滄授綜合諸家之說，比較系統地研究了《論語》的語言藝術特征，認為其語言具有：美的節奏音韻，讀之瑯瑯上口；美的整齊句式，誦之津津有味；美的凝練意蘊，給人啟迪無窮；美的疊句重語，令人尋繹不盡。作者認為，正是以上特色，使它在“諸子散文藝苑裏大放異彩”，“壹部《論語》可以說是名句的集錦、格言的薈萃”。章氏並從藝術美的角度對《論語》中的格言作了剖析，認為它們“語約義豐，簡潔凝練”，“哲理深邃，啟迪無窮”，“質樸自然，生動形象”；這些格言“既表現了思想家的鮮明性，又具有哲學家的深刻性；既表現了教育家的邏輯性，又具有文學家的形象性。”[17]方銘通過分析《論語》中排比、對偶和復疊等語言藝術手法，發現了其言語間的節奏旋律美感，認為《論語》的語言美感，“體現在對語言節奏感的追求上”，《論語》的編纂者“憑直覺感受，就創造了優美的旋律和動人的節奏”，“使《論語》有散文詩的韻致”。[18]傅修延認為，《論語》中那些“子曰”引導的孔子之言，與《春秋》經文、《左傳》“仲尼曰”壹樣要言不煩，表現力卻更為強大，或借助於引譬設喻、或因句式鏗鏘而倍添韻致，甚或兩者兼而有之，“那迂徐柔緩的寥寥數語，有時竟能產生出點睛奪魄般的效果，令人讀後刻骨銘心永誌不忘”。[19]可見，研究者對《論語》的語言藝術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論語》以形象雋永的語言，形成的言近旨遠、詞約義豐的說理特色，為人所認識。實際上，首開私家講學風氣的孔子及其弟子，雖然重視語言的表達，然而並無意於“沈思翰藻”，《論語》所使用的“師徒對話”的表達方式，減弱了其刻意經營的努力，從而內在地“規定”了它從容不迫、溫文爾雅的語言風格；朝夕相處的耳鬢廝磨，師生間達成的默契，使他們的談話只須點到為止，形成其語言的簡潔精練，含蓄雋永；坐而論道“陳述”的瀟灑雍容，使其於簡單淡泊中透出“生動”的氣韻；《春秋》時期的“詩性”文化及其孔門良好的“詩學修養”，又使他們的言論“詩味”濃郁。因此，透過《論語》的語言表象把握其“文章”中體現的“道德”境界與精神氣韻，有待進壹步深入的研究。
《論語》除了記載夫子言論的純語錄體外，還有壹些篇章大量地載錄了人物的對話，可以說，比較集中地以對話形式入文，在散文史上始於《論語》。《論語》中不乏四子侍坐那樣情趣盎然的場面和長沮桀溺、荷蓧丈人那樣耐人尋味的片斷，在這些簡短的對話單元或敘事片斷中，作者往往對具體的語境稍作記敘，孔子那些散發著哲理光輝的話語，就成了有類於後世所謂的“文眼”、“詩眼”；而且由於具體的語言環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徵聖》），更能以簡潔的語言傳神寫照，表現出人物的神情語態，顯示出人物的性格。林庚認為，《論語》中的片斷對話，“並其言行而記載”，從而“在散文上乃正以能寫出對話者的神情見長”，“神情活現地表現出了每個人的個性與思想感情”，“《論語》正以此乃成為絕好的散文”。[20]遊國恩認為，《論語》的壹個重要特點，就是“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了人物的形象”，這些對話語言既“淺近易懂，接近口語”，又切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因而“就把當時孔門弟子間的親切談話宛轉曲折地表達出來”。[21]林堅認為，《論語》在哲言睿語的記敘中，“往往穿插記敘壹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片斷，甚或是無關宏旨的小事，閑中著色，為文章增添了無窮的樂趣”，“同時又有助於豐富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可親可近，躍然紙上”，並給人美的享受，“使文中所闡述的哲理、思想在輕松愉悅的氣氛中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在先秦散文中尤顯得難能可貴。”[22]譚家健認為，《論語》“在記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談時，總是力求如實地反映出他們豐富而復雜的感情”，“帶有濃郁的抒情色彩”。[23]曹文星認為，《論語》中壹些片斷場景的描寫，或靜或動，顯示了高超的藝術水準，其特點壹是細膩入微，往往寥寥幾筆，而神情畢肖，把人物的心理狀態及其相互關系活畫了出來；二是嚴密準確，具體的“事”為“言”規定了特定的環境和特定的意旨。[24]梅俊道認為，《論語》中的人物在敘述自己的理想時，常常通過壹些具體的片斷場景，“創造壹種詩情畫意般的意境”，“以景抒情，移情入景，情景交融，詩意翩翩”，“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25]實際上，由於對話體所形成的具體場景，因此使《論語》的語言具有極強的抒情色彩與藝術感染力；在與各色人物的或融洽交流或沖突磨合中，語言又具有鮮明的個性化特征，使語言成了人物形象、性格的自我表現。正是這些充分顯示了《論語》的文學特征與散文藝術成就。
