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1872），湖南雙峰縣（原屬湘鄉縣）荷葉鄉人，清末著名中興名臣，謚文正。雖然他以儒為歸，但他與佛教也有密切的關系。他壹生不立門戶，兼收並蓄，取其所長，為我所用，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壹個重要地方，為他人格修養的圓滿完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本文搜集了曾國藩與佛教有關的壹些史料，分析曾國藩與佛教思想的關系，以供學術界和佛教界參考。
壹、參禪悟道，儒釋互融
從曾國藩的詩文中可以看出，曾國藩雖然沒有系統地通讀佛家經典，卻常與僧家往來，並對禪宗獨有領悟。隨便摘錄他下面幾句詩，可以看出是很有禪意的。
橐駝對坐不相管，兩家各有無言禪。
開圖對此好溪山，萬重雲水壹僧閑，
清輝照我塵裏顏。軀體諒非百年物，
夢魂倏在千山裏。我懷峨嵋老尊宿，
翺翔人間如鳳鸞。兩般妙境知音寡，
它日曹溪付與誰？更向禪宗參玉版，
花豬竹鼠肯分否？
拈花參妙諦，惟神功能發能收。
不怨不尤，但反身爭個壹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
由來忠孝易通神，忉利花曼識後身。石爛海枯終有盡，生天成佛豈無人？
曾國藩對禪宗的體悟，是因為他努力參禪修定的結果。禪即是入靜，對外界不動心。在曾國藩的日記中多處記載他焚香靜坐以及心得，道光22年10月27日記載：“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功夫，所以他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 為了入靜，他戒煙、戒棋、戒多言、戒房闥不敬等等，“壹日三省，慎之慎之！”從各個方面約束自己，不斷提高自己的定力。他把靜坐作為每日的必修功課，並放在首要位置。道光22年12月初8所立課程“ 靜坐”壹條寫道：“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半時, 體驗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他體會到要真正入靜，就要拋棄壹切私心雜念，“然心有私著，無著則靜矣，抑亦誠矣。”（道光22年11月19日）他不斷反省自己，“余今悶損至此，蓋周身皆私意私欲纏擾矣，尚何以自拔哉！立誌今日自新，重起爐冶，痛與血戰壹番。”（道光23年2月26日）
曾國藩認為儒佛兩家，可以相通相融。他在《紀氏嘉言序》中說：“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相同，亦未厚貶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他說紀氏《閱微草堂筆記》錄鬼怪明因果，“其大旨歸於勸善懲惡”，故釋氏之說有益於世。他自己壹生更是信奉因果報應，家書中說：“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即不能馬上看到），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同治9年6月初4將赴天津示二子）因為曾國藩確信佛教有益於凈化人心，所以勸善佛書，曾國藩常常助印結緣，家信說：“《關帝覺世經》刷五百張，須公車回南，乃可付回，《陰騭文》、《感應篇》亦須公車回南去乃可帶。”曾國藩自己也經常抄寫佛經，例如道光23年初8日記：“寫《心經》壹本。”初10又記寫《心經》壹冊。
曾國藩常與僧家來往，例如他在京期間，經常出入寺廟， 道光21年12月初8日記：“招同郭雨三、陳岱雲、倉少坪往法源寺吃臘八粥”，道光23年11月12日日記：“至大佛寺看大觀音，又見北齊碑、宋碑各壹遍。”
曾國藩還相信誠能感神，其兒在京患病，歐陽夫人許願裝修觀音全身，後病情好轉甚快，曾國藩立即寫信致家中祖父：“甲三病時，孫婦曾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全身，伏求家中今年酬願。又言西沖有壽佛神像，祖母曾叩許裝修，亦系為甲三而許，亦求今年酬謝了願。”（道光21年6月29日稟祖父）
本來佛事超薦，並不是佛教的主要內容，至於後來世俗化，更與佛法相隔離。但為孝先輩，曾國藩對佛事也以誠待之。他寫信要諸弟為十舅作佛事，說：“十舅雖死，兄意猶當恤其妻子，且從俗為之延僧如所謂道場者，以慰逝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為可乎！”（道光24年3月20日致弟）他認為作了佛事即是吉祥，家信說：“祖父佛會，既於十月初辦過，則父母叔父四位大人現已即吉，余恐尚未除服，故昨父親生日，外未宴客，僅內有女客二席，十壹我四十晉壹，則並女客而無之。”（鹹豐元年10月12日致諸弟）
曾國藩後改名為曾滌生，也是受明朝大居士袁了凡啟發而成。日記說：“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汙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意：‘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道光20年4月22日）
但是，曾國藩的祖父曾星岡有三不信，即不信地仙，不信僧道，不信醫藥。曾國藩也多次寫信囑托後輩要尊祖訓，這是為了區別聖人正法與世間邪法，因為後世假僧道太多，使人上當受騙者不少，極大地彎曲了佛教的本來形象。
二、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
