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46年春天，在弗萊堡(Freiburg)的木材集市廣場(Holzmarktplatz)與海德格爾的相會之中，得悉他對翻譯老子《道德經》感到興趣。當時，鑒於他只在夏天才有工作假期，他建議我們在該年夏天壹同在他位於托特瑙堡(Todtnauberg)的小屋裏，協力把《道德經》譯成德文。我深信老子的思想，將有助於災難性的世界大戰之後的德國人——事實上，是整個西方世界——的反思，於是我欣然地答允了。不幸的是我們沒有完成這壹計劃，但我深深感受到這項工作在海德格爾身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有壹回，海德格爾告訴他的壹位德國朋友，他透過與老子和孔孟的接觸，對東方思想有了更多的理解。
壹
我與海德格爾在1942年結識。當年，在北平完成了心理學和中國哲學學位後，我就到米蘭(Milan)深造。我在聖庫歐勒(Sacro Cuore)大學接受嚴謹的學院派訓練的同時，接觸了另壹同樣嚴謹之學問和新的思想深度。我被允許去旁聽海德格爾的講座。從此，我陸續地向他呈交了我的《道德經》意大利文譯本[2]的壹些部分，班內德托?克羅塞(Benedetto Croce)推薦我出版此譯本。海德格爾也許在我的譯本中發現了在別的譯本中所沒有發現的東西，不然，他又怎麽會建議我們倆合作德文譯本呢。
1944年11月27日那天，伯來斯高的弗萊堡(Freiburg im Breisgau)——座位於黑森林區(Black Forest region)的、畫壹般的首府，它的美麗被壹場空襲所毀了。因為弗萊堡被認為是劃為了戰役豁免區，所以空襲是出乎意料的。事前十二小時，許多動物和人們都顯得焦慮和不安。特別奇怪的是：城市公園裏的壹只碩大的鴨子，它幾乎耗了十二小時，猛烈地叫喚和鼓打翅膀。壹般說來，人們都傾向於這麽壹個想法：野生動物從某些“空氣中的”氣氛變化中，能預感到自然災害的發生。然而，空襲並非自然災害，乃是由人類所決定和控制的行動。在弗萊堡城市公園湖旁為這只鴨子而立的紀念像上，銘刻著這樣的碑文： 上帝的創造物在哀哭、控訴和警告 。我相信，這碑文不僅為靈學家，也為哲學家提供了思想的糧食。
我在此提及這些弗萊堡歲月給我的印象，是因為我在與海德格爾的交談中，壹再談論到它們。我與許多的亞洲人壹樣有過***同的經驗，那就是在嘗試去理解海德格爾的思想時，我們總是事先被告知，他的思想如何或為何對他當時的許多西方人，是這麽樣的難以理解或聳人聽聞。[可是實際上]他“帶入語言”的觀點經常可以在遠東思想中遇到相似者。例如：中國與西方對“時間性”壹詞的理解差距很大，對於我們而言，這只鴨子不需要超常的能力，就能有那樣的預感，因為萬物都彼此聯系著，在每壹時刻中，都隱藏著整個過去和開放的未來。
就在被毀壞了的、碎片還堆積於大教堂四周的舊城垣當中，我戰後在位於弗萊堡市中心的木材集市廣場，首次與海德格爾重逢。所有的遊客都因著該大教堂美麗動人的尖塔而贊嘆，那是被稱譽為全歐哥德式大教堂的尖塔中最漂亮的壹座。我們中國人也認為它漂亮，但與西方人的欣賞角度不同。我們比較習慣於簡樸的、古羅馬式的教堂和皇宮，因此，總感覺到這類哥德式的建築物在比例上缺少了什麽似的，雖它是動人的，但卻不協調。唯有明白哥德人對那神聖的崇高者的虔誠、思慕和敬畏的人才能理解這壯麗的建築物。但就在1946年，城市依舊荒廢，我們許多的相識和朋友們或重操故業，或有的卻在戰場上、被擄中或廢墟下了結此生之時，我們卻有幸劫後余生，重逢故地。然而，我們並非是逍遙自在的、無憂無慮的：我期待回中國教學壹事仍未確定，而海德格爾卻仍身處於不快的、官僚的和充滿惡意的反納粹程序中。
我被問得驚慌失措，難以想象歐陸人士竟能如此誤解他們自己的語言。我的困惑部分地來自海德格爾的過去被普遍地誤解這壹事實。眾所周知，海德格爾曾於1933年至1934年任弗萊堡阿爾伯特-路德維希(Albert-Ludwig)大學校長，但他很快地就卸下這不幸的職位。然而，從何時開始，他不再認同納粹主義者的理念和實踐呢？他欲與他們合作壹事是如何可能呢？在未悉真相之前，我曾假設海德格爾不僅僅是壹“奉迎者”，而是壹羽翼豐碩的納粹主義者，不然他絕不會在1933年成為校長。人們如何能夠想象海德格爾是“奉迎者”呢？
