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快速變遷的情境中，傳統文化模式不再配合，古老的法則不再適用，魯迅不得不開始“走異路、逃異地”，這實際上就是壹種向傳統文化模式告別的姿態和宣言。就魯迅而言，盡管他（包括胡適、周作人、劉半農等）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和總結，如他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中國哲學史大綱》），認識到在實踐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性，其中包含著肯定因素，存在著“延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在思維方式上，在總的價值體系方面，他對傳統持否定性的整體觀。其原因就是他認為中國傳統的政治、軍事、文化、制度……已經形成了壹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這個整體的現實功能相對於西方社會文化體系而言是否定性的，並導致了中國的落後。不僅如此，魯迅的偉大之處，還在於他同樣也認識到自身的歷史性，他在反傳統的過程中同時洞察了自身的歷史性，即自己是站在傳統之中“反傳統”，因此，對傳統的否定的價值判斷導致了對自我的否定性的價值判斷，這也是魯迅反傳統的基本前提。 這表明了魯迅把反傳統的社會活動納入了自身的精神歷程，並使之具有了“贖罪”的意義：傳統的罪惡也是我的罪惡，對傳統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對“我”的批判和否定。
魯迅負載了中國傳統文化太多的積澱.魯迅生活在封建文化之中,對封建文化具有某種天然的親和力,這種親和力決定了魯迅無法擺脫傳統的影響,也決定了其壹生所批判的目標.同時,對封建文化的親和力是其痛苦的源泉.
魯迅的留洋經歷助長了其責任意識.生活在中國之時,魯迅對封建文化的態度是"愛也是妳 --- 因為妳滋養了我,恨也是妳 ---- 因為妳毀滅了我",此時的魯迅還局限於"小我".而留洋之後,魯迅經歷了本雅明式的 "震驚":封建文化雖然滋養了我,但害了中國.此時的魯迅有"小我"走向"大我","責任"意識呈現.
掙紮中的絕望.越是掙紮,就越能看清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質,而越是看清這種本質,就越是掙紮.如此以來,魯迅在他的作品中時常流露出壹種精神上的絕望,而這種絕望就是我們所謂的其"批判的深度".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沒有哪壹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有魯迅這樣深刻而又具體，沒有哪壹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有魯迅這樣執著而又犀利。魯迅壹針見血地將中國的傳統文化概括為奴性文化。他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壹部分。”（《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認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資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中國歷史上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努力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在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特征的同時，魯迅在許多文章中還十分具體深刻地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弊病，魯迅以偏執的發展觀孜孜於對中國傳統文化弊病的揭示和批判，“這是意在復興，在改善”（《致尤炳圻》），因而魯迅在他的鄉土小說的創作中也努力解剖、抨擊中國傳統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種種病態。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中，對國民性的卑怯是深惡痛絕的，他壹再針砭在中國傳統文化浸淫下國民性的卑怯，他說：“……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茍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北京通信》）魯迅的鄉土小說展示給我們的是壹個卑怯者的世界。李長之在《魯迅作品之藝術的考察》中就指出：魯迅的小說創作“在內容上，寫的東西都是壹致的，就是寫農民的愚和奴性”。在魯迅的鄉土小說中，將兒子的命運寄寓在人血饅頭上的懦弱的華老栓（《藥》），壹心想躋身於長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丟了辮子被女人當眾辱罵的憂愁的七斤（《風波》），在多子、饑荒、苛稅等壓榨下苦得像個木偶人的閏土（《故鄉》），都是鄉土社會中的卑怯者，他們對於身受的壓迫忍辱受屈逆來順受。《祝福》中到土地廟捐門檻贖罪的祥林嫂，《在酒樓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無聊地生活著的呂緯甫，《孤獨者》中親手選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裏面的魏連殳，《離婚》中懾於七大人威光的愛姑，也都是社會生活中的卑怯者，雖然他們面對坎坷的命運和人生也有過不平和抗爭，但最終都屈服於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魯迅將國民的卑怯視為國民性的主要病根之壹，他以決絕的姿態予以抨擊。魯迅極力反對卑怯者半死半生的茍活，他深切地期望人們能掙脫文化傳統的禁錮，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他說：“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忽然想到?五》）
魯迅先生對於卑怯者的恃強淩弱更為痛恨，他曾憤憤地指出：“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壹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雜感》）魯迅在其鄉土小說創作中壹再針砭揭示卑怯者的淩弱。《孔乙己》中鹹亨酒店裏酒客們對孔乙己的奚落哄笑，《藥》中老栓茶館裏茶客們對夏瑜的斥責譏嘲，《明天》中魯鎮上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對單四嫂子的欺淩，《阿Q正傳》中遭假洋鬼子棒喝的阿Q對小尼姑的侮辱，《祝福》中魯鎮人對祥林嫂悲劇故事的學舌、對祥林嫂額頭傷疤的嘲弄，《孤獨者》中寒石山村人們對魏連殳關於其母喪葬儀式的脅迫，都可看出魯迅對鄉村社會中卑怯者的恃強淩弱的深惡痛絕。魯迅曾憤然地指出：“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我之節烈觀》）
