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紙發明以前，供書寫的材料多種多樣，除了甲骨、竹木、帛以外，從壹些記載和已得的實物來考察，在世界範圍內，至少還有下面壹些：
石頭。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公元前2067－前2025年）曾制定壹部有名的《漢謨拉比法典》，載有保護奴隸主階級利益的法律條文，據說就是刻在壹根高八尺的石柱上的。這可以稱為石頭書。緬甸也有石頭書，現藏在被稱為“多寶之城”的曼德勒。書由大理石板制成，***731塊，每塊高壹米半、重兩噸多，全書占地面積超過五公頃。書的內容系講述佛教哲學。我們中國也老早就有了石頭書，至今能見到的很多。其中成書最早的要推唐朝初年在陜西鳳翔縣掘到的十個石鼓，上面的文字即被稱為石鼓文。另有漢代熹平石經、唐開成石經、後蜀石經、北宋汴京國子監石經、南宋杭州高宗禦書石經、清乾隆石經以及北京附近的房山石經等，也都是刻在石頭上的。
鉛。十七世紀末，有人在羅馬買到壹本鉛書，外皮與正文六頁，都是鉛板做的。
鐵。我國古來就有“鐵券丹書”之說，兩千多年前的晉國還曾把範宣子的刑書鑄在鐵鼎上。前不久保加利亞加布羅夫斯克市“諷刺與漫畫作品”博物館還展出了由弗拉茨·科斯托夫鑄成的壹本鐵書，重四公斤，全書***二十頁，書的內容是加布羅夫斯克市的著名的格言和諺語。
羊皮。公元前二世紀，柏加馬斯國王曾用羊皮寫字。小亞細亞佩爾加梅城的人們也把小羊皮或羊皮在石灰水中洗凈、晾幹，繃在框架上，用厚石將它打磨平整，再塗上蜜，制成羊皮紙，再用來寫書。
人皮。在法國德勒斯登的圖書館裏，有壹本墨西哥歷書，是寫在人皮上的。維也納也有壹本用同樣材料制作並帶有圖書著色的墨西哥抄本。法國有壹位伯爵夫人十分喜愛著名天文學家、詩人卡米爾·弗拉馬立翁博士的詩集《空中的土地》，她臨死以前在遺囑中提出要用自己肩上的皮裝訂這本書，後人照辦了，並且在這本書的封面上燙有這樣幾個法文金字：“遵照壹位女士的心願，用她的皮裝訂而成。1882年。”
獸皮。據說古代柬埔寨曾用麋鹿皮染黑後寫壹般文字和官府文書，但不是用墨寫，而是用壹種粉黏合搓成小條子在皮上畫字，畫後永不脫落。
木。這與我國古代的木牘在形制上是不同的。外國出現木書的時間約在公元壹世紀，它的做法是，在當書頁用的薄木上澆上溶蠟，趁蠟未幹的時候將其刮平，待蠟凝固後，用尖棒在蠟上寫字，然後用繩子把數塊寫好字的木板串接在壹起，就成了書。
草。埃及尼羅河上遊生長壹種燈芯草，莖高約六尺，有人稱它為“埃及蘆葦”，也就是所謂“紙草”。在古代，當地人將紙草加工成長卷，在上面寫字。這可稱為“紙草書”。目前巴黎的盧浮宮還保存有四千五百年前寫的壹卷紙草書樣本。
樹皮。古代拉丁人喜歡用樹皮寫字，現今德國卡塞爾市的博物館裏也存有用樹皮寫的書，每本書的背脊上還釘有金色小牌，上用德文、拉丁文兩種文字註明書名。
貝葉。在我國雲南西雙版納傣族村寨裏，有壹種高達十五六米的棕櫚樹，傣語叫“戈蘭”，學名叫“貝葉棕”，過去傣族人用它的葉子刻寫經文，稱貝葉經。西雙版納原有的五百多座佛寺裏保存貝葉經五萬冊。
除了上面講到的外，現代尚有鋼書。此書陳列在南美洲巴西聖保羅市中心廣場上，是用不銹鋼薄板鑄刻的，***——千頁，書中記錄著聖保羅城市的歷史沿革、風土人情、名勝古跡。
造偽書的動機