我挺能理解加伯裏烏?馬塞爾(Gabriel Marcel)——壹位曾非常尊敬海德格爾的人——的失望。當我在60年代到巴黎拜訪馬塞爾時，他對我說：如果海德格爾在戰後沒有維持他那頑固的沈默，如果他向人們講壹些關於他1933年的行為的話，那麽，哲學界將加倍地敬佩他。這事實[海德格爾保持沈默壹事——譯者註]也在壹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們之間的合作。直到海德格爾臨終後，我才知道他在那之前十年，在《明鏡》(Der Spiegel)的面談中，曾提到他擔任校長壹職只有十個月。海德格爾的智慧和偉大在此流露無遺！
長話短說，在木材集市廣場，我情緒復雜地站在海德格爾的面前。然而，我卻同時頗感同情：顯然，海德格爾正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人們不需要知曉《存在與時間》中的那壹段文章，就可以堅決地斷言不是納粹、就是盟國之論點是錯的。事實上，如果兩個不同論點的支持者都是假冒的哲學家的話，那麽，他們可以都是錯的。該文章的內容肯定與這些譴責無關；而兩個譴責者中肯定有壹個是胡來的。可惜我當時沒有詢問海德格爾究竟哪壹段落的文章是爭議的焦點。
毫無疑問的，在戰後，中國(就如壹句中國成語所說的：焦頭爛額)是壹可憐的贏家，事實上，即使它是屬於世界的“四大勢力”，它也只是“半個盟國”。(法國在當時更靠後，稍微傾左)。盡管如此，即使在當時我因著明白海德格爾被不公和愚蠢地對待而稍感不安，我還是帶著勝利者平靜的自尊站在海德格爾面前。與那同在的，是內心湧現著的壹種與不公抗爭的精神和力量。
這是壹般中國人所***有的意識：我年輕時與大多數中國人壹樣，閱讀過許多關於強盜、武士和英雄的小說和故事。無論是強盜或英雄，他們都抗拒不公平：英雄不盜，而強盜劫富濟貧。因而，中國人常有壹需求，並以此為大樂：那就是反抗壞事，特別是為他人的利益而反抗惡勢力。
事實上，我正值無法為海德格爾做任何事情的時刻，雖然我是壹位“半盟友”，但是我還是身處法國軍隊的管轄權之下，無法對待那些軍官如同男學童，即使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就如其它管轄區的軍官壹樣，該當受到如此待遇的。無論他們是如何地宣稱自己是民主和人道主義的十字軍戰士，他們身為戰勝者，是無法擺脫軍人的壞影響的。
正當我思緒紊亂之時，孔子(公元前551-479)以後最偉大的儒者孟子(公元前372-289)的慰言臨到我。“海德格爾教授，您要我回應納粹和盟友們對您的看法。我只能給您壹個中國式的答案。我覺得納粹和盟友那肯定錯誤的解釋都證明同壹件事：那就是在將來，人們必定要更勤勉地、更小心地研究您的哲學。如果它能被正確地理解，那麽它對將來就會產生重大的作用。孟子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海德格爾看來深受孟子這段話的感動。從那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談論這個話題了。也就在這次會面中，他提出***同翻譯《老子》的方案。我欣然地接受了。
二
夏季學期壹結束，每星期六我們都在他位於托特瑙堡的山上小屋會面。我們的合作或多或少地提供了壹個抗衡不公正的機會：我的壹位朋友很樂意地把他的摩托車任我使用，以便這車不被征用。再者，身為“半盟友”，我每周收到壹無價寶袋，裏面滿載著在當時的德國難以獲得的各式各樣的食物，如咖啡、可可、面食、香腸、牛油、香煙等等。我們壹起分享這些食物。還有，到托特瑙堡的路上沒有公***交通設施，非常難走。海德格爾太太為了讓她的丈夫能有更多的時間做他那需用腦筋的工作，故此，嘗試從鎮上購買所需品，然後帶回小屋。現在我身處於能減輕她部分重擔的光景中。二十年後，那位我經常把我貴重的普奇200(Puch 200)停泊在他那兒的農夫，很驚奇地與海德格爾提起這位在當時常去光顧他、還居然會騎摩托車的“中國人”。
首先，我們的翻譯工作先從蔣錫昌(Chiang-Hsi-Chang)的《老子》[3]著手，該版本匯集了超過84個古本的比較，可暫時視為經過校訂的版本。我們沒有再咨詢其它的翻譯和評註，因為我們想盡可能地從老子自己的思想來詮釋《道德經》。