二、人物形象研究
《論語》作為孔子及其門徒問學論道、探討社會人生的真實而傳神的記錄，其“論纂”者沒有刻畫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自覺意識，但由於他們十分熟悉所寫人物的壹切，又能設身處地寫出人物的活動，不經意中表現出人物的個性，活躍著壹個個生動飽滿、具體可感的形象。對《論語》人物形象的研究，是20世紀《論語》文學研究的重要創獲之壹，也是確認《論語》文學價值的壹個重要方面。百年中，對《論語》人物形象的研究又大致上集中在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形象特征和表現人物的手法兩個方面。
在整個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被人頂禮膜拜的孔聖人光華耀眼，“打倒孔老二”聲浪中的孔丘又似乎兇神惡煞。世紀初的學者無論對孔子及其儒學的態度如何，但孔子是人不是神已成為***識。梅光迪在《孔子之風度》壹文中，將孔子描繪成壹個學識淵博、多才多藝、品格高尚、充滿人情味和幽默感的君子。魯迅在發表於1935年的壹篇文章中則描畫了壹個“活著的時候頗吃了苦頭”的孔子形象。[26]這些對孔子形象的“近真寫照”式的形象“還原”，為《論語》人物形象的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
劉大傑在出版於1941年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對《論語》的人物形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在《論語》的不少段落裏，“寫孔門師弟的形象，都各有他們的特征”，並以《先進》篇的《待坐》章為例，指出：在這段“具有文學意義的記事文”中，“不但寫出了孔門師弟閑談時的活潑從容的氣象，而且從各人的談話中還表現了不同的性格”，子路率直中有浮誇，曾點活潑中顯瀟灑，孔子“態度親切，思想明智，胸襟開闊”。[27]胡念貽認為，《論語》的文學價值與藝術成就主要在於成功地刻畫了孔子這個人物形象。文章指出：“這部書所寫的人物，都以孔子為中心。在我國文學史上，以表現壹個人物為中心的著作，這是第壹次出現”，“《論語》裏面所寫的孔子的形象，還是相當豐滿的”，“《論語》中對孔子形象的描繪，它的動人之處……是在於它通過孔子生活中，壹些具體事件的描寫表現了他的性格”，其方法有三：壹是用靜止的描寫作細心的刻畫，二是通過生活中壹些具體的事件表現他性格的豐富復雜，三是通過孔子和他的弟子的關系以及與壹些隱士或不同眾流的人的交往中作細膩真切的表現。胡文還認為：這部書對眾多人物的各自的性格作了生動出色的描寫，但“這壹大群人物形象的寫出，主要是為了襯托孔子的思想和他的人格。”[28]文章大處著眼，細處著手，論述充分，頗有說服力。吳景和認為，《論語》“所描寫出來的孔子形象，按照其性質來說，是個喜劇角色。”這壹角色的成因是“孔子追求的目的與歷史發展的不協調”，“他做了壹件最滑稽可笑的事情時卻像演著悲劇那樣嚴肅”，“作者很善於通過行動寫出孔子這種復雜的精神生活”，“寫人敘事時，重在人物精神面貌的描寫”，因而是“當之無愧的傳記文學的祖型”。[29]所論頗具特色。尹建章也對此進行了精到的分析，認為《論語》通過展現人物性格充滿生活氣息的具體環境、描寫儀態容貌和動作以及委婉曲折的故事情節，呈現了“面貌清晰，性格鮮明”的“眾多人物”，而描寫人物“主要采用客觀抒情的方式，即用人物自己的語言直接抒發各自的喜怒哀樂之情”。文章在肯定其文學性和“近似文學作品的寫法”的同時，提醒人們要註意《論語》與純文學作品的區別，壹是限於真人真事，“不像其後的純文學作品那樣，對生活材料進行了藝術加工，加以合理的想象和虛構”，二是零章碎節，互不連貫的記錄形式，使“人物思想性格沒有發展演變的過程”。[30]立論較為穩妥。曹文星則認為，《論語》“以實錄的現實主義手法，用抒情的筆觸，塑造了孔子的藝術形象”，“透過孔子形象的塑造，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壹種思想，壹種信念，壹種道德，壹個時代”，並引用巴爾紮克的話是“用最小的面積驚人地表現了最大量的思想”，因此，作者認為：“《論語》無疑是典型化的優秀作品”。[31]觀點亦有特色。
