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
論者普遍認為，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論者甚至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化身。如果說，儒家文化可以分為早、中、晚三個發展時期，並有與之相應的三個代表人物的話，那麽早期為孔子，中期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國藩了。曾國藩確實繼承了中國以儒學的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這次提交大會的許多論文都涉及這壹點。曾國藩完全按照儒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壹生。他恪守“三綱五常”之道，認為“君雖不仁，臣不可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他本身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執兩用中”，“持盈保泰”，“剛柔相濟”，“勤、儉、謹、信”的自我修養，其家訓的“八本”、“八字”、“四條”、“四敗”等等，均反映了曾國藩地道是集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成。對於“三綱五常”的評論，論者之間是有分歧的。有的論者視“三綱五常”為糟粕，甚至認為它是最不適應時代，最稱糟粕者，有的論者則有異議，認為既然對中國傳統文化要壹分為二，為什麽對這個傳統文化的核心三綱五常就不能壹分為二呢？能否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裏才有壹些精華呢？顯然，不能如是說，如果這樣說，豈不是從全體上否認了傳統文化嗎？事實上，在過去相當長壹個時期裏，把忠、孝、悌、仁、義、禮、智、信視為糟粕，或不講，或不提倡，並沒有給我們社會帶來什麽好處，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論者說，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是為了維護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有的論者則說，曾國藩維護的首先就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而是它的糟粕。
二，曾國藩與太平天國
曾國藩有近20年與太平軍長期作戰，打敗太平天國是他壹生事業的頂峰。對他的評價不能不與對太平天國的評價相關聯。有些論者堅持傳統觀點，認為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是歷史的罪人，劊子手。因為太平天國運動是農民起義，而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但有些論者的看法則有所不同，認為，“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無論是文化觀念決定壹切的觀點或農民戰爭是歷史發展動力的觀點，都帶有很大的主觀性與片面性。我們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對社會的發展是起推動作用或阻滯作用。洪秀試圖引進西方宗教的教義來發動壹場推翻滿清王朝的農民戰爭，但所引進的並不是新教倫理精神，而是中世紀的宗教神學，並使之同中國本土的封建迷信與農民起義的樸素平等觀念相糅合，成為太平天國神權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軍如若取得全勝，洪秀全的神權政治得到鞏固，有可能會把中國拉回到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去。曾國藩作為傳統文化與封建政權的捍衛者，他的立場顯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權政治比曾國藩所維護的封建政權更落後，兩害權取其輕，曾國藩鎮壓太平軍獲勝，縮短了瞎折騰的時間，對社會歷史的發展反而較為有利”。這與馮友蘭對太平天國的看法是壹致的。但不同意馮友蘭認為鎮壓太平軍起到了抵抗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有的論者則完全不同意馮友蘭的看法，認為“洪秀全、楊秀清等太平天國領導人的思想言行，雖然塗上壹層‘天父天兄’等神道設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後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於壹般的會道門，就其所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等綱領性文件而論，實際上已帶有壹定的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有別於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因此，‘神權政治’倒退到黑暗時代的假設，顯然是根據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國還是難於否定，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罪責難逃。”
三，曾國藩與洋務運動
現在，普遍認為，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首領，隨著人們對洋務運動的重新認識，從而對其首領曾國藩也必須重新認識。洋務運動被論證為中國第壹個近代化運動，因此曾國藩就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開創者。中國的近代化運動雖然壹開始就有懷著各種目的的洋人的參與，但其主流是中國人自己的活動，它的愛國性和進步性已經日益為更多的人所認同。因此，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及其實踐的愛國性和進步性，爭議日少。此次會議對此也無大的爭論。有的論者說，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應壹分為二：曾國藩將魏源的“師夷之長技”思想付諸實踐，率先造船制炮，興辦近代軍工及科學技術，是應當肯定的；對其所興所造“不用於制夷”而“專用以制民”，是應該否定的。對此，有的論者反駁說，說曾國藩所興所造“不用於制夷”而“專用於制民”，是沒有根據的。曾國藩說，“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以紆壹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遠之利。”其自強禦侮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有的論者專門論述了曾國藩的自強禦侮思想的形成、內容、淵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們對曾國藩自強禦侮思想的認識，進壹步肯定了曾國藩的愛國精神。有的論者對曾國藩的“師夷智以造船制炮”壹語中的師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們認為曾國藩的師夷智僅僅是繼承了魏源的“師夷長技”，沒有看出這“智”與“技”的差別。這位論者說，“智”的內涵比“技”的內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過是堅船利炮的武器之類。魏源明確說：“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而曾國藩的“智”則既包涵了“堅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與此相關的科學文化或其他先進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傳的學術的某些部分。曾國藩不僅有此思想，而且付諸實際行動，可見曾國藩比魏源眼光更遠，勇氣更大，思想更開放。曾國藩用“師夷智”作為學習西方文化的行動綱領，比其同輩也要高明。