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中，魯迅對封建節烈觀念和等第思想十分憎惡，在《我之節烈觀》中，魯迅將封建節烈觀念視作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他說“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壹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裏，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裏。”魯迅在其鄉土小說中就描述了在封建節烈觀念的影響摧殘下，“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的鄉村社會的人們。《明天》中的寡婦單四嫂子執意守節，將兒子寶兒視作她人生的惟壹寄托和希望，寶兒的不幸病逝，使她失落了明天。《祝福》中的祥林嫂守寡後又被婆婆強行嫁到賀家墺，壹心守節的祥林嫂全力反抗，竟壹頭撞在香案角上。被稱作善女人的柳媽竟認為當初祥林嫂“索性撞壹個死，就好了”，並勸祥林嫂去土地廟捐門檻“贖了這壹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封建的節烈觀念成為摧殘鄉村婦女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裏，是容不住的”。因而精神上受盡折磨和摧殘的祥林嫂在容不住她的社會裏只有走向死路。魯迅認為應該追悼中國歷史上為節烈觀念迫害致死的人們，並說：“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我之節烈觀》）
魯迅將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歷史與傳統概括為吃人的筵宴，這種吃人是建築在封建的等級制度上的。魯迅指出：這種吃人的筵宴，“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淩虐，但也可以淩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壹級壹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燈下漫記》）魯迅對這種封建的等第思想是極為憎惡的。他說：“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論“他媽的!”》）中國傳統的君臣父子等第嚴格的禮治秩序成為幾千年來規範人們的生活準則和處世方式，魯迅的鄉土小說中對這種森嚴的等第思想作了生動的揭示。《孔乙己》中去鹹亨酒店喝酒的人們，長衫客和短衣幫涇渭分明，短衣幫們是靠櫃外站著喝酒的，而長衫客則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裏慢慢地坐喝，而落魄的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壹的人”，孔乙己始終未能躋身於長衫客之列，最終脫下了長衫，穿件破夾襖，盤著兩腿來喝酒。《故鄉》中回鄉尋覓過去的記憶與情感的主人公“我”，在被歲月和生活壓迫得麻木了的閏土壹聲“老爺”的稱呼中，感到他們“之間已經隔了壹層可悲的厚障壁了”，童年時相處得無拘無束的小英雄閏土消失了，只有辛苦麻木得像木偶般的閏土了。魯迅十分深刻地將人之間的這種隔膜歸為封建等第的緣由。他說：“……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壹道高墻，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聖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
魯迅針砭了中庸思想和瞞騙行徑。被稱為儒家最高美德的中庸思想倡導不偏不倚執兩用中的中和主義，這成為人們道德修養和處世行事的基本準則和方法。魯迅將中庸視作國民性卑怯的根由和阻礙中國人進行改革前行的巨大阻力。魯迅指出：“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妳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壹個窗，大家壹定不允許的。但如果妳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無聲的中國》）在散文《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魯迅就抨擊了聰明人的中庸思想、推崇傻子的改革精神和批判了奴才的奴性性格。在散文《立論》中針砭了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魯迅在鄉土小說創作中，也生動地揭示了這種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明天》中的王九媽，面對單四嫂子詢問寶兒的病情，她只是“端詳了壹番，把頭點了兩點，搖了兩搖”。這種不置可否不負責任的回答，與《立論》中既不謊人也不遭打的回答如出壹轍，這顯然是為魯迅所鄙棄的。《祝福》中回歸魯鎮的遊子，在祥林嫂關於靈魂地獄有無的叩問中，只能以“也許有”，“也未必”和“說不清”搪塞，這種中庸之道的處世態度，魯迅在小說中闡釋道：“‘說不清’是壹句極有用的話。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於給人解決疑問，選定醫生，萬壹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壹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這顯然是為魯迅所針砭的調和折衷的中庸之道，是壹種擺脫責任和道義的中和主義。《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在社會和環境的壓迫下，從壹個關心國家前途命運敢作敢為的青年，變為壹個教教“子曰詩雲”敷衍模糊無聊隨便的弱者，他以中庸之道調和規範自我的人生。這顯然也是為魯迅所不滿的。
魯迅憎惡中國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惡他們以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說：“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壹天天的滿足著，即壹天壹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論睜了眼看》）魯迅憎惡他們能以瞞和騙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魯迅的《阿Q正傳》立意寫出國人的魂靈，阿Q是以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的典型人物，不管處於何等不利和不愉快的境地，阿Q都能從中擺脫出來，處於精神上勝利的不敗之地。《故鄉》中麻木辛苦生活著的閏土，在香爐和燭臺裏尋覓人生的希望，尋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祝福》中受盡折磨的祥林嫂，到鎮西頭的土地廟捐門檻贖罪，求得精神的平衡與解脫。《孤獨者》中作繭自縛的魏連殳，躬行其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壹切，拒斥其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壹切，在失敗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勝利。魯迅深深地憎惡國民的奴性性格，真誠地期盼能創造出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真正爭取到做人的資格和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