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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珠璣(節選) [俄羅斯]索洛烏欣

法國作家喬治·西蒙在會見演員A。捷米多娃時說:

“我們這個時代,通訊技術使讀者獲得了相當廣博的教育,也使得作家不必多費筆墨。假如故事發生在基輔的濱河大街,那麽描寫這條街就是多余的。這件事已經由廣播、電視、電影、導遊指南做過了。如果我的小說裏女主人公生了病,比方說得了肺結核,沒有必要去描寫病的癥狀,因為雷馬克和其他小說家已經寫過了……”

壹個作家講這番話,委實太奇怪了。倘如有100個人,會看到100條各自不同的基輔濱河街。作家則應該看到自己的街,第101條街,並且應該讓讀者也看到妳這條街,而絕不是看到那個籠而統之的基輔濱河街。

肺結核確是人所***知的,可那又怎樣呢?我由此想到藝術中的壹個細節。安·契訶夫的小說《含苞未放》改編上了銀幕。女主人公染上肺病。我們大家都清楚,肺病是要咳血的。可是這裏怎麽表現的呢?女主人公在舞會上旋舞的時候,突然咳起來,便用手捂住嘴,在雪白的手套掌心部分,出現圓幣大小的壹塊紅點。此外不再需要多說什麽了。妳可能忘掉整部影片,但雪白手套上的這個紅斑,妳是忘不了的。沒有這個紅斑,也就沒有藝術了。

讓我們拿滑雪跳遠的跳臺來說吧。原來跳臺有各式各樣的。假設這個跳臺規定能跳70米遠,那麽比這多些或少些,就要看技巧高低或是機緣好壞了。比賽場上成績正在提高: 75米——78米——78。5米——81。3米——80。6米——84米。這可創了記錄。人們還期待更好的成績。展開了爭奪每1厘米的戰鬥。83。8 ——84。2。好,打破了記錄!

就這樣,壹會兒這個成績稍微提高點,那個成績稍微降低點,繼續比賽下去。要有誰跳到86米,便是刷新記錄,觀眾會對他報以掌聲。

但是如果有個滑雪手(在進入爭奪每1厘米的戰鬥以後),壹下子跳出了170米,請問那時觀眾們和裁判們將何言以對呢?

在運動場上,這種情形未必會發生。可在藝術領域,恰巧就有這種情形: 偉大人物脫穎而出,卓然不凡,打破了關於文藝標準的壹切定論。

那時,有些人會說: 絕對不可能。有些人則拍掌激賞。還有的人……還有的人甚至恨不得不存在這麽個跳遠選手。不然的話,那些在80米左右徘徊不前的其他人,可如何是好呢?

電影的語言是強大的,而且有無窮的潛力。從象征手法到最為自然主義的表現,從廣泛的概括到精確的細節,電影確乎是無所不能。盡管如此……

有壹次我們研究壹部紀錄片的素材。我對他們說: 妳們拍壹場林木環繞中的寂靜的教堂,要從教堂頂上突然騰空飛起壹群野鳥,就像爆炸了壹顆炮彈似的。可以設想這些鳥兒受了某種驚嚇,於是如同爆破壹般飛濺起來,迸向四面八方。

“可這怎麽拍法呢?”攝影人員對我說,“當然啰,拍是可以拍的。不過為了這麽壹個鏡頭,值得惹那麽多麻煩,花那麽大氣力嗎?人為地把許多只鳥兒擺到教堂頂上是做不到的,必須等待它們自己落上去。要是它們不肯落上去呢?再說,等妳嚇唬它們的時候,要是它們不像爆炸那樣壹哄而飛呢?萬壹它們飛的方向不對,是向下落或者都朝壹個方向去呢?”

的確是很難拍。而我這個動筆桿的人,用上壹兩分鐘勾勒出壹幅需要的畫面,又算得了什麽:

“秋天的墓地,林木環繞中的教堂。突然,壹群青鳥被什麽東西驚起,像爆炸似地沖上天空,逃向四方。”

我寫不了日記,除了別的原因以外,這是由於我抑制不住壹個願望——力求生動。實際上是否很生動,那另當別論。只是這個願望簡直成了壹種本能。我無法滿足於這樣的記述:“今天我看到了雲杉林”,或者說,“鄰居站在土臺上”,要麽是,“我和幾個老鄉壹道喝了酒”。我總得達到壹定的表現力才肯罷休,這壹來就得寫出事實的背景、環境。可那麽壹搞,整天只能寫日記了。