佛教推崇非暴力主義精神，把戒殺放在最主要的地位。曾國藩對佛教戒殺止暴之旨深有領會，其心仁慈，不忍殺生，不僅不忍殺生，連觀殺亦斥之為仁心喪盡。日記：“訛言是日某武臣擬斬立決，人邀同往西市觀，欣然樂從，仁心喪盡，此時悔之而不速反，徘徊良久，始歸。曠日荒謬至此，尚得為人乎！”（道光21年12月16日）他飲食清淡，且好素食，“早飯白飯壹碗不沾菜”（《曾昭棉年譜》）。他在家信中寫道：“吾近夜飯不用葷”，“星岡公好於日入時手摘鮮蔬，以供夜餐。吾當時侍食，實覺津津有味。”"後輩則夜飯不葷，專食蔬而不用肉湯，亦養生之宜，崇儉之道也。”（同治4年閏5月19日字諭紀鴻）他還按歐陽夫人之意，把每年四天觀音齋作為家規留傳後輩。
曾寶蓀《我的家世》回憶說：“我們家每年吃素四天觀音齋即是2月19，6月19，9月19又諸天齋壹日，即於12月24日，這幾天全家都吃齋，聽說是文正（曾國藩）夫人許的願，我祖母就恪尊了。”
但是，曾國藩帶兵打仗，殺人是事實，又應作何解釋呢？舉個例子，有船出海，有壹惡人陰謀在人們熟睡後，殺死大家，搶劫財寶，其中有壹人發覺，將其擊斃，此人是否要稱劊子手呢？君子殺人，只為救人，用殺為止殺，用暴為止暴。關鍵處要看他的目的如何，是否為解救大多數人，是否和天下民心相應。曾國藩以救天下為己任，以忠誠倡天下，其壹出山，眾附歸之。若他不是以慈悲心感動天下，何能以壹在籍侍郎的身份帶兵打仗？因其帶兵，非為己也，而為國也。梁啟超說：“吾以為使曾文正公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極嚴謹也，故雖用權變焉可也。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群賢，以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字之人且善導人也。”（《飲冰室文集》論私德）曾國藩初募湘軍時，“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清史稿》曾國藩傳）軍隊所到之處廣受百姓歡迎，“岸上百姓焚香於辮頂，跪岸上歡迎，呼各勇為青天大人。”（鹹豐4年閏7月14日致弟）當時綠營、八旗壹擊即潰，而曾公軍士雖不多，卻都是血性之勇，以壹當十，以幾萬人打敗太平軍幾十萬人，不能不是戰爭史上的奇跡。究其原因就是曾國藩以天下為公，以忠誠倡天下，正如曾國藩說：
"君子之道，莫大於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難，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茍活為羞，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歷九載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蔡鍔編《曾左兵法十三篇》）
盡管如此，曾國藩仍以殺人為悔，他在鹹豐十年初十的家信中說：“吾輩不幸生於亂世，又不幸帶兵，日以殺人為事，可為寒心，惟時時存壹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鹹豐十壹年正月二十八又在家信中說：“吾家兄弟帶兵，以殺人為業，擇術已自不慎，惟於禁止擾民，解散脅從，保全鄉官三端下功夫，庶幾於殺人之中寓止暴之意。”因此曾國藩提出兵氣以哀為主，說：“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為近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啼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已人命為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幸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籍，日陳於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如此之言，出自肺腑，良苦用心，使人感嘆。有誰明白這樣的救世苦衷呢？胡林翼總結得好：
"世變日移，人心日趨於偽，優容實以釀禍，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為政，非用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害馬既去，伏龍不驚，則法立知恩。吾輩任事，盡吾義分之所能為，以求衷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手人情，而任勞任怨，究無容其瞻顧之思。”（蔡鍔編《曾左兵法十三篇》）
"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正好概括曾國藩當時的救世苦衷。
三、克己奉公，回歸本源
曾國藩與佛教的關系歸結到壹點就是他實踐了大乘菩薩的入世精神，他壹生克己奉公，矢誌不渝地尋歸宇宙的本源。曾國藩說：“常人者……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傳忠書局·曾集·書劄·卷壹）人被欲念覆蔽而失其本性，必復性才能歸大本。今人舍本求末，故聖人之說僅僅成為壹種學問。如何復性呢？胡林翼說：“聖人仙佛英雄，無不以濟人濟物為本，無不以損己利人為正道。”（蔡鍔編《曾左兵法十三篇》）曾國藩說：“福民實為福己，禍民實為禍己。”（《王翰城刺史五十壽序》）佛教菩薩為“菩提薩垛”之譯音，即為“自覺覺他”、“自利利他”、“自度度他”之意。毫不利己，實乃利己，己他無二也。
只有尋找大本大源的人，才能實行徹底的利他主義，表現出無私奉獻的精神。曾國藩壹生廉潔奉公的思想動力即來自於此。曾國藩的外甥，近代著名的佛教大居士聶雲臺說：“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壹錢的人，子孫壹定發達。”他在所著《保富法》中說：
