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大德，再造了黨，再黨了***和國，並且將壹個***產主義者的無私和儒家傳統的仁義忠信糅合成壹種新的美德，為中華文明提供了新的典範。如果說毛澤東是中國**和中華人民***和國的締造者，周恩來則是黨和國家的養護人。他硬是讓各方面的壓力，各種矛盾將自己壓成了粉，擠成了油，潤滑著黨和***和國這架機器，維持著它的正常運行。五十年來他親手托起黨的兩任領袖，又拯救過***和國的三次危機。遵義會議他扶起了毛澤東，“**”後期他托出鄧小平。作為兩代領袖，毛鄧之功炳彪史冊，而周恩來卻靜靜地化作了那六個“無”。建國後他首治戰爭創傷，國家復蘇；二治“大躍進”災難，國又中興；三抗林彪江青集團，鏟除妖孽。而他在舉國狂慶的前夜卻先悄悄地走了，走時連壹點骨灰也沒有留下。
周恩來為什麽這樣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這“六無”，“六有”，在人們心中撞擊、翻攪和掀動著大起大落、大跌大蕩的波浪。他的博愛與大德拯救、溫暖和護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來，愛民之官受人愛。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斷壹千五百年。陳毅遊武侯祠道：“孔明反勝昭烈(劉備)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遺愛。”遺愛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處尚投桃報李，有恩必報，而壹個偉人再造了國家，復興了民族，潤澤了百姓，後人又怎能輕易地淡忘了他呢?我們是唯物論者，但我心裏總覺得大概有壹天還是會有人來要為總理修壹座廟。廟是神的殿堂，神是後人在所有的前人中篩選出來的模範，比若忠義如關公，愛民如諸葛亮。周總理無論在自身修養和治國理政方面，功德、才智、得民心等都很像諸葛亮。諸葛亮教子很嚴，他那篇有名的《誡子書》，教子“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他勤儉持家，上書後主說，自己家有桑樹八百棵，薄田十五頃，供給壹家人的生活，餘再無積蓄。這兩件事都常為史家稱道。嗚呼，總理何如?他沒有後，當然也沒有什麽教子格言；他沒有遺產，去世時，家屬各分到幾件補丁衣服作紀念；他沒有祠，沒有墓，連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沒有壹篇《出師表》可以傳世。他越是這樣地沒有沒有，後人就越感念他的遺愛；那壹個個沒有也就越像壹條條鞭子抽在人們的心上。魯迅說，悲劇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撕裂給人看。是命運從總理身上壹條條地撕去許多本該屬於他的東西，同時也在撕裂後人的心肺肝腸。那是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這遺憾又加倍轉化為深深的思念。漸漸二十二年過去了，思念又轉化為人們更深的思考，於是總理的人格力量在濃縮，在定格，在突現。而人格的力量壹旦形成便是超時空的。不獨總理，所有歷史上的偉人，中國的司馬遷、文天祥，外國的馬克思、列寧，我們又何曾見過呢?愛因斯坦生生將壹座物理大山鑿穿而得出壹個哲學結論：當速度等於光速時，時間就停止；當質量足夠大時它周圍的空間就彎曲。那麽，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再提出壹個“人格相對論”呢?當人格的力量達到壹定強度時，它就會迅如光速而追附萬物，囊括空間而護佑生靈。我們與偉人當然就既無時間之差又無空間之別了。
這就是生命的哲學。
周恩來還會伴我們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