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勢，儒家要進入企業，君子要擔當企業文化建設——單光正
復興儒家：今之君子當誌之經濟
考孔子列國周遊，以幹七十二君，終生求之，獲於政事；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故而，誌於政事，乃我儒家之本分。
察今之學者，則謬矣。徒事學術，空談而不誌於用，且不問大用小用。新儒家欲振興近世儒門之頹廢，惜其不得方，入學術壹門，竟以為高。將儒家引入學術之人，大罪於我儒家也。牟宗三之徒眾，競相傳習，成壹時之風氣，將經世大用之儒家狹小為徒事文字遊戲之淫巧，吾儒亡矣，吾輩悲矣。
吾儕不敏，甘做血祭，欲以開我儒家風氣之先。吾儒自夫子開創，便是“閑先王之道”，誌在周公，欲相王而平治天下。《論語》載，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立足於家，齊家即是為政；立足於國，治國即是為政，平治天下，王天下即是為政。《韓非子》載，自夫子歿後，儒分為八。八儒之分，總其要旨，約略有三，曰孝親之儒、小康之儒與大同之儒。孝親之儒以孝親為本，輕棄天下，孟子曰：舜父殺人，舜棄天下如棄敝履；小康之儒，唯重上下尊卑，禮樂制度，節言行，安民心；大同之儒，輔相攝政之擔當，勇於革命，大道之行，講信修睦，天下為公。
孔子刪訂六經，承繼上古三千年文化之大統，創立儒家，流傳道統。於詩書禮樂易春秋，夫子皆刪訂其文，皆口傳其大義。至孟子始能全體承繼，孟子之後，儒家愈來愈狹窄。六經大義，後世不行，公羊混而為壹，具歸春秋，故曰，公羊興而世人始知六經微言之下有大義存焉；故曰，公羊興世人只知春秋微言大義，六經大統萎矣。今日儒家之首要任務，即在守住六經，固本培元。如何守法？即在廣大六經大義，將六經大義從公羊之狹小局面中獨立出來，以光復五千年夫子所傳之道也。
兩漢承之，蓋善法古也，然其規模頗有局限。歷魏晉，經隋唐，至宋明而徹底扭曲之，理學大談心性，自謂辟佛老，然其事倍功半，自損八百矣。豈善戰者乎？援佛入儒，以佛解儒，非我儒家之幸事，乃華夷之辨之大防，儒門之大不幸也。心性之學盛，公羊大義湮滅矣；朱熹崇四書，而五經微言廢矣。理學，孔子所立之儒學哉？抑或似是而非之外道也。正邪之辯大矣，不可不辯，不可不嚴。孟子息邪說，自比於夫子之作春秋。然宋明與今之學者相較，今之學者，宋明學者之罪人也。宋明雖主心性，然其誌仍在獲於上而治平天下，今之學者則不然，徒誌於學術，搬弄文字，終生作文，豈清代乾嘉之徒耳。比之乾嘉，今之學者又大可慚愧也。乾嘉學者，乃囿於滿清之高壓不得不然，今之劣徒，於我儒門求食耳，以壹冷漠之態度，胡亂堆砌我大義微言。詩以存誌，文以載道也，豈今日之文字遊戲、學術職業可比。
儒門冷清，莫甚於此時。放眼望去，無有儒者立於天地之間，唯營營者，在奮力謀食。嗚呼哀哉，我心憂之。
儒家之真精神，在平治天下，即積極幹預社會也。傳統以政治為大，故而儒者以獲於上為誌，得以理民平安百姓也。新儒家其心迫切，以民主與科學為我儒門之誌向，究其實，仍在於延續傳統之政治幹預也。然今日之勢，經濟為大，市場經濟乃吾人生存之基礎維度也。
古之時，天下壹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或封建，或郡縣，萬民團之於家，宰制於國，實壹家國同構之政治時代也。今之形勢則不然，資本主義蔓延全球，市場經濟主宰人生，百姓十之七八附屬於企業組織，人生數十年囿於企業之中。質言之，吾人今日所處乃壹經濟時代也，決然不同於傳統之政治時代。時代不同，然我儒家之誌壹以貫之，在經世致用，積極幹預社會民眾，力圖教化之流行，民眾福祉之提升；時代不同，然我儒家之路徑壹樣貫之，認清時代之格局，致力於最重要之主體組織。故於傳統政治時代，我儒家學而優則仕，獲於上而為官得以為政教化以治民，而於今日，我儒家當整體轉向經濟，立足企業，以正上下，以教化民眾。
故吾儒家憂患之輩，當於此處大擔當之，天降大任，儒者命之。社會之主體不在政府而在企業，企業之主體不在員工而在老板，故而，今日之真儒家，當進入企業，做職業經理，以此治理企業，平治天下也。此為唯壹之正途，儒家之生死興亡，在此壹舉。願吾儒深思之，以君子之大勇擔當之。切莫於學術營營也。學術知識化之儒家，務在去我儒家之誌向，息我儒家之入世，滅我儒家之大敵也。法孔子做春秋、孟子息邪說，今日吾輩力拒學術之敵、心性之敵與基督教之敵也。
明六經大義，致力於企業經理也。儒家之興，在儒者經理人之出現；儒家之盛，在儒者主體誌於經理人。前半生做事，後半生作文，乃儒家之正。
進入企業，君子要勇於擔當企業文化建設
市場經濟，工業取代農業，主導社會，市場優化資源配置。企業乃最基本之社會組織形式。民營經濟，中小企業乃是最重要之市場主體，是我中國未來發展之期望所在。儒學創自夫子，誌於經世致用，非徒繁文縟節、浮華虛詞。夫子刪訂六經，天下文明。《尚書》恢弘治道，典漠訓誥誓命，接續上古三千年之道統。我儒家整體轉向企業，君子誌於經濟非迂腐浪言，乃以時為正，道法自然。
民營經濟，尤以中小企業最為典型，時下正處嚴重混沌之中。勞資矛盾沖突，人際關系冷漠，老板迷失大局，員工迷茫希望，渾渾噩噩，壹派消極頹敗之象。探究考求其故，乃在企業文化之缺失。
