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是古代中國詩歌的泛稱，在時間上指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詩歌作品，從格律上看，古詩可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以唐朝為界限，以前詩歌均為古體詩，其後，古體詩漸漸式微，逐漸消亡。古體詩又稱古詩或古風；近體詩又稱今體詩。從《詩經》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體詩，但唐代之後的詩歌不壹定都算近體詩，具體在於格律聲韻之分。
我國最早的詩體是四言的“詩經體”，接著出現了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楚辭體”（也叫“騷體詩”），後者用連詞“之”和語氣助詞“兮”將句式變長，如“帝高陽之苗裔兮”（《離騷》）、“操吳戈兮披犀甲”（《國殤》），這為後來的五、七言詩提供了先例。因此，《詩經》與《楚辭》成為中國詩歌之源。
至漢代，出現了專門負責搜集各種詩歌、民歌的機構“樂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響的是民間詩歌，這就是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的“漢樂府民歌”。它最大的特點是現實性強，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為主。如教材八年級（上）中的《長歌行》及高中課本中的《飲馬長城窟行》《十五從軍征》等，即是“正宗”的“漢樂府”。漢樂府民歌的內容體式影響了當時及後世的文人詩歌創作，至東漢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詩成熟的《古詩十九首》出現，其中吸收了樂府民歌的許多特點，這對古詩體式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及唐代，漢樂府的發展衍變形成兩種主要的形式。壹種是文人以模擬為創作的“古題樂府”（也叫“舊題樂府”），它借用“漢樂府”的題目，寫新的內容，猶如“舊瓶裝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門行》（（七上）、楊炯的《從軍行》、李賀的《雁門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高中）等。這些詩歌的特點是雖沿用了漢樂府的題目，但寫的內容是新的，不過與原題有壹定的聯系，如“從軍行”與軍隊軍事有關，“雁門太守行”與邊塞有關。文人模擬樂府在內容上從漢樂府的敘事為主轉變為以抒情為主；在形式、手法上，則借鑒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藝術品位。“古題樂府”有五言與七言兩種形式。七言的古題樂府，今能見到最早的是三國時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齊梁時的鮑照始大力為之，寫出了《擬行路難》（18首）等。樂府詩可以歌唱，而七言樂府體主要是以吟誦為主，在內容篇幅上，壹般比較長，吟誦時如行雲流水，壹氣而下。它可以自由轉換韻腳來極盡內容多變、結構轉折、氣勢壯闊、感情跌宕多姿之妙，這種詩體適宜於承載較大思想內容、抒發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樂府通俗明快的特點，又以文人抒情言誌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為主，間有雜言，文采飛揚，讀來抑揚頓挫，所以人們又稱之為“歌行體”。
另壹種則主要是借鑒了“漢樂府”敘事為主、反映現實的內容特點和淺顯平易通俗的表達特點，用它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以引起人們對社會的關註。它並不再借用“漢樂府”的原有題目，而是根據反映事件的不同內容而命名，所謂“即事命篇，無復依傍”。唐朝的杜甫關心國事，用筆反映“安史之亂”前後的社會現實，寫了許多這樣的詩，如《兵車行》（高中）專寫唐王朝窮兵黷武的開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三吏》（《潼關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寫“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的巨大痛苦等。這些詩，主要是在實質上繼承了“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傳統，形式上與五言古體詩無異。稍後的元結、顧況等詩人也寫過這樣的詩。至中唐時，白居易、元稹等現實主義詩人為了挽救當時國家的衰落，用詩歌反映社會現實弊端，以引起統治者的註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結這些詩歌形式，並冠之於“新樂府”的稱號，發起了“新樂府運動”。他們自己也寫了不少的“新樂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觀刈麥》（九上）、《賣炭翁》《新豐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敘事性強、平易通俗的“新樂府體”。《竹林答問》中說：“古詩、樂府之分，自漢、魏已然。樂府音節不傳，唐人每借舊題自標新義。至少陵，並不襲舊題，如《三吏》《三別》等詩，乃真樂府也。”（《清詩話續編》222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樂府詩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