在對《論語》人物描寫研究的同時，研究者還對其與後世敘事作品的淵源關系作了探討。譚家健認為《論語》中孔子、子路形象的個性特征鮮明且有多方面展示，同時比較了《史記》和《論語》對孔子的記敘，認為《論語》詳於言論而略於行動，只記小事而不記大事，只記片斷而不求系統，因而孔子的面貌雖不夠完整，但卻十分具體且細膩傳神，在表現精神狀態和風度氣質方面，比《史記》要豐富得多，《史記》“從《論語》中吸取了許多營養”。[32]傅修延從敘事學角度對《論語》的人物描寫作了探討，認為“以言見人”是其顯著特征，以孔子之言為中心，對具體語境稍作點染，從而形成了壹系列具有敘事意味的相對獨立單元或片斷，人物的個性氣質在讀者心目中獲得了鮮明顯現，“整部《論語》簡直就是壹部人物畫廊”，“以如此之少的文字刻畫出如此之多的形象生動面貌各異的人物，在文學史上亦屬鮮見”；同時作者還註意到它與《世說新語》這樣的雛形小說的聯系，認為以《世說新語》為代表的魏晉“世說體”正是繼承並發展了《論語》以精粹之言為“眼”的敘事模式，並對其間的異同作了簡要論述。[33]雖然簡略，但卻是開辟了壹個新的研究領域。循此思路，《論語》的人物形象藝術與小說、戲劇藝術的淵源與影響研究，將是壹個頗為有趣的課題。然而在對《論語》人物形象的研究中，也存在著某種簡單套用現代概念的傾向。《論語》主要記述的是孔門的哲學思想和政治主張，雖然不可否認從中可以窺見人物的音容笑貌乃至性格，但畢竟是粗略的、片斷的，與後世小說、戲劇等敘事性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尚難同日而語。
三、文體特征與總體風貌研究
《論語》作為壹部孔門哲學思想和政治主張記錄的語錄體著作，具有明顯的“政論”色彩和崇德重用的特色，用現代觀念的先入之見來評價其文學性，引述西方話語方式評說其藝術特色難免未達壹間的隔膜感，因為具有文學價值與文學作品畢竟有所區別。因此，不從既有概念出發，針對研究對象的實際，實事求是地揭示其特征與風貌，應是《論語》散文藝術研究的題內之義。
鐵民、少康、光爍《關於古典散文研究的二三問題》壹文認為，從形象、情感等概念入手來評價《論語》的文學價值，“是把路子走窄了”，因為“它不甚切合我國古代散文的實際情況”。[34]吳景和認為，《論語》雖然“滲透著作者的生活和美學理想，具有較多的文學品質”，然而其中的不少篇章，“並不是通過具體的感性形象形式來反映客觀事物，而是著力於分析具體的個別現象的壹般性質，運用邏輯概括來反映世界的”，“整部《論語》充溢著學術論文的氣息”。[35]雖然切中某種實質，然作者淺嘗輒止，未能展開論述，況且《論語》的語錄體的著述方式，限制著它的“學術論文的氣息”和“邏輯”性，因而與後世的政論文、學術論文畢竟有較大差異。李人紀《〈論語〉說理的寫作成就論析》壹文，[36]把《論語》定位為壹部“孔子講學論政”的“說理性散文”，並且從說理散文的發展狀況著眼，比較深入地論述《論語》說理方面的寫作成就。作者認為，《論語》在說理方面有三個明顯的特征，第壹，它是壹家之說，雖然沒有構成整篇的文章，集中地對某壹問題進行剖析和論述，但把散在各章的有關某壹問題的言論集中起來，其觀點卻有著內在的壹致性，能從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說明壹個中心問題，因而符合“彌貫群言，精研壹理”的論著的基本要求。第二，全書五分之四以上的章節屬於說理性質，分別運用直言、假言、選言等判斷形式和比、譬、援、推等論證方法，絕大多數章節條貫清晰，具有較強的邏輯性。第三，全書用當時的普通話“雅言”寫成，語言明白簡練，使用多種修辭手法來說理，比較生動活潑。關於《論語》的邏輯性問題，趙紀彬認為：“孔子根本沒有‘類’的概念”。 [37]李文不同意這種說法，並以具體的例證說明，孔門“在邏輯思維方面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表現為：壹、概念明確周密，“論斷的邏輯性很強”；二、說理時已能運用復雜的判斷形式恰當地反映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表現深刻的思想；三、已能較熟練地運用因果、類比、演繹、歸納等推理方法，“論證方法靈活，推理相當嚴密”。因此處於說理散文初級階段的《論語》，雖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些缺點和不足”，但所取得的成就“卻是前所未有的”，是“說理散文發展史上重要的突破”。此文視角新穎，論述深刻，對認識《論語》乃至中國古代散文的藝術特質和文體特征具有啟發意義，值得註意。