生命之義在陰陽，形神合壹方為人。企業者，乃是人人之群之眾也。身國同構，家國壹體，企業不過壹大生命耳。企業文化與制度規範，壹陰壹陽，禮樂不可或缺。制度約束，政也，文化熏陶，教也，政教合壹，禮制樂化，方為完備。故曰企業文化者，乃企業之神明，整合、導向、凝聚、規範與激勵員工於無形之中。
文化即是信仰，企業文化，即是企業信仰。考西方慣例，政教分開，凱撒與上帝分離，世俗政權不得簪越信仰之聖域。資本主義，宰制於市場經濟。企業制度大盛於西方，企業文化建設亦隨之興起。西方本於還原分析，長於邏輯推理，視人為生理解剖之肢體臟器，故誕生泰勒之機械論專業分工思維。由是科學管理大行其道，然漠視人道，日久生弊。經由梅奧洛桑實驗，西方管理實現轉型，心態精神，絕非私事，人本主義，關註個人。
輔相之正，教化之責。今之儒者故當尊奉六經，潛心經典，躬身力行，承續千古不絕之道統，又當旁考人類歷史之演進，宏觀當下之時運，立足企業，輔相管理，教化員工，以伸“先王之道”，以立聖德大業。
如何立足企業？我儒家進入企業，首在制度之再造。現有企業源出於西方，亦在政教分離之框架下設計搭建組織。其本質，不過機械論之思維也，只是關註有形，約束人的舉止。而我中華民族則不然，歷來講求神道設教，政教合壹，為政尤重教化。古者君子為官，其要有二，曰政刑，曰教化。以今日企業管理學術體系比之：政刑者，企業日常之管理也；教化者，乃企業文化建設之謂。政刑與教化乃治人之大本，不可偏廢，故長於政刑疏於教化之西方管理出於基督教之文明，不合於我中華民族之文化。欲拯西方管理在華夏之弊政，必引入我中華德化流行之傳統。落於實際，當挺立“國師”，名之曰企業文化執行官抑或企業文化經理。董事會私有企業，有類於天子家傳天下。董事會之下，兩大急務，企業流程管理與企業文化建設。可有類於傳統君子合二為壹或是分而為二之操作。以目下形勢斷之，分而為二較為妥當。董事會私有制度下，組織設計，開出兩大系統，企業流程管理經理系統與企業文化建設經理系統。各設專門職業經理人員，我儒家即充任企業文化經理。
君子職業經理人之職責在學習經濟原理與管理知識，掌握人力資源與企業文化之體系要義，積極幹預企業管理，開發人力資源，和諧企業文化。君子急務，輔相天地，以正上下，首明輕重緩急本末先後。
具體方略，首在促其自我覺醒，即老板之轉變與員工之覺醒。在老板促使其提升人生境界，轉變企業追求，視企業為壹教化之學校、育人之樂土，做企業不止在賺錢，更在做事業，作人生；在員工則實現其自我覺醒，明確人生之追求，清晰自我工作之規劃，為自己而工作，為理想而奮鬥。其次，於企業赤裸經濟利益之紛繁復雜中，鍛造企業家與員工“五德做人”之品格。五德者，仁德、義德、禮德、智德、信德。仁德者，人性本善，自覺惻隱之心，善待別人，孝悌感恩，敬畏天地，關愛、容忍、認同。義德者，肩挑重擔，責任擔當，堅定底線，克服浮躁與誘惑。禮德者，尊敬師長，禮儀之邦，禮尚往來，進退有度，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智德者，通徹圓明，智慧做事，杜絕粗暴。信德者，誠意正心，反身而誠，誠敬於天地，於祖先於神明，非是契約的義務，乃在認同之自覺。當下國學虛熱，多企業國學總裁培訓，然皆不足觀也。上者引導企業家建立學習國學之興趣，下者直墮落為兒戲娛樂耳，故欲真正變革企業，提升企業家與教化民眾，舍我儒家進入企業別無他途。變化氣質，改造人格，乃在日用平常，朝夕之間。
再次，務使員工樹立崗位成才之學習理念，學習如何高效工作，打造“五力做事”之範式。五力者，學習力、謀斷力、執行力、組織力與溝通力。知力者，學而時習之”，首明貴學之大義，知識爆炸，亦當貴學。謀力者，權衡利弊，善謀善斷，謀與斷不可缺壹，謀而乏斷，能見而不能持也，斷而無謀，終是空斷。行力者，知行合壹，貴在行也，躬身力行。群力者，人雖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只在人能群，彼不能群。通力者，溝通人我，匯通萬物，完美築象，清晰表達，心的溝通，千裏神交。
最後，輔相成就識人、識時、識命、識睿、識聖“五識領導”之大企業家。識人者，知人則哲，先知後行也，知人善任，收放有度，揚長避短，各盡其才。識時者，天道循環，以時為正，君子貴觀象而知時也，把握時位，順時而動，英雄造勢，締造輝煌。識命者，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自覺使命，明確定位，道義追求，擔當責任。識睿者，邏輯思維，觀象知幾，宏觀把握，從容判斷。識聖者，聖者仁也，識內聖外王之道也。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以內聖，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外王規模。企業家內聖外王，以仁立世，仁愛天下，方可成為壹代商界領袖。
儒家進入中國企業，建立中國式管理模式，融攝國學精髓，確立儒學現代價值，全面輔翼中國企業，推動企業穩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