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曾國藩作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對“康乾盛世”後清王朝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他說：“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對於“士大夫習於憂容茍安”，“昌為壹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痛恨次骨”。他認為，“吏治之壞，由於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基於此，曾國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時需用德器兼備之人，要倡廉正之風，行禮治之仁政，反對暴政、擾民，對於那些貪贓枉法、漁民肥已的官吏，壹定要予以嚴懲。至於關系國運民生的財政經濟，曾國藩認為，理財之道，全在酌盈劑虛，腳踏實地，潔已奉公，“漸求整頓，不在於求取速效”。曾國藩將農業提到國家經濟中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他認為，“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壹要務”。受兩次鴉片戰爭的沖擊，曾國藩對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壹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國，認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並反對借師助剿，以借助外國為深愧”；另壹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張向西方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他說過購買外洋器物……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可以剿發撚，可以勤遠略。
軍事
曾國藩提倡忠君衛道、以儒家學說治軍的這壹宗旨還貫徹在選將、募兵、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內外關系等方面。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內涵極豐，集顯過人之處。他認為，兵不在多而在於精，“兵少而國強”，“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主張軍政分理，扣負其責。他購買洋槍、洋炮、洋船，推進中國軍隊武器的近代。
曾國藩治軍把選將作為第壹要務，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他的選將標準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而把德放在首位，並把德的內涵概括為“忠義血性”。他提出，“帶勇之人，該求我黨血性男子，有忠義之氣而兼嫻韜鈐之秘者，與之***謀。”又說“帶勇之人，第壹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曾國藩認為，“忠義血性”的將領主要應從既受封建禮教熏陶又少官場惡習的儒生士子中去選擇。羅爾綱在《湘軍兵制》中統計，凡姓名、籍貫、出身、職務可查的湘軍將領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眾多的儒生為將，這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曾國藩將清朝的世兵制改革為募兵制，也是曾國藩建立湘軍的首要壹著。他說，“數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壹人不喪盡天良。故決計不用營兵，不用鎮將。”因此，他組建湘軍時，主張不在市民而在鄉農中招募兵員。其用意就是鄉農中招募的兵員樸實壯健，有利於灌輸封建的忠義倫理思想和便於適應艱苦殘酷的戰爭環境。曾國藩還規定，“招募兵勇，須取具保結，造具府縣、裏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鬥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凡無保者，概不招募。曾國藩的這壹做法，完全是承襲了明末抗倭名將戚繼光的募兵思想。曾國藩對綠營的編制方面也進行了改弦更張。湘軍的編制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營以下設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馬隊為棚。湘軍之始，營以上不再設官，各營全轄於曾國藩壹人。其後營數增多，才有統領和分統的稱謂。曾國藩要求以將必親選、兵必自找、層層節制的原則組建軍隊，自統領至兵勇都是逐級進行募選，改變了綠營中“兵與兵不相知，兵與將不相習”的弊病，但也明顯暴露了建立私家軍隊的用心，並從此就開創了近代中國“兵為將有”的先例，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也就初顯端倪了。
曾國藩在治軍方略上苦費心機，主張用儒家學說治軍，即用封建倫理綱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禮忠信作為治軍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來維系軍心，培植出壹支完全絕對服從於自己的私家軍隊。所以他認為，“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後制敵。”
曾國藩的軍事思想好影響了幾代人，且不說其同時代的湘、淮將領以曾國藩為楷模，就是其後的黃興、蔡鍔等資產階級軍事家對曾國藩治軍方略也推崇備至，張之洞、袁世凱等在甲午戰後采用西法編練新軍時，還采納了曾國藩治軍的許多做法。民國軍事家蔣方震在他的《國防論》中贊賞曾國藩是近代史上“壹個軍事天才家”，還說凡領軍者都應該效法曾國藩。蔣介石則明確表示要師承曾國藩，要求國民黨軍隊中的將領必須“認清歷史，效法曾胡”。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毛澤東壹生很註意這點，曾國藩的“愛民為治兵第壹要義”，毛澤東建立紅軍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註意》。
文學
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壹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壹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贊。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革、發展，又選編了壹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訓》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於世。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
思想學術
曾國藩壹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於程朱之學並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對於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鬥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局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於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並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處世交友
曾國藩對交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不可輕取人財”。要集思廣益，兼聽而不失聰。“處世方面，曾國藩認為，“處此亂世，愈窮愈好”。身居高官，“總以錢少產薄為妙”。“居官以耐煩為第壹要義”，“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為人須在壹“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壹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國藩寫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處世交友之道。
治家方略
曾國藩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員中人人孝悌的原則。孝容易理解，就是對父母、對長輩的感恩、尊敬與贍養。悌是指兄弟之間和睦友愛，也就是同輩之間的融洽與和諧。在曾國藩家書裏，壹般都以為他給孩子寫的信最多，事實上他寫給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見他對兄弟之間關系的重視。曾國藩有段著名的評論，說家庭興旺的規律是：天下官宦之家，壹般只傳壹代就蕭條了，因為大多是紈絝子弟；商賈之家，也就是民營企業家的家庭，壹般可傳三代；耕讀之家，也就是以治農與讀書為根本的家庭，壹般可興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講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綿延十代八代。
曾國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還特別強調“勤以持家”。這個勤以持家在曾國藩那有兩層意思，壹是家庭成員要克勤克儉，壹是做家長的要勤以言傳身教。曾國潘說的這些，他自己就能壹絲不茍地帶頭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兒子曾紀澤喜歡西方社會學，曾紀鴻喜歡數學和物理學，曾國藩雖然壹竅不通，也能盡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學壹點。這樣的父親，才不愧是壹個真正“勤以持家”的父親。在曾國藩的影響下，曾紀澤總是會親自教孩子們學英語、數學、音樂，還教他們練書法、寫詩文、講解經史典章，不論再忙，每日總要抽出時間來陪孩子、陪家人，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國藩子孫、曾孫，甚至玄孫裏，有很多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書法
曾國藩在書法上的突出成就壹直為他歷史上的重大影響所掩蓋。曾國藩對於書法理論的闡述見其《日記》、《家書》及壹此文章中。他首先對當時阮元拋出的南北書派論有獨到的認識，他既贊成又提出批評，主張南北兼而有之。他對書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說。從乾道——陽剛美——著力——雄奇——大氣，從坤道——陰柔美——不著力——淡遠——韻勝，形成了他壹個系統的書法理論觀。曾國藩壹生勤勉於書法創作，走過了壹條由泛而專，由繼承古典到創新時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萬字的《日記》是中國古代罕見的壹部巨型書法作品。他的楷書勁健剛拔，豎起了壹面承唐繼宋明而剛柔相濟的正書旗幟。他的行書勁健遒俊而華美。他的小楷與小行書是整個清代的典範。他應是與同代包世臣、何紹基齊名的大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