四、曾國藩與近代中國外交
曾國藩的外交，過去多少年內壹直被簡單地認定為是妥協、投降的外交。10多年來，史學界開始提出異議。此次會議論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論者說，“人們對曾國藩常用‘軟弱’、‘妥協’、‘媚外’、‘投降’、‘賣國’等責罵之詞，未免有欠公允。因為曾國藩的羈縻外交思想，實際上是對強敵權且籠絡，爭取壹個和平環境，速圖自強，最終達到禦侮的目的。曾國藩能正確地審時度勢，知道中外實力懸殊甚大，和列強硬碰，靠武力與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現實的。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貧窮落後、受人欺侮的國家，要生存，要反弱為強，舍此羈縻外交，別無良策。曾國藩的外交方針有四個字：‘誠’，推誠相見，‘信’，信守和約，‘爭’，據理力爭，‘和’，外敦和睦”。
至於對天津教案之處理，雖然，曾國藩自己也感到“內疚”，但有的論者指出，這主要不是他個人問題。當時，如何處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論勢者”、“論理者”兩派。論理者認為民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張與外國進行決戰，以快萬眾之心；“論勢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責的“局中人”，認為列強窮年累世好戰，且常多國聯合，***同侵華，兵力強大，而中國兵疲將寡，缺乏戰備，如果開戰，侵略聯軍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國藩的問題，不過是偏聽論勢者之言，不過是“拼卻聲名以顧大局”。
有的論者認為，曾國藩當時處兩難境地：要打，必然失敗，失敗後損失更慘；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協，作些讓步，這要遭到頑固派的打擊，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義憤，而且對於壹個堅決反對借洋兵助剿、主張遣散阿思本艦隊、痛恨“媚夷”、要奪英法之所恃的曾國藩本人來說，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復籌思，殊無良策，但最後，理智戰勝了情感，按照他對形勢的清醒的分析，他選擇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讓步的壹途。在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這樣選擇是無可厚非的，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壹場新的戰禍。曾國藩當時的責任是，在確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損失，少屈辱。當然，曾國藩在處理教案中也有“辦理過柔”的地方。但是應如實地評價他的歷史功過，應是功大於過。因為，壹場戰禍的損失是遠遠大於因天津教案帶來的損失和屈辱的。
五，關於青年毛澤東為何“獨服曾文正”的問題
論者認為，毛澤東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壹役，完滿無缺”，其中有對曾國藩的兩層折服，壹是觀其收拾洪楊壹役完滿無缺，表露出青年毛澤東受楊昌濟、康有為等人的影響，有壹種反對暴力革命，提倡漸進改良的保守主義傾向。壹是毛澤東十分重視心力的作用，認為“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為傳教之人。毛澤東認為歷史上的名人可分為“辦事之人”和“傳教之人”，前如諸葛亮、範仲淹，後如孔丘、孟軻、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而認為範仲淹、曾國藩既是辦事之人又是傳教之人，因他們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會辦事，所以收拾洪楊壹役，做到了“壹幹豎立、枝葉扶疏之妙”。
六、曾國藩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這壹問題曾牽掛許多的人，在當時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運等多人，為曾國藩不聽勸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後世也不斷有人為此嘆惜，說曾國藩“徇書生之小節而忘國民大恥”。這次會上也有論者認為，曾國藩有條件取代而不取代，甘願當壹個葉赫那拉氏的家奴。這是他的人生觀、思想見識、性格等因素造成的。有的論者則認為，鎮壓了太平軍之後，曾氏嫡系的吉字營已成強弩之末，且整個湘軍也變得四分五裂，湘淮將帥不可能聯合反清，湘軍官兵多有積蓄，人心思歸，為曾氏奪皇位者不多，而舉兵討賊者卻不乏其人。權衡力量，恐無勝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繼續做忠臣，不失為高明之舉。
七，關於曾國藩的整體評價
這次大會有相當多的論文闡述了曾國藩在文學、史學、軍事學、學術觀、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與局限以及人才觀的問題，都很有新意，但未有爭論，這裏從略。
關於曾國藩的整體評價，論者說，“曾國藩事功之大，譽稱晚清‘中興名臣’，創辦洋務，不愧為洋務派領袖，著作豐富，可當之為學者，研究古文辭，無忝於文人，治軍有方，調配得宜，堪與古代兵家相媲美，擁兵而不自重，善權變而又謙退，足見道德修養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養兼施，鞠躬盡瘁，以身作則，不啻為青天，治家有道，關懷子弟，亦為後人楷模”。有的論者說：“曾國藩從上奏激怒鹹豐帝開始走上歷史舞臺，表現了壹顆憂國憂民之心。他鎮壓了太平天國有功有過。歷史假他之手對南北兩個封建政權進行了選擇。曾國藩發動了洋務運動，使中國歷史運動與世界近代化運動合流。中國歷史由此走上壹個新的階段。歷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艱難，但歷史並不是倒退，而是前進。曾國藩在外事的處理上，表現了能審時度勢應付巨變的才能，他堅持民族正義立場，忍辱負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戰禍，使中國有了壹個喘息之機，在壹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裏，進行‘圖強求富’的建設。因此，曾國藩雖有壹定的歷史罪過，但其歷史地位應劃在近代進步的愛國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國近代歷史前60年裏幾乎無人可與之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