壹位作者在《文學報》上撰文,談我國讀者讀書的情況,他說曾收到列寧格勒壹個讀者的來信,信中這位列寧格勒讀者,開了壹份他認為應該閱讀的作家名單。

名單上頭壹位是個當代作家,排在了普希金、托爾斯泰等人之前。(請看《文學報》1976年11月第44期)奧維季名列第壹百。格裏鮑耶陀夫幹脆只進入了補充名單。

這裏的問題,不在於名列第壹的是哪個人,這屬於列寧格勒讀者的個人好惡。居於首席的,完全可以是阿勃拉莫夫、別洛夫、拉斯普京、諾索夫、舒克申、特裏豐諾夫、阿斯塔菲耶夫、莫紮耶夫、特羅耶波利斯基、紮雷金等等。不過,這位列寧格勒讀者還是有他壹定的道理。道理何在呢?

古典作家——這好比太陽。有太陽在,實在太好了。沒有太陽便沒有了生命。意識到有太陽在,實在是幸福。可是,這會兒屋裏很冷。太陽在此時此刻,不能直接幫上忙。所以就需要壹捆敦敦實實、普普通通的劈柴。

如果誰曾經去外地的大城市只待壹天(早晨下火車,晚上便要乘車返回),那麽他壹定明白,雖說不必過夜,也得有旅館落腳。

的確,是需要在旅館裏開個房間,需要精神上有個依托,知道有這麽個地方,隨時可以去休息壹下,壹個人安安靜靜坐壹坐,想壹想事情。要是沒有落腳之地,心裏不踏實,生怕找不到壹個舒適可靠的棲身之所,那麽這壹天就會長得要命,又累又苦,甚至叫人無法忍受。

同樣的道理,果戈理、屠格涅夫、畫家A。伊萬諾夫,所以能夠心情輕松地多年僑居國外,是因為他們那時總想著: 他們有俄羅斯在,有祖國在,而且隨便什麽時候都可以回去。因此他們沒有患懷鄉病,不同於後來那些與鄉土隔絕了的僑居者。

又是同樣的道理,人的壹生(時間之短暫,正如在異城度過壹天),也應該有個家,寧靜的、牢靠的、長久的、舒服的家。缺了這個,人便會疲憊、焦躁、衰竭、易老。生活對他變得索然無味,成了不得已的重負。於是呢?快壹些搭車回去吧。

我們已然習慣了在雜七雜八的小事上,在雜七雜八的文章裏,在雜七雜八的題材中,分散自己的精力。今天寫非洲,明天寫北極,後天寫播種。然則,精力是不該這麽消耗的。比方說,不能想象要普裏什文突然去寫壹本飛行員沃多彼雅諾夫的巨著。

他有他自己的東西。他對自己的東西有堅實的了解。並且他沒有離開過自己的東西,他只寫自己的東西。至於沃多彼雅諾夫,可以讓比較熟悉這種材料的人去寫。

我們每個人應該知道自己之所長,其余的壹切,要毫不留情地從自己的道路上掃除幹凈。

小說裏壹切該有的東西,在他的作品裏都有了: 結構,情節線索錯綜復雜,主人公和各色人物、插話、夾敘故事、議論,如此等等。他的小說構造出來,裝配起來,組織起來了,猶如壹架復雜的連動機器,不妨比作壹臺電視機吧,裏面壹切的壹切,直到最後壹根導線,都已各就各位。只可惜電視機沒接通電源,任憑妳怎麽擰轉鈕、壓按鍵,它既不發亮,也不出聲,沒有壹絲活氣,也不給人壹點歡樂。

人的壹生,基本上可能有兩種行動。壹是滑溜,壹是攀登。

壹眼看去,會覺得滑溜容易,攀登困難。但實際上正相反。打滑溜的人很快就活得累了,所以壹般都過早地退出了人生舞臺。難以設想,壹個人會滑溜到80歲。

可是壹個人可以攀登到90歲。而且看上去,他依然精神飽滿,神采奕奕。

我有個朋友,下決心養條狗。他買了壹大堆養狗的書,如怎麽餵,怎麽養,怎麽訓練。這也難怪,像狗這樣復雜的高度發達的動物,要養好馴好,豈是壹件容易的事。

可是,打算要孩子的時候,有幾家父母也讀讀講衛生、講兒童心理、講教育方法的書呢?