隋文帝統壹全國建立隋朝以後，曾求佚書於天下。他下詔：獻書壹卷賞賜絹壹匹。當時有個叫劉炫的人，就日以繼夜地寫書，他不是搞“創作”，而是在造偽。不久他就造出《連山易》、《魯史術》等偽書壹百卷，恭恭敬敬地獻至官府。那個當官的不識真偽，他因此而發了壹筆不小的財。
在我國的古籍中，偽書是很不少的。所謂偽書，簡單地說，就是原書失傳以後，有人冒名偽作，或原本並無其書而有人偽造後，托古人或當代人之名，在社會上流傳。這類偽書始自何時，目前尚無確論，有文字可考的，則是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所編《七略》中提到的壹些書，如對於《神農》壹書，《七略》中明言：“疑李俚及商君所說。”對於《黃帝》壹書則說它：“或言韓公孫子所作也。”這就是說，當時見存的《神農》及《黃帝》均非神農和黃帝所著，而是後人偽造的。除這兩書之外，《七略》還提到壹些別的偽書。現在雖然《七略》已佚，無法見到，但後來班固所著《漢書·藝文誌》就是根據它寫成的，所以想了解早期有哪些偽書，《漢書·藝文誌》可供參看。
漢代以後，偽書屢出，而且各類書都有偽作。清代姚際恒著《古今偽書考》，列偽書甚多。今人張心?編著的《偽書通考》所辨四部及道藏佛藏中的偽書達壹千多種，數目不能說不大。
那麽為什麽有人要做偽呢？除上面說到的劉炫為了欺世牟利外，還有多種多樣動機，常見的有：
壹、托古自重。由於如《淮南子·修務篇》所說的：“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近。”所以有人就把自己所著之書，托名為古人所寫，達到在社會上流傳的目的。比如現在尚能見到的壹部書《雜事秘辛》，據梁啟超看後說，是寫東漢時梁冀家事。那時皇帝選妃，看中了梁大將軍的小姐，由皇太後派壹個保姆去檢查梁小姐的身體。文章寫得非常精美。作者本是明時楊用修，可是他為了擡高書的價值，偏說是漢人所做，他只是從舊書攤上偶然得之，並刻傳於世。可是書中寫到的風俗、典禮、衣服、首飾與漢時全不相合。
二、挾嫌謗人。這種事在封建社會裏是層出不窮的。如唐代歐陽詢是有名的書法家，人品也極好，但不能見容於某些人，那些人偽造了壹部《補江總白猿傳》來汙蔑歐陽詢。胡應麟著《四部正偽》中說：“《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瘦削，像猿猴，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謗之。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蓋偽撰者托總為名，不只誣詢，兼以誣總。”
三、求同伐異。如後漢的鄭玄，註解群經，著作甚豐。稍晚於他的王肅，想推翻他的學說，而自己又拿不出貨真價實的學問來，於是自註偽造的《孔子家語》，並作序說：鄭氏之學不可靠，而自己所論則與孔子後人所藏的孔子書相合。造偽者的人格是十分卑下的，壹經拆穿，就會為人所不齒。漢代的張霸，因《尚書》在秦滅以後只剩下二十八篇，當時漢成帝又酷好這部書，便偽造了壹部，比原本的《尚書》還多出兩篇，自稱是春秋以前的舊物，並呈給成帝。成帝當然高興，賜給他壹個博士官職。但後來發現除原有二十八篇外，其余全是假的，壹時朝野轟動，都主張殺掉張霸，成帝倒饒了他壹命，只把他的博士壹職革掉完事，他的名譽也就壹塌糊塗了。
借書的條件
古代的藏書家，不肯輕易將書示人。如果有人向他們借閱，即使勉強借出，也常常附加苛刻的條件，現在看來，頗覺有趣——