"我家與中興各大家族，或湘或淮，多數為通家瓜葛，故各家興衰情形，略有所知。至安徽文武各大家，前時富厚，遠勝湘軍諸人，今都雕零，不堪回首；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才到第三代，已都如浮雲散盡。然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子孫卻都優秀。最顯明的，系曾文正公，位最高，權最重，在位二十年，死時只有銀二萬兩，除鄉間老屋（系弟經營，並未去住，筆者註）外，省中未造壹第宅，未買田壹畝。手創兩淮鹽票，定價最廉，利息甚厚（票價二百兩，後來售至二萬兩，每年利息三四千兩，當時家有鹽票壹紙，即稱富家）；公特諭曾氏壹家，不準承領；公逝後多年，後人無壹鹽票。若當時化些字號、花名，領壹、二百張，極其容易；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並不違法；然而借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無礙，君子之所不為。此事當時家母（曾紀芬）聞知甚詳，外間少有知者。《中庸》說的‘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這叫做表裏如壹，即是誠意；如無此根本，壹切政治的路，都行不通）公對僚屬宣誓：‘不取軍中壹錢寄家！’數十年如壹日，與三國時諸葛公同壹風格。因此，當時將領僚屬，多數廉潔，民間無形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潔，即是暗中為民造福；如自己要錢，則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人民就會受害不小。”
只有尋歸大本大源的人，才會不畏壹切艱難險阻，為了解救眾生，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佛教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寧可自己下地獄，只願眾生得離苦。曾國藩說：“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身體強健。聖賢之所以為聖，佛之所以為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蔡鍔編《曾左兵法十三篇》）
曾國藩於鹹豐五年在南昌如處甕中，塔齊布戰死，羅澤南欲分兵去救武昌，劉容對曾國藩說：“公所賴可恃者獨羅公，又資之遠行，設有急難，誰堪使者？”曾國藩說：“吾固知，此軍去，勢益孤，然規武昌以維東南大局，宜如此，豈能為吾壹身計？”曾國藩被困江西達十個月之久，除飽受地方勢力的譏笑、省吏牽制作梗外，又慘遭水陸二帥身亡，不得已調離羅軍。在強敵包圍，大局前途不堪設想下，生活之艱難，精神之孤苦，莫此為甚。王愷運撰《湘軍誌》至此感嘆說：“夜覽滌公奏，其在江西時，實悲苦令人泣下……世有精誠，定無間於幽明，感愴久之。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仿惶。出師表無此沈痛。”（《太平天國全史》·湘綺樓日記·光緒4年2月27日）此外，曾國藩於靖港及九江失利，兩次自殺，忿不欲生，皆其仁心之體現。曾國藩說：
"困心橫慮，正是磨練。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余慪氣，從不說出，壹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咬牙立誌之訣。余庚戍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醜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嶽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壹次不和血吞之。”（同治5年12月18日致沅弟）
在處理天津教案時，又體現了這種精神，他並不力求顯露自己之苦心，而是不斷引咎自責，給朋友的信都是“外漸清義，內疚神明。”其實曾國藩去處理此案前，已預立遺囑，並作軍事部署。但是在具體處理時，發現事出有因，在全面衡量利弊的基礎上，他沒有做那外表上的壹世英名之舉，因此有些人趁機罵他。但由於他沒有私心，壹心從大局著想，仍然得到了人們的尊重。他回任兩江總督時，“江南人聞其至，焚香以迎。”（《清史稿》曾國藩傳）也不是有些人說曾國藩因此有愧而痛苦死去，相反曾國藩臨終時預知時至，遊署西花園後，“端坐而薨”，“壹笑而逝”，“寶光燭天，微雨清塵”，“鹹以為水西門火起”，“救視無見他處，皆見大星隕於金陵城中，士民巷哭，野祭如喪慈母。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王定安《曾文正公大事記》、薛福成《庸庵筆記》）。曾國藩壹生步履艱難，苦心孤詣，入世出世，終歸本源。
大本大源是生命的最後歸宿，毛澤東早年也曾稱贊曾國藩是找到了大本大源的人。在今天，如果我們都象曾國藩壹樣，回歸大本大源，無私奉獻，那麽，壹個和平、安祥、溫馨的人間凈土就會出現在我們面前。近代高僧太虛大師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間，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只有立足現實，不脫離現實，才能成仁成佛，回歸大本大源。立足現實，就是凈化人心，存天理，去人欲，無私無我，隨其心凈則佛土凈。有誌的同仁們，勇猛前進吧！只有以出世的精神幹入世的事業，不離現實而作聖賢，不離現實而證佛法，真正發揮生命的意義，讓生命放射出璀璨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