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來，中國人在應對社會問題時常抱有壹種唯意誌論的信念，強調“人定勝天”，甚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順理成章地讓很多人相信，改造人的思想是推動社會發生巨變的關鍵前提；然而乍看起來似乎不無矛盾的是，盛行的唯物論又告訴人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思想是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才發生變化的。這有壹點像“雞生蛋蛋生雞”的爭論，過於傾向壹端都不免失之偏頗，但不可否認的是，思想在社會變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就更是如此了——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或許作為長期的結構性力量呈現，但在短期的社會變革中，無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是改革開放，我們都很難說這是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帶來的直接推動，倒不如坦率地承認這是人們的想法變了，整個政治面貌、社會潮流乃至生產關系也隨之煥然壹新。
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其實大多近乎“哲學史”——只不過因為“哲學”這個外來詞對中國社會而言有其格格不入的壹面，才逐漸改為“思想史”。也就是說，這種思想史路徑，更多側重於抽象的哲學思維梳理，而不註重這些思想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但在中國的傳統中，人們向來註重的與其說是前者，倒不如說是後者。作為精研思想史數十年的大家，王泛森當然深知這壹點，因而他在提出“思想是生活的壹種方式”時，首先就做了壹番自我辯護：“在進入正文前，我要先提幾點可能的疑問：我是不是在為中國沒有發展出抽象的哲學思維辯護？是不是傾向於將思想化約為生活？是不是在宣揚壹種唯與生活 *** 的思想才有價值的想法？是不是認為重要的、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沒有價值，不必用心研究？答案都是否定的。”
當然，他甚至無須作出這樣的防禦性申辯，因為他早年的等身著作就是明證。提出註重“思想的生活性”或“生活的思想性”絕非旨在否定抽象思辨的重要性，倒不如說是王泛森勇於開拓思想史的新面向，開始重視思想在歷史發展中的實際樣態，相應擴充思想史的生活層面，也以此反省以往那種過分註重思想本身而忽視其實踐的傾向。這壹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思想原本就非同壹般地重視實踐，儒家本身就可說是壹種踐履之學，而拒斥純粹的理論演繹，重則貶為不切實際的空想，其影響之深遠延續至今，所謂“不接地氣”壹向是個嚴重指控。無論這壹點是好是壞，原本都是我們在討論中國思想史時無法回避的事實。
他發現，歷史上有許多具有重大影響力的通俗文本或意識形態，往往是從原創性的思想層層轉手而來的；而我們現在重視的壹些原創思想，卻很難發現它們後來對社會產生了多深遠的影響，以至於有時會讓人大惑不解：如果這壹思想如此重要，為何對推動歷史發展沒起到什麽作用？後人讀史，很容易“誤以為思想家出現過的想法，社會便會自我受其洗禮，而忘了兩者之間可能有嚴重的斷層”。他據此提出思想史的“層次”問題，也就是說，思想的傳播、影響由於當時社會的技術手段或組織能力的限制，可能分為很多界限模糊的層級，壹種哪怕後來被證明為原創且重要的思想，也遠非壹問世就自然而然被壹般人所普遍接受了，相反，生活世界的真實情況要復雜得多。
這說起來其實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作為後人在書寫歷史時，必然就會更註重那些在後世看來更具有“深遠意義”的材料。如果把克羅齊那句名言“壹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顛倒過來理解，那這就意味著“只有具備當代史意義的，才會被寫入歷史”——這就好像中國科技史會把古代的煉丹術追溯為現代化學的先驅，但符箓、咒術這些則會被掃進垃圾堆。這種狀況雖然從來不鮮見，但在思想史研究中通常都更為嚴重，因為人們很自然地會去尋覓、篩選、挖掘那些更符合現代想像的思想，或說試圖從歷史中讀出“現代性”來。晚明的很多思想家，尤其是李贄，盡管在當時是鮮有人追隨的激進異端，但也正因此，到了現代卻備受贊賞，認為他代表了壹種失去的可能，這很容易讓我們忘記壹點：他在當時其實社會影響有限，也無法留下建置性遺產（institutional legacy），以至於數百年後才重見天日，遇到了適宜生長的社會環境。
《思想是生活的壹種方式：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王泛森/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3月
不僅如此，思想在傳播的過程中，其接受過程本身就受制於原有的社會條件。美國漢學家包筠雅在《文化貿易》壹書中研究了著名的書籍印刷基地閩西四堡，發現明清至近代民間的印刷書籍，其市場策略也和現代無異——將重點放在那些市場大、絕對暢銷的書籍上。詩集、文集雖然可以體現最高的文化價值，但對大多數人來說並無直接實用性，因而只有資本相當雄厚的書坊才會投資出版這類書；在新文化運動中受到盛贊的“明清小說”，在四堡卻很少印行，流傳下來的極少，這表明人們對之也根本不重視，只看作是傳閱的娛樂品；發行量最大的是實用性最強的禮儀手冊、家用類書和科舉用書，但這在後來的歷史研究中卻是被普遍看作價值最低的。這意味著，在壹個“意見自由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上，那些後來被證明為深刻、有價值的，卻不壹定能很快勝出並廣為人知，相反，那本就需要壹系列的機制才能保障其不至於被湮沒。
