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映了民本思想。戰國時期民本思想十分流行，《戰國策》有些文章表現出對平民力量的重視，如“趙威後問齊使”把平民的地位放在君位之上，認為“茍無民，何以有君？”（《齊策四》）這和《孟子》的“民貴君輕”論有相通之處。又如馮諼為孟嘗君營造三窟，其中之壹就是“焚券”、“市義”，使薛地百姓皆呼“萬歲”。雖然是為了收買人心，但也說明他們已經意識到人心向背對貴族的安危是如何重要。這種思想在書中比比皆是。
《戰國策》對那些殘害百姓、殺戮忠良、荒淫無恥的統治者予以無情地揭露。如宋康王無道，“罵國老諫者，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任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於是“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宋衛策》）齊閔王拒諫飾非，枉殺直臣，弄得百姓不附，宋族離心，國被燕所伐，身衛淖齒所殺。（《齊策五》）作者對這些暴君都持有鮮明的否定態度，表現了壹定的正義感。
2、有明顯的“貴士”的傾向，把士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顏斶見齊宣王，大膽宣稱“士貴耳，王者不貴”“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燕昭王築黃金臺，尊郭槐為師，禮賢下士，“士爭湊燕”，終於破齊復國，報了大恥。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這種思想對於束縛人才的世卿世祿的官吏制度是壹個沖擊。書中還提出發現人才要不拘壹格，不能求全責備，要用其所長，避其所短：要看大節，而不苛求小疵；要充分信任，而不要隨便懷疑等，這些仍有壹定參考價值。
3、《戰國策》記錄了許多嘉言善行，雖主要是對某些統治者的規勸，但對後世也有壹定的教育意義。如觸龍說趙太後，主張貴族子弟要及早為國立功，長輩不要溺愛，否則，“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是非常危險的。公子牟勸範睢，“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果肉期而果肉至，果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唐且向信陵君建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這些話具有格言意義，包含了某種生活哲理。
4、對於銳意改革、勵精圖治的國君，《戰國策》給予充分肯定。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遭到國內保守派的反對，他毫不退縮，同他們反復辯論，堅持到底。他多次宣布“反古未可非，循理未足多”。“便國不必法古”，禮、法、政、教都要從實際出發。並且明確表示，儒家所提倡的那壹套不合時宜，不足取法。“仁義道德，不可以束朝”（均見《趙冊二》）這些都是當時觀念形態變化的真實反映。
5、從思想線索上看。《戰國策》藝術上自成壹家，就是縱橫家。而其道德哲學觀多取道家，社會政治觀接近法家，獨與儒學抵牾不合，因而為後世學者所詬病。劉向已指出《戰國策》的這種傾向。三國時秦宓曾攻訐：“戰國反復，儀秦之術，殺人紉生，亡人紉存，經之所痊” （《三國誌·蜀誌·秦宓傳》）。 北宋曾鞏指責《戰國策》是“邪說害正”，要“放而絕之”。元人吳師道認為“是書善惡無所是非”，“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戰國策序）甚至宣揚受賄有功，造謠言說假話有理，露骨的提倡個人功名利祿，宣揚利己主義等，無疑都是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