所有的人都認為自己會教育人,但卻很少有人真會做這件事。

事有壹件——是偶然;事有兩件——是有意;事有三件——被看作傾向;事有四件——被尊為傳統。

說起飛鳥的自由,人們已經形成了壹種俗見。我們差不多把鳥的自由擡高為壹種象征,壹種理想境界。

“飛鳥壹樣自由自在”,“天上飛鳥,無憂無慮,不知道辛勞……”

的確不假,飛鳥不知道人世間的約束,不知道道德思想的規範,不知道國家的界線。昨天,它們越過大海,徑直飛向土耳其去了。大概就是由此形成了飛鳥自由的看法。

實則,它們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每壹只鳥兒都生活在特定的規律、環境、需求的鐵籠裏。

鳥類的棲身之地有嚴格的界限,它不得進入周圍其他禽鳥那些不容侵犯的領地。

它必須付出很大勞動,用草葉和樹枝搭巢,或者在木頭上啄出巢來。

它必須臥在巢裏苦熬時光,壹動不動地孵卵。它要進行不勝其煩的機械勞動——給雛鳥銜來上萬條幼蟲。

而且為了自身的生存,它壹晝夜有時還得吞下超過自身體重的食物。

此外,它又絕對需要服從鳥群的法律,必得飛越3 000、7 000、12 000公裏,翼下磨出堅硬的痂。

習慣說,某某人生活困苦。這顯然意味著,此人沒有可能滿足自己對溫飽、清潔、休息的需要。

出現了壹種離奇的狀況。假定說,祖父或者曾祖父有過30種需要,而且當時有能力滿足了所有的需要。當然這裏不包括災禍、饑荒、戰爭、火災等情況。嚴格地說,他產生需要的數量,恰是能夠滿足的數量。就算是在假定的30種需要中間,有3種(占十分之壹)沒能滿足吧。我想,這樣的壹個比例是符合實際的。

隨著技術的進步,隨著我們時代日益加快的紛擾,需要的數目也在增長。我們如今已經不是有30種,而是有100種需要,可我有力量滿足的才將近半數。並且,沒法滿足的需要,有時倒是簡單的需要——安靜、清潔的水、鮮牛奶、幹凈的空氣、安穩的睡眠(無噩夢)、每日不斷的體力活兒……

試問,我們之間誰承受了更多的困苦,是往日的祖父呢,抑或是今天的我?

對職業拳擊家來說,平時在生活中,在街上,是禁止動用拳頭的。拳擊家的拳頭相當於壹種武器。

那麽,職業作家的語言呢?可沒有誰禁止他們在文苑之外動用語言,例如談話、寫信、爭吵、發言等等。這裏不是指普通的談話、寫信,是說利用語言去打擊別人。職業作家以話傷人,分量之重可能令人壹蹶不振,再也直不起腰,擡不起頭來。

這就說明,要麽是我們的法制有漏洞,要麽我們都是些不爭氣的語言拳擊家,不懂得我們自己武器的意義所在。

藝術中有壹種情形,可以稱作半真實。人們評論壹個作家,常說他寫得不真實。事情果真如此嗎?妳讀讀他的作品就會看到,裏面的人物有著生活中常見的名字,做著人們通常要做的事: 刨土豆、煉鋼、開火車、打獵、釣魚、領導壹個企業、吃飯、吵嘴、談情說愛、離別、發議論……到底還缺什麽呢?

讓我們舉個例子說明。比方說在壹個城市(基輔市),有壹件同我相關的事。我很親近的壹個人,眼睛要做手術,手術的結果決定他是否能夠復明。這時我的壹位熟人寄給我壹封長信。他信裏說基輔正是春天,槭樹和栗樹已經抽葉;又說歌劇院正上演《波爾塔瓦的娜達爾卡》,來了許多外國旅遊者,南斯拉夫劇團也來巡回演出……應該說,這位熟人沒有虛構任何東西,全都是事實。他寫的是真實。信裏只是缺少了壹句話: 手術結果如何。如果不寫這句話,那末我這位朋友的來信再長再真實,它對我也便失去了大部分價值。自然啰,知道基輔現在情形如何,也有壹點意思……

壹位當代作家,對我抱怨說自己的日子不好過: 妳剛剛回到自己的城裏來,人們便蜂擁而至,有許多要求。

“這有什麽不好?有影響,有名氣嘛。過去托爾斯泰也是賓客盈門……”

“對呀。可現在找妳的目的是什麽呢?幫我搞些水泥板吧,幫我給女兒找個工作或者送她進大學吧……過去找托爾斯泰是問什麽事呢: 有沒有上帝?應不應該愛自己的親人?往後怎麽生活?”