首先，我們先翻譯那些關於“道”的篇章，它們似乎是最難卻最重要的。正因海德格爾思考事物的周詳細密的特性，我們在夏季結束時壹***才完成了八十壹篇章中的八章。根據海德格爾的朋友漢斯?費舍爾–巴爾尼可爾(Hans Fischer-Barnicol)在他壹個人拜訪中所洞察的：海德格爾是“壹位膽怯、非常害羞的人。他不僅具有慣例性的謹慎，也是壹極其留心傾聽別人談話的人，他謙虛……善於思考。還有，在我看來，人們似乎不想毫無思考的處在這雙眼睛前；那是壹雙真正了不起的、令人吃驚的、聽勝於看的眼睛啊！雖然我不清楚海德格爾是否有幽默感，但是，他這雙眼睛卻能發笑。”[4]
在整個夏季的末了，只有十分之壹的工作已被完成。我們可以想象在十年內或稍為短壹點的時間中來完成這工作，因為其它的篇章不再那麽曖昧難懂，而海德格爾也就不必以他那傾聽的、尋根究底的眼光註視著我，同時透徹地、犀利地向我發問。現在我明白海德格爾的格言了：“發問是思考的虔誠”。[5]也正是這種思考的虔誠在有力地推動著海恩裏奇?布爾(Heinrich Buhr)對更年輕壹代的關註啊。[6]
我們想在下壹個夏季繼續我們的工作。在此期間，我接到邀請，到大學去發表我的第壹個演講，題目為“中國與西方的遭遇”。在此之後，我受到許多到德國各處演講的邀請，時間就安排在夏天。我因此必需決定：我應該繼續與海德格爾的這個有意義的合作，還是接受這些邀請呢？海德格爾與我的《老子》翻譯將給哲學界帶來轟動；可另壹方面，我的演講，尤其透過[其中所引用的]蔣介石將軍的話語，會給那些遭遇到多方的不公與苦難的德國人帶來某些慰藉。蔣介石將軍與德國境內的盟軍不同，他認為日本人民是無辜的，甚至反對賠償。對他而言，和平時代的決定性在於“我們是否能夠有技巧地、很好地引導敵人，致使他能以心靈悔過而成為和平的擁護者”。[7]而另壹方面，我必需承認，在我們壹同工作時，我無法釋懷於些微的擔憂，那就是海德格爾的筆記也許已越過了所謂翻譯的範圍。這傾向叫身為翻譯者和中介者的我不安。
海德格爾實質上是在察問，即具有穿透性地、毫無疲倦地和毫無憐憫地詢問：他追究在原文本中的符號關系裏那些帶有隱秘性的相互作用(interplay)，和由此相互作用所產生的每壹種可想象出意義的上下文。只有完全的意義整合才足夠讓他放膽地決定思想模式的輪廓，也就是以壹個足以清楚的、可理解的方式將中文文本的多重意義用西方語言表達出來的輪廓。
很不幸地，海德格爾除了在1947年十月份的短劄(見文後)中，所寫的《老子》第十五章的兩行字以外，他就再也沒有給予我任何的譯文了。於是，所維持不變的只是希望：希望在我有生之年，那些在他遺稿(Nachlass)中的[翻譯]筆記能面世。在1946年的夏天後，我們就沒有再繼續我們在《老子》上的翻譯合作。六十年代時，有壹回，與我壹起去拜訪海德格爾的朋友提及《老子》，海德格爾有些情緒激奮地以食指指著我，同時又微笑著說：“但是，這是他不想幹的”。我也笑了，尷尬地笑了。
三
雖然《道德經》中的八篇只是該書的很少壹部分，但是它們卻在海德格爾身上起了重要的影響。海德格爾在弗萊堡保羅教堂(Paulus-Kirche)演講“技術與轉向”中提及當今的思維方式時說：“在因果律的見解下，上帝可能降到‘因’的層次，即充分因(causa efficiens，充足理由)了”。然後，他為了增強效果，接著說：“如果妳想要用任何壹個傳統的方法——無論是本體論的、宇宙論的、目的論的、倫理學的等等——來證明上帝的存在，妳會因此而把上帝弄小了，因為上帝就像‘道’壹樣是不可言說的”。我現在想：如果把上帝降到充分因(causa efficiens)的身份，就是壹種“罪過”，那這也是當今某些自稱為哲學家而不願思考、要不就是走歪了道的思想家或學者的主要缺陷，誠如壹中國箴言所說的：“坐井觀天”。
在演講過後，我聽見壹簡樸的家庭主婦發了這樣的議論：“誰說海德格爾的思想是難懂的？我不是哲學家，但是我明白他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演講內容”。我也覺得這個演講內容是清晰的，然而聽者必需要留心地聽，跟上重點，尤其要明了那些被重新解釋的詞語。不然的話，誤解可能就會產生了。
