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馬光教子有方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歷史學家，官至宰相。司馬光雖官高權重，但嚴於教子，很註重培養子女自律自立意識。他寫了了篇傳誦至今的《訓儉示康》。
他在總結了歷史上許多達官顯貴之子，因受祖上蔭庇不能自強自立而頹廢沒落的教訓，告誡其子："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以立名，侈以自敗"。
由於教子有方，司馬光之子，個個謙恭有禮，不仗父勢，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見容止，雖不識皆知司馬氏子也"。
2、吉鴻昌不忘父訓
吉鴻昌，字世五，河南扶溝人。察綏抗日同盟軍領導人之壹。早年在馮玉祥部隊當兵，以英勇善戰升為營長、師長，後任國民黨軍長和寧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歲的吉鴻昌，當時任營長，父親吉筠亭病重。他對前來探視的吉鴻昌說："當官要清白謙正，多為天下窮人著想，做官就不許發財。否則，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鴻昌含淚答應。
吉鴻昌父親病逝後，他把"做官不許發財"六字寫在瓷碗上，要陶瓷廠仿照成批燒制，把瓷碗分發給所有官兵。在分發瓷碗大會上說："我吉鴻昌雖為長官，但決不欺壓民眾，掠取民財，我要牢記父親教誨，做官不為發財，為天下窮人辦好事，請諸位兄弟監督。"
吉鴻昌言行壹致，壹生清白謙正，處處為民眾。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反對蔣介石的投降政策，奮起抗日。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犧牲時年僅39歲。
3、魯迅教子順其自然
魯迅和許廣平僅有壹子，即周海嬰。兒子出生時，許廣平出現難產跡象，當醫生向魯迅征求意見是留大人還是留孩子時，他果斷回答：“留大人。”結果母子平安。
在兒子成長過程中，魯迅基本按照《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思想來實行，讓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說：“我現在心以為然的，便只是愛。”
據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介紹，魯迅的教育方式是“順其自然，極力不多給他打擊，甚或不願拂逆他的喜愛，除非在極不能容忍，極不合理的某壹程度之內”。
有壹天，周海嬰死活不肯去上學，魯迅用報紙打他屁股。後來，魯迅向母親寫信解釋道：“打起來，聲音雖然響，卻不痛的。”
4、錢基博對兒子管教極嚴
錢基博乃壹代國學大師，是學者、作家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對兒子管教極嚴，錢鐘書十六歲時，還痛打壹頓。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錢基博北上清華任教，寒假沒回無錫。
此時的錢鐘書正讀中學，沒有溫習課本，而是壹頭紮進了小說的世界。等父親回來考問功課，錢鐘書過不了關，於是挨了打。
1929年，錢鐘書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後，錢基博還時常寫信給他。壹封信中說：“做壹仁人君子，比做壹名士尤切要。”
隨後壹封信則表示：“現在外間物論，謂汝文章勝我，學問過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稱汝篤實過我，力行過我，我尤心慰。”希望錢鐘書能“淡泊明誌，寧靜致遠。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誌摩”。
錢基博對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保持距離，埋首國學，他這樣告誡錢鐘書，不過出於壹個儒者的文化立場。
5、梁啟超全方位愛子女
梁啟超有九個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導下，個個成為某壹領域的專家，甚至還產生了“壹門三院士”的佳話。這“三院士”是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另外，四兒子梁思達是經濟學家，次女梁思莊是圖書館學家，三女兒梁思懿是社會活動家。
梁啟超對於子女的愛，是全方位的，不僅在求學，而且在為人處世，甚至理財、時政等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態度展開。閱讀《梁啟超家書》，就會了解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啟超教育子女的表現堪稱典範。
寫信時，梁啟超毫不掩飾自己的愛。1927年6月的壹封信中，他寫道：“妳們須知妳爹爹是最富於感情的人，對於妳們的愛情，十二分熱烈。妳們無論功課若何忙迫，最少隔個把月總要來壹封信，便幾個字報報平安也好。”
在求學這壹方面，梁啟超根本不看重文憑，而是強調打好基礎，掌握好“火候”。他對梁思莊說：“未能立進大學，這有什麽要緊，‘求學問不是求文憑’，總要把墻基越築得厚越好。”並教孩子們求學問、做學問的方法——“總要‘猛火燉’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著用去”。
同時，梁啟超強調責任的重要。1923年，他寫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說：“天下事業無所謂大小，只要在自己責任內，盡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壹等人物。”當然，寫信教導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沒忘了誇壹誇女婿、兒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