譚家健認為《論語》是壹部“以說理為主的語錄”，在中國文學史和文章史上具有首創性。譚氏對語錄體的文體特征作了探討，認為“雖然它不是純文學形式”，卻是中國古代“壹種文章或著作的體裁”，並對綿延不絕、代有佳作的情況作了梳理，對其流變得失有要言不煩的精當概括，填補了關於語錄體及其發展研究的空白。[38]朱玲認為，《論語》作為語錄體散文“用獨特的說理方式記錄思想的精華”：1、“寫小品做大文章”，“用看似隨意的結構形式駕馭了壹個博大龐雜的思想體系”；2、“講小故事論大道理”，“以小見大的手法確實高明”；3、“洗煉精審的小語錄，處世安邦的大手筆”；4、“行之於文，喻之於理的語言風格”，5、“詩的語言和韻律”。[39]在對《論語》文體特征的把握上較有新意。
關於《論語》散文的總體藝術風格，壹些論著在討論其文學價值、藝術成就時雖時有涉及，但切中肯綮者不多。陳平原試圖從整體上把握《論語》的風格特征，認為它不以“思辨”而以“氣韻”見長，表現為：從容不迫、溫文爾雅的敘述風格、“坐而論道”的神態氣韻、於淡泊中透露出來的“氣韻生動”，以及從中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境界。[40]林堅《論語的文學趣味性初探》壹文，[41]從趣味性這壹側面入手，對《論語》的散文藝術風格作了頗為新穎獨到的闡述，是壹篇有創意新見的論文。文章認為，《論語》在藝術表現上的壹大成功和顯著特色，是“‘講學語’與文學趣味性的高度融合”，“常常借助於口語化、形象化的文學語言所造成的理趣、情趣與諧趣，使得行文風趣自然、生動含蓄，讀來毫無枯燥、晦澀之感，在作者平易近人、娓娓動人的敘述中，領略到文章所宣示的旨趣甚至是深奧的哲理。”作者從三個方面對《論語》的趣味性作了深入研究，壹是耐人尋味、發人深思的理趣，運用比喻、象征等手法，直接利用生活現象和自然現象，賦予常見事物以特定的哲理內涵；二是濃郁的生活情趣，在哲言睿語的記敘中，往往穿插壹些富有生活情趣的片斷，甚或無關宏旨的小事，閑中著色，為文章平添了無窮的樂趣；三是引人入勝的諧趣，就是機智而巧妙地運用幽默、詼諧、戲謔、諷刺等多種喜劇手法，或妙趣橫生，或入骨三分，“閃射著智慧之光，給文章增添了喜劇的色彩和風味。此文視角獨到，論述也較透徹，對突破陳見，創出新意，把《論語》散文藝術風格的研究引向深入，頗具啟發性。
以上對百年的《論語》散文藝術研究作了壹番匆匆巡禮，掛壹漏萬，評說亦不免失誤，然而僅從所撮要列舉的情況看，《論語》散文藝術研究，從起步而蔚為大觀，逐漸擺脫了各種束縛與偏見，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其文學價值與地位得到了認識與確立，成績是顯而易見的。然而相對於哲學觀點、社會政治思想等的研究來說，《論語》散文藝術研究只能說是尚處於起步階段，無疑還有不少缺憾。首先，要對理論上存在的壹些失誤作冷靜的符合實際的分析。百年中對《論語》散文藝術的確認，所使用的評判標準和術語基本上是從歐美移植來的，並不完全符合其實際情況。因為《論語》及其他先秦諸子散文有其獨特的內部構成特點，在文體品類、題材內容、形式構造、表現手法等方面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因此，任何先驗的理論模式和僵化的思維方式，都將會閹割其豐富性，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和獨特魅力。因而，真正從實際出發，不套用某種現成理論，從中提煉出相關的命題，探索出切合《論語》散文藝術自身特點的理論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對象，從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把研究引向深入，應當成為未來《論語》散文藝術研究的當務之急。其次，由於《論語》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其散文藝術研究過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識形態的介入和政治思潮的幹擾，重思想輕藝術，既造成了眾多的迷誤，也導致了研究的浮淺，很多領域與問題還缺乏深入的探討，甚至還有不少“空白”存在。因此，進壹步拓展《論語》以及先秦諸子散文藝術的研究領域，加強理論建設，尋求新的突破，乃為事所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