我們常講需要客觀性。但壹個活人,特別是藝術家,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是壹個客觀主義者。

(白春仁 譯)

註釋:

這些都是俄羅斯當代著名作家。

普裏什文(1873—1954): 俄羅斯作家,以創作抒情散文見長。

賞析

從20世紀70 年代後半期起,索洛烏欣相繼發表了壹些短章隨筆。這些短小但體現著作家思考的“小作品”大多來源於作者信手記在飛機票、日歷上的隨記。這些隨記作品看似“雜”,但多少帶有頓悟色彩,更耐人尋味。後來,這些隨記結集,便成為《掌上珠璣》。在類似格言和短章的篇章中,索洛烏欣對人生、社會、自然等方面進行了深刻的思索和智慧的總結,可以說是他壹生創作經驗和人生閱歷的結晶。本篇涉及藝術創作的規律、社會生活現象和人類生活的真諦,行文抒情而富有睿智。

在現實生活中,事物或事件或許是相同的,但是審美是不同的,它帶有獨特性,與個人的經歷、心境都有關系。作家作為壹種特殊的精神產品的創造者,他們應該具備比壹般人更深邃明澈的目光、更豐富純粹的心靈、更博雅宏達的修養、更優美高尚的情操,從而形成更個人化的感受,通過文字傳達震撼心靈的思考,讓讀者在習以為常的事物或事件中得到陌生的審美享受。用敏銳的目光、發散的思維,洞察生活中常見的事件、現象、場景蘊涵的哲理;用別開生面的論述啟迪思維、誘人深思是索洛烏欣表達人生關懷的方式,也是他體驗人生的方式。

索洛烏欣致力於把自己獨特的思考傳達給他人。人們習慣於在養狗前看壹大堆書。索洛烏欣透過這件事,敏銳地聯想到,肯為養狗花這麽大心思的人們,怎麽就不肯為教育孩子而多看幾本書呢?思維壹轉,對於事情的看法完全改觀,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事件卻原來蘊涵著如此重要的文化現象。人們機械的、失去感受的生活被陌生的、 *** 裸地推到了人性的鏡子面前,暮鼓晨鐘般發人深省。

索洛烏欣在生活,同時也在體驗、思考。在二戰之後的和平年代,總體上看,物質在逐漸地豐富,新壹代比老壹代擁有更豐富的物質。但是只是物質豐富,能不能讓人感到幸福?生活的物質水平的確是高了,可是與此同時,心為物役,好像壓力更大了,感到不幸福的人反而越來越多了。索洛烏欣因此思索: 現代社會中的人們與祖父和曾祖父輩相比,到底誰更幸福?與物質並不發達的祖父輩相比,到底不幸福在哪裏?仔細思索,其實所謂幸福並不取決於社會上物質的豐富程度,而是取決於需要被滿足的程度。處於消費時代,人的需要被無限地 *** 。人們看不到新事物賽跑的終點,因為不斷地有更新的事物加入進來, *** 人的欲望。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徹底地走向了先哲先賢們的背反面,同時失去了滿足最簡單需要如安靜、清潔的水、幹凈的空氣、安穩的睡眠的能力。這對於自認為正在走向壹個前所未有的進步社會的人們,是壹個反問,人們借此深入思考,也許可以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麽,可以找到心中真正幸福的感覺,那就是讀這篇散文的最大收獲了。

為了能夠深入淺出地表達自己對於生活現象的思索,索洛烏欣運用了很多獨特的、巧妙的比喻: 用滑雪跳遠選手跳出超常規的成績,比喻偉大藝術家對於藝術標準的超越。人們對於選手的超常規表現可能會作出各種評論和質疑,人們對此現象更容易理解,以此比喻就促使人們去思索對於天才人物可能普遍存在的排擠問題。而把古典作家比作太陽,就藝術地解答了人們對於古典作品在現代社會地位問題的質疑。把家比作異地旅行的人必要開的房間,認為這是人精神上的寄托,是心靈獲得寧靜、精神獲得放松所必備的,家的重要作用由此顯現。人生有數不清的痛苦與歡樂,也許痛苦會多於歡樂,也許壓力會使生活疲憊,但人脆弱的心靈有壹個為他做最後支撐的地方,支持他沖出逆境,兌現宏願。這裏為他提供身心休憩的港灣,為他提供恒久不滅的守護,這裏就是家。作者哲理性的思考以形象的方式表達出來,增加了作品的可讀性和趣味性。

厚重深廣的貯存和明銳犀利的洞察,賦予了索洛烏欣詩人的心靈、農民的敏銳觀察力和公民的良知。他為人民,尤其是作家和藝術家的艱辛痛心;為被踐踏的大自然吶喊;為人類的崇高精神和壹切神聖的美引吭高歌。他把自己對於寫作、藝術、人生態度、生活現象的體悟,濃縮進作品,與讀者分享自己的智慧。他把真誠灌註於字裏行間,所以文章在優美、睿智中透出聖潔、莊嚴、誠摯的光輝,那是作家對生命、對生活最真誠的奉獻。

(陳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