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到底有什麽用？我們問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很久了。因為傳統上大家都說“通經致用”“經世濟民”，讀書就是為了運用到現實社會上去。但是儒學在當代，恰好即以它的實用功能備受質疑。
各位想必知道，從十七八世紀以來，《論語》等在西方流傳已很廣了。但西方人以西方哲學來對比《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時，往往覺得意趣不高。認為孔子只不過是講了些道德格言的世故老人，並沒有太多抽象性的、概念性的思辨表達，所以會覺得儒家只是壹種世俗層面的道德傳播者。
因此，西方對老子《道德經》的關註程度遠高於《論語》。國內受過西方哲學訓練的人，也往往覺得儒家的東西太過平實，跟現實社會的關系又太過緊密了。儒家甚至於被貼上了實用主義的標簽，認為中國正因為受儒家的影響太大，所以凡事都有實用主義傾向。而又因有實用主義傾向，故我們缺乏抽象的玄思，也缺乏超越性的宗教向往，更缺乏“為學問而學問”這樣壹種思辨性的傳統。說這類話的人很多，我相信各位也聽到過。
但是，儒學又常面臨到另外壹種指責，說儒家的想法恰好是不切實際的。《史記》就講孟子被當時人批評說他“迂遠不近事情”。似乎儒家的想法太過理想化了，動不動就講三代、講詩書、先王之道，跟我們實際的人生社會是有距離的。
正因為這樣，所以儒家又常被定位為“理想主義”。理想主義者講的那壹套，在現實世界難以實踐。
孔子說的幾句感嘆話，常被拿來證明儒家確實就只是道德理想主義者。如孔子說“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孔子的誌業，事實上是不可為的，在現實世界上，這種理想不可能落實，也沒有落實，只代表壹個理想。在我們現實的汙濁世界，人人都像禽獸壹樣，以本能跟貪欲在過日子。社會無非如此。儒家呢，它提供了壹種理想，讓我們可以向往，也可以借著這個來提振自己，但是終究儒家的理想很難真正落實下來。
這兩種南轅北轍的想法的評論，都很有意思，各自表達了兩種對儒家的看法。壹種覺得儒家太實用了，另壹種覺得儒家根本就不實用，根本沒法落實，只是壹種理想。
有很多人，例如梁啟超在講儒家時，就認為儒家學說基本上即是壹套政治哲學。換句話說，他是從實用的角度去看的。當代新儒家呢，又傾向把孔子定位為道德的理想主義者，從理想性這壹面來闡述儒家。
在傳統上，孔子孟子或後來宋明理學遭遇到批評，也與此有關。清朝初年不是有很多人批評宋明理學家“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壹死報君王”嗎？認為理學家對現實社會的衰亂、國家的危機都沒辦法，提不出具體措施，無非把道德性提高了，最後殉國，最多只能如此，保持壹種氣節。所以當時很多學者批評宋明理學不具實用性，所強調學問應是“實學”，是有實際社會功能的，最典型的就是顏習齋這類人。後來還有乾嘉“樸學”。樸，就是質樸，認為確實的知識考證比較實際，整天講天道性命，華而不實，沒用！這是兩種種“實學”，壹主張落實於社會現實，壹主張實際於知識。這些思潮都是用來對治儒家的不具實用性。
可見儒家到底是實用主義還是理想主義，本來就爭論很大，我剛剛的簡述，已然概括甚多，實際的爭議還遠不止於此。
二、儒家有用，但不適用於現代
那麽我們現在該怎麽看這個問題呢？
儒家確實是強調有實用性的，例如說通經致用，或強調“百姓日用而不自知”，說這套學問可以落實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裏去。傳統儒家總是不斷這樣在講。