有壹天，我的壹位工業家朋友強迫我帶他到托特瑙堡的小屋，他希望能說服海德格爾向壹群名人演講。海德格爾因沒空而拒絕了。我們也發現到他也拒絕了他的西班牙好友荷西?歐德加?依?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的邀請。後來，我聽說他之所以拒絕，是因為害怕在交談中，他會被迫唱獨角戲，因為大多數西班牙人不喜歡用德語交談。
我的工業家朋友不想錯失繼續交談的良機：“教授先生、尊貴的老師，您現在要翻譯《老子》，但是我身為歐洲人發現《老子》在許多方面是不可理解的。舉例來說：‘大道廢，有仁義’。(第十八章)‘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第七十六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為什麽中國人用這樣的方式說話呢？”當時，我感覺到自己也是被提問者，於是待了壹會兒，就回答：“因為在當時的中國人不會亞裏斯多德的邏輯”。海德格爾馬上隨機而發地說：“感謝上帝他們不會”。海德格爾並不反對邏輯，而是反對對邏輯的誤用以及導致理性主義的傾向。事實上，老子在第七章的格言完全被壹位歐洲著名漢學家所誤解：老子被他視為人類歷史裏最偉大的利己主義者；仿佛聖人只期望成就他的自我；仿佛老子在通過這些格言來稱贊聖人的陰險和狡猾。事實上，老子的格言接近奧古斯丁(Augustine)的說法：“愛，而且作妳所意願的”。
海德格爾很少在交談中提及宗教問題。有壹回，我和來自香港的著名佛教徒藝術家丘雲姍(音譯，Yau-Wan-Shan)女士壹同拜訪海德格爾。她想請教他關於宗教的看法。但是，海德格爾對她說：“在我們人世間，最失敗的事就是懶於思考”。對佛教徒而言，這完全是宗教的答案。
事實上，對海德格爾而言，深入的思考是生活的自發傾向。必需承認的是，我的《老子》意大利文譯本從來不敢、也未曾想過超出文本的字義。我對第十五章其中兩行(即“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按另壹個版本是“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譯者附]的字義解釋是：“誰能安定汙濁，而逐漸使它變清？誰能鼓動寂靜，而逐漸帶給它生氣？”。但海德格爾對這話想得更遠，他認為澄清(clarifying)最終能將某物帶入光明，在靜息之中的微動能使某物得以存在。
海德格爾請我用中文書法寫出這兩行字。我把這各有八個字的兩行文字書寫在當時能找到的羊皮紙上；文本中所沒有的“天道”兩字，也被當作裝飾的橫批寫在中間。我細心地給予每個字以語源的解釋，因此他能詳盡地理解。海德格爾的德文譯解再次展示了他思想的深度。
在我們的翻譯中，我們嘗試不太專註於細節上，以致能花時間在真正的文本上。不然的話，我們可能會在第壹章以後，開始壹大堆的問題：舉例說，道之“人”的問題（其實老子對此問題可能並不感興趣）；“道”克服內在性和超越性[的兩分狀態]的問題；道家、佛教、基督教和海德格爾本身如何看待“無”的問題；老子和海德格爾的思維方式；哲學和神秘主義的分界線等等問題。
四
清朝乾隆皇帝(1736-95)時期的著名學者趙頤(Chao-Yi)曾說了壹句話，叫“蓋棺論定”。許多人現在會同意：對海德格爾的評價還為時過早。就“哲學歷史”方面的歐洲排名榜而言，這麽認為可能是非常正確的。我個人的看法是：對海德格爾的抑制(大多是公開的)源自於面對他的思想深度時的驚愕。我們則毫不猶疑地心存感激，因為我們正是在這些深奧的問題中——也許是很久以來的第壹次——可以重新發現自己、自己的疑問和可疑問處。
我所難以忘懷的是他發問的巨大熱忱。通常，他會目光註視、壹言不發，進壹步地詢問；總在深壹層地理解之後再詢問。但願西方人能從海德格爾處學習到追尋真理的那種真誠、開放和堅持，就像我們亞洲人從傳承中得到的那樣——“因為發問乃是思考的虔誠”。
附：
海德格爾1947年10月9日給蕭師毅的信 ：
蕭先生：
我時常想念您，並希望我們能盡早恢復我們的談話，我思考您給我寫下的引文(Spruch)：
“誰能寧靜下來，並源出自和通過這寧靜將某物導向(be-wegen)道路之中，以致它能發出光明？”
誰能透過成就寧靜而使某物進入存在(Sein)？?
