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理性具有徹底的批判性，要尋根究底，揭示事物的普遍性和規律。科學理性富於懷疑精神。
技術理性：在於最佳地應用對實現目標有用的方法手段，考慮到環境（如人力資本和資金等）和自身條件的限制，調整屬於本能的行為（如征服），以及未加批判地按原樣接受傳統的行為模式，盡可能排除偶然性，減少風險，從而使整個過程處於可控制的情況之下。為此，需要進行計算，以達到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收益。
通常認為中國沒有，至少缺乏這兩種理性。然而實際上在中國人（以及許多東方人）的日常生活特別是人際關系中不乏甚至充滿了理性，如冷峻的算計，考慮到種種因素和前因後果，以及有行動上精確的步驟，各種影響甚至突發事件等都在控制之中（各種“預案”）。5千年封建王朝更叠，帝王將相們上演了無數的悲喜劇。帝王系列的電視劇如《康熙王朝》，把康熙皇帝如何把大臣們玩弄於股掌之中，大臣們又如何在各種或糾纏或對立的勢力下沈浮於宦海之間。智謀之老練，算度之準確，行事之沈穩，與科學理性和技術理性有異曲同工之妙。眼下熱播的壹部又壹部古裝電視劇，羋月傳、瑯琊榜、花千骨……，同樣在教育當代國人，如何爾虞我鬥，機關算盡，或在宮廷爭寵，或在官場謀權。
古今中外，凡是人類，都脫不了人際關系；所謂人是社會動物，就強調了這壹點。自然，世界各國的人際關系都具有本國的特色，但彼此間的***同點大於相異處。相比較而言，中國的人際關系所具有的“中國特色”尤為“白裏透紅，與眾不同”，以至於形成了為中國所特有的人際理性。
首先，人際理性把人際關系放在萬物萬事的第壹位。梁漱溟曾論及人的“三大關系”，人與自然（擴展即物）、人與他人，以及人與自身的關系。前者是社會與個人發展的基礎，後者是目的和歸宿，人際關系是二者之間的中介。三大關系既不可分割，在特定語境下又以其中之壹為主。世界上唯有中國，自古至今，時時處處皆以人際關系為主。人與自然的關系或如“道”如“氣”，令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或雕蟲小技，甚至奇技淫巧。至於人與自身的關系，關鍵是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其要害就是讓世人感到費解的“面子”，譬如說，眼下層出不窮的“面子工程”。以他人的印象作為人生主要甚至唯壹的目標，自我也就自我泯滅。
其次，這種人際理性又無規可循，無規可依；無規，被認為是理性的最高境界，而問題在於在中國，從來就未曾有過“最低境界”，未曾有過人際關系的底線。人與人之間的博弈是無限規則，壹次性博弈，每壹次博弈都因人因事因語境而異，從中體現出國人津津樂道的中國式智慧。這種智慧，難以編碼而為他人***享，以及難以積累而有所增長。顯然，這樣的人際關系不是基於說理，基於對事實和規律的理解和認同，而是在於中庸和情感的感悟。或許正是鑒於“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李澤厚提出“情本位”之說。情本位，不是建立在對人性和社會發展科學認識的基礎之上，中華民族在此等人際理性的規約之下，數千年如壹日，不知今夕何夕。
復次，人際理性在整體上又顯示出某種規律，在空間上是熟人圈及其層次和邊界，在時間上是層次和邊界的往復和停滯。水果熟到透是爛，人際關系熟到透是血緣，實在八字沒有壹撇毫無幹系，也要認個幹親，如幹爹幹媽幹女兒。那些拿不到課題和稱號者大抵既沒有把人際關系放在首位，也缺乏這方面的“智慧”和情感，始終未能進入相應的核心圈。屠呦呦的獲獎與否及圍繞於此展開的爭論，十有八九即在於此。在這些爭論的背後，是深刻的中西方文化差異。
第四，人際理性之核心是權力，官本位。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壹切人際關系圍繞官形成大大小小的圈層。由熟人與陌生人之分和熟人圈的層次即可見人際理性並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更叠，無論是擅權、弄權，還是篡權，都離不開壹個“權”字。雖然改革開放以來，資本的力量有所上升，但在這片熱土上，可以有把握地說，權，依然霸占舞臺的中心，在看得見的未來，依然如此。
最後，人際理性，以上的所有算計，最終並不是為了去認識和發現世界，以提升人性，推進社會，而是為了實用。實用，在大的層面上是對集體、整體和熟人社會無原則的維護，在個人層面則各有千秋，貌似為了***同的目標，實乃各懷鬼胎，不擇手段，這正是滋生蒼蠅老虎的根源。
人際理性，下無科學理性的基礎，無法律的負面清單；上無價值理性和終極關懷的指導，合起來就是無法無天。平心而論，中國特色的人際關系有其普適價值的壹面，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及將心比心等；遺憾的是，受到各種因素特別是權力的扭曲而未能正常發揮作用，更難以走向世界。
幸虧有科技的發展。互聯網，QQ，微信，雖然有其負面效應，但總體而言，正是在更大範圍和無數次的篩選之中，經由大浪淘沙，正在為中國特色的人際關系由下而上建構事實、規律和法治的基礎，由上而下註入人性之美和終極關懷，以及最重要的是，消解權力的扭曲，以重建和煥發傳統文化本來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