王泛森因此強調：“如果思想是生活的壹種方式，那麽就有思想在生活中如何變得‘可行動化’（actionable）的問題。”換言之，思想總要通過通俗化、具象化、圖示化，才能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去，影響並推動社會發生變化。這在中國歷史上當然也不乏其例，但正如他也意識到的，直到近代“走向民間”的運動之前，儒家其實壹貫很少做這樣的努力，所謂“禮不下庶人”。不過，值得補充的是，近代中國的這類向下滲透改變社會的運動，常常很快帶上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色彩——最突出的例子便是1930年代民國 *** 的新生活運動。值得留意的是，作為壹個文字的國度，這些運動在表現手法上尤其註重文字，因而刷墻的標語口號、橫幅所在都是，不像在西方則偏重從聖像和紋章傳統演變而來的圖像傳統。
理解這些機制至關重要，因為正如他點明的，這牽涉到思想史上的壹個大問題：“許多年來，我都困惑於何以思想影響不了現實。”說到底，思想要影響現實，就必須要有自己的傳播機制，乃至社會動員機制。他發現，“思想要落實到現實，往往就要‘降壹格’成為條文、格言之類的東西”，這樣才能將相對復雜深奧的思想通俗化普及開來。這當然也不難理解，畢竟《三國演義》也遠比《三國誌》風行，也因此，底層知識分子和媒介的作用值得關註。不過，他在此沒有提及思想在傳播過程中出現的扭曲、庸俗化、極端化（含糊豐富的意思化為斬截的語氣），或產生的始料未及的消極作用，也沒有回應馬克斯·韋伯的那個命題：思想不應用來指導政治實踐，那是另壹個特定的實踐領域。在中國社會，似乎也不存在德國那麽嚴格的不同領域分界觀念。
從史料中，他看到的是思想如何生活化，尤其是人們從凝練的格言中，不自覺地受到理學思維的浸潤，由此在日常生活中遵行。但值得留意的是，這種中國式的觀念尤其著重生活層面的“修行”，但卻不註重對生活概念加以闡釋演繹，這背後實際上是中國思想重綜合輕演繹的慣性使然。禪宗思想也是這樣，喜歡“執壹守中”應對紛繁現實，甚至最好是萬靈藥，其結果，人們往往依靠幾個簡練的信條，隨時謀求最好的結果，但卻不註重行為的邏輯統壹。
王泛森非常敏銳地意識到，很多新思想在近代第壹次下滲到底層社會，但新思想與生活在彼此影響、融合時存在著不確定狀況，“或壹種模糊的東西、壹種思想氣氛、壹種思想空氣”。這也是他常提到的“風勢”，強調“許多時候所謂‘影響’是來自四面八方，像風壹樣吹拂的”。他在此沒有具體分析這種機制，這可能是他覺得現有材料不足以支撐這樣的分析，但嚴格來說，這種看起來模糊的“風勢”並無神秘可言，它必定存在相應的影響路徑，只不過在缺乏公***輿論的口碑時代，它很難見諸文獻；但在本書所主要論述的中國近代，畢竟還是有跡可循的。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在《理念人》壹書中，列出了西歐近代早期知識分子活動的八種制度化環境，包括：沙龍和咖啡館；科學協會和月刊或季刊；文學市場和出版界；政治派別；最後是波西米亞式的場所和小型文藝雜誌。不過，王泛森興趣的重點顯然不在如何勾勒這些思想的傳播路徑，那或許是壹個傳播學和社會學的問題，因而他虛晃壹槍，重點去談思想的變動。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壹個新的挑戰：隨著大眾媒體在近代的興起，以往那些“不可見”的思想傳播與爭辯，得以在壹個可見的更大平臺上展現，這隨之使得研究者能夠利用文獻來更全面地把握時代變遷。英國政治理論家邁克爾·弗裏登就很註重對19世紀大眾媒體的研究，他由此證明，當時的政治思想已不再只是少數思想家或政治精英的觀念，而是所有具有政治意識的人們的觀點和立場的闡發；他對傳統“偉大思想家”的標準名單相當不滿，認為這使政治思想局限於討論那些“專業”的思想家，導致對抽象理念的過分強調，主張“政治思想”不同於“政治哲學”，它以不同的復雜水平存在於政治行動的所有層面，且與政治體系的運作直接相關，應當把較高的政治理論思考水平與對“實踐”政治的專註而熱情的參與結合起來。
如果順著這壹點來看，王泛森無疑提出了思想史研究的壹個重要轉向，但這卻也意味著思想史與社會學、傳播學乃至政治學的分界變得更加模糊，因為這樣壹種註重生活化而非抽象思想的取向，以往原本更多是歷史社會學的園地，再往前走可能就不再是“思想史”了。他看到近代的變遷中，個人從原有社會組織中脫嵌出來之後，感受到的往往是煩悶，以至於最終把“主義”當作解決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鑰匙；也發現在這過程中，有壹種“人的式微”的現象，也就是說，在社會重新組織化的過程中，人們不再相信個人的意誌可以改變歷史。不過，他在談論這些問題時註重的是抽象的思想，試圖把握歷史變遷的隱秘脈絡，但並未談及中國近代的“個人”本身也在不斷發生變動——它既有現代個人的壹面，又帶有傳統社會中遊離於宗法社會之外的遊民那種反社會的激進特質。
如果與英國的近代作對比，其間的差異是相當顯著的：壹如《英國進步主義思想》壹書所表明的，19世紀英國社會政治思想的變化，是在壹個活躍的公***空間中展開的，不同的思想派別展開爭論，並有著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但在中國，雖然也有著壹定程度的參與，但更多的卻不是討論、說服，而是通過地方知識分子，將新思想壹層層下滲到民間，並且在強烈的緊迫感驅使下，以政治組織的方式推進排他、不容辯駁的主張。這是相當不同的“傳訊機制”，而個人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迥然不同，隨之而來的是壹個遺留至今的問題：在面對壹個非人格化的利維坦時，社會和個人如何自處？但這個問題，就不是單單思想史所能回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