索取禮物。如《野客叢書》卷十說：“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壹鴟開鎖魚。”還有黃山谷借書詩中也有“不持兩鴟酒，肯假壹車書”。這裏說的“鴟”，為古代的盛酒器。據何蘧《春渚紀聞》卷二說：“古人借書，先以酒禮通殷勤，借書還書皆用之耳。”
必須互借。如清初藏書家曹溶所訂《流通古書約》中規定：凡借人家書，必先帶上自己的藏書目，登門交給書主過目。書主看過以後，如果發現有自己也想看的書，那就約定日期，各人到對方家中去抄錄，而且所抄書的數量必須對等。抄完後將抄本帶回，原書不準帶出門，以防遺失。
借閱手續繁多。如光緒年間廣雅書院山長梁鼎芬立的《豐湖藏書四約》中有“借書約”規定：“每月以初二、十二、二十二這三日為限，借書者，是日清晨親到書藏攜取，用潔凈布巾包好，徒手者不借。……借書之期，限以十日。……借書不得全帙攜取，五本為壹部者，許借壹本，壹本讀畢，再借第二本。若壹本為部者，許在書籍桌中翻閱，不得借出。”此外還規定地方長官、衙署幕友、學校教授官、監院等不借，因這些人“公門轉折，事繁弊雜”，怕書借出後收不回來。
除了上面這些，還有像清末民初湖南藏書家葉德輝，曾在《藏書十約》中寫道：“非有書互抄之友，不輕借抄；非其同誌著書之人，不輕借閱。……遠客來觀，壹主壹賓，壹書童相隨，仆人不得從入藏書之室。”
古人借書如此之難，所以那時的讀書人，尤其是貧苦知識分子，讀書是十分不容易的。袁枚的《黃生借書說》寫道：“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由此可見壹斑。
多災多難話秘藏
1982年12月18日，在斯裏蘭卡首都科倫坡東北壹百九十公裏外的歷史名城阿努拉達普拉市發現了壹部用金制作的佛經，此書據說原是該城的佛學講經堂的講本，由於該地壹度被外敵入侵，僧侶們將書折疊起來藏入陶罐，埋在地下。後來，這批僧侶全部被敵人殺死，他們所埋的書也就不被外人知道，時間長達千年以上。
在幹戈相向、世事紛擾的年代，為防書的散失，壹些讀書人往往把書秘藏於不易為外人察覺的地方，用心可謂良苦。焚書坑儒時，秦始皇下令“非博士官所職，天下茍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當時孔子的後裔將大批儒家經典藏於原魯國的孔府墻壁中，故後人稱作“魯壁藏書”。
與此同時，秦的都城鹹陽也有人將大批書偷運至湖南，並藏於沅陵縣境內壹座山的洞中。此山名二酉山，山分為二：壹為“大酉”，壹為“小酉”。洞在小酉山，洞口寬約二米，壹人多高，深十五米左右。洞內有如幾、架模樣的巖石，書就是放置在上頭的。據《太平禦覽·荊州記》載，所藏書約有幾千卷，清朝湖南督學在洞內附近長條形巨石上刻有“古藏書處”四字，後人稱此洞為“二酉藏書洞”，並且流傳出了壹句“學富五車，書通二酉”的成語，用來形容某壹個人讀書之多。
清末（1899年），人們在位於甘肅境內的敦煌縣城東南四五十裏之地的鳴沙山名“千佛洞”中，發現了大量的佛經、道經、史地材料、語言及文學材料，並儒家經典及其他，經許多學者研究，認定是宋朝僧人避西夏之亂時藏在裏面的。由於這些書是在敦煌發現的，所以後來學者通稱其為“敦煌遺書”。
另據古籍記載，浙江南湖袁學土橋，系宋時藏書家胡梅?故居，宋恭帝元年，元軍入侵，胡梅?“從軍北上”。後來兵敗，徒步回到家鄉後，避難新昌，築了壹個石窯，將所有書藏於窯中，終免毀損。
摘自《書趣》 奚椿年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