但是儒家的實用性，若跟墨家比，那又遠遠不如了。墨家恐怕是中國最強調實用性的。墨家反對儒家講禮樂，為什麽呢？墨子不是寫過《非樂篇》嗎？他認為儒家講的禮樂文化都是不實在、不必要的。例如我們要買張桌子，重點是桌子要能負載物品，達成桌子的功能。所以桌子最重要的是它的材質，實不實用，而不是造型、色彩、雕刻等等。所以他要“非樂”。樂，是泛指所有禮樂、文采、文飾。如果用儒家的術語來講，墨家這就叫做“質而不文”，他只要“質”，質樸、實用這壹部分，而不要那個“文”。儒家恰好不然，儒家是強調“文”的，要“文質彬彬”，既要質也要文。所以從實用的角度來講，儒家不像墨子那麽極端。
純粹講理想性的話，儒家又不如道家，道家恐怕更有理想性格。荀子曾經批評莊子說莊子很好，但是“蔽於天而不知人”。莊子的關註點在於天，在於超越性，要超越現時現世，所以壹上來就講《逍遙遊》，大鵬鳥飛起來了，往下看，妳這些在地面上的小麻雀跳來跳去，境界跟我根本不壹樣。他從人界到了天界。所以由他看，我們這個人世上的紛爭、意見上的是非，都應該《齊物論》。顯然他更具有現實的超離感。老子也是如此，要不就講上古的純樸世界，要不就講什麽小國寡民。這對於當前的時代均是批判的、帶否定性的。他當然也要治理這個時代，但更要回歸到壹個更理想的時代去。
如果我們以光譜來看，這兩家可看成是左右兩端，儒家則是“叩其兩端而得其中”，綜攝兩端、中和為用。也就是說：他有理想性，但也有實踐性格。所以儒家才會不斷強調其學問不是空談。
實踐性，是儒家學問中非常重要的特點。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它不只描述世界，更要改造世界。這是對儒家性格的基本認定。
不過，近代對儒學的這種實踐性或用世性，卻還有兩種批評。
第壹種是說儒家是希望對現實世界產生作用，但是儒家在中國歷史上，他最大的影響跟作用在哪裏？在政治領域！然而近代人認為：中國的封建專制這麽久長、這麽鞏固，正是因為儒家作了它的幫兇，或者作為君主專制的工具。近代這種批評我相信各位也非常熟悉。
第二種批是說孔子這壹套講法固然希望能作用於當下、作用於社會，但是產生這套想法的基礎以及它的社會，實際上乃是個小農經濟的社會。這個在小農經濟社會中產生的思想，能對應於現在這樣的社會嗎？他那樣的社會已經過去了，跟我們現在社會完全是兩回事；他的思想也因為如此，所以不可能切合於當代。
這兩種批評都挺有趣。怎麽說呢？第壹，在近代，我們受西方的影響，使用壹個西方的評論的模型，從孟德斯鳩、黑格爾以來，不斷地說“自由的歐洲、專制的亞洲”。說來說去，說得跟真的壹樣。可是這樣壹個專制東方的判斷，事實上是經不起檢驗的，因為他們從氣候、從地域、從人種等等各種角度，“立理以限事”地談問題。自由跟奴役的對比是已然劃定的，歐洲是自由的、亞洲是被奴役的，然後再去填空，找很多很多理由塞進去。而所找的理由大部分出於誤解，如說中國過去君主統治底下老百姓沒有財產權、沒有人身自由，君主完全憑他壹己的權力來決定老百姓的生死、決定他的財產的歸屬等等，這些都是荒謬的。但是我們中國人長期以來都在這個框架中理解自己，所以我們常常也就說自己是君主專制，說儒家教我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有壹位前輩就當面跟我講過，說：我們今天怎麽提倡傳統儒學呢ㄥ傳統儒學是講這樣壹套的，這還了得？我問：儒家誰這樣講啦？恐怕法家都沒有講過這樣的話呢！諸如此類，我們總是把傳統用惡意的解釋的方式去滿足這個論述模型。
再說儒家做了君主專制工具的問題。各位想想，若儒家是做為君主專制的工具，那麽它在漢代就不應該提倡禪讓，對不對？在宋代，它就不該講學。這樣，它在宋朝它就不會被政府打壓，被批評為“偽學”。明朝曾經四次毀書院，不準儒者辦書院，為什麽？到清朝，更要興文字獄呢！明朝朱元璋當了皇帝，說，