天道。?
衷心地向您致意！
您的，
馬丁?海德格爾
1947年10月9日
寫於小屋
?註釋：
[1]此文譯自格拉漢?帕爾克斯編《海德格爾與亞洲思想》，壇香山：夏威夷大學，1987年，第93-103頁(Graham Parkes, ed. 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87, pp. 93-103)。——譯 者。
校者註：此文之英文本由G. Parks翻譯，原文的大部分取自蕭師毅(Paul Shih-Yi Hsiao)用德文寫的回憶海德格爾的文章“我們相遇在木材集市廣場＂(Wir Trafen uns am Holzmarktplatz)，《回憶馬丁?海德格爾》(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 herausgegeben von G. Neske, Pfullingen: Neske, 1977. S.119-129)。但這晚出十年的英文本與德文本也有明顯的不同樣之處，有增有刪(比如刪去了關於Stein求助海德格爾而未果的段落)，估計是蕭師毅本人做的修改。所以，英文本可視為壹個改進本，反映蕭對這件事之更準確的回憶和看法。
[2]蕭師毅，《老子<道德經>——中國批判文本的基本傳統》，巴利：拉特爾薩&菲格爾,1941年(Il Tao-Te-King di Laotse, Prima Traduzione da un testo critico cinese, Bari: Laterza & Figil, 1941)。
校者註：蕭氏在此所述者與他在德文本“Wir Trafen uns am Holzmarktplatz”中所講的，尤其是與Poeggeler在 “再論海德格爾與老子”中的再敘述相比，有事實上的出入。那裏他似乎是說：他是在弗萊堡，而不是在米蘭，開始結識海德格爾的，而且他給海氏看的是壹本出版了的意大利文《老子》譯本，而不是這個譯本出版前的壹部分樣本或手稿。從情理上判斷，那裏所講的應該更接近實際，因為他的意大利文譯本於1941年就出版了，所以，他於1942年認識海氏時，沒必要只給出譯文的壹部分。這樣，他“被允許去旁聽海氏之講座＂壹事，也應該發生在弗萊堡，而不是米蘭。
[3]蔣錫昌，《老子校詁》，上海，1937年.( Chiang-Hsi-Chang, Lao-Tse-Chiao-Ku (Shanghai, 1937))。
[4]漢斯?費舍爾?巴爾尼可爾，“反映–調停”刊於《回憶海德格爾》(普林根：內斯可，1977年，第88頁)。(Hans A. Fischer-Barnicol, “Spiegelungen-Vermittelungen,” in 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Pfullingen: Neske, 1977, s. 88).
[5]海德格爾，《技術與轉向》(普林根：內斯可,1978年)，第36頁。(Martin Heidegger, Die Technik und die Kehre, Pfullingen: Neske, 1978, s. 36).
[6]海恩裏奇?布爾、艾力卡?雷奇勒，“在公眾面前如在活神面前的入世神學家”刊於《回憶海德格爾》。(Heinrich Buhr and Erika Reichle, “Der Weltliche Theolog, Vor der Gemeinde als vor dem lieben Gott,” in 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 )
[7]蔣介石演講，蕭師毅翻譯，“為和平負責任”刊於《現代》1964年1月1-2期。(“Responsibility for Peace,” speech by Chiang Kai-shek, translated with a commentary by Paul S.Y. Hsiao, in Die Genenwart, nos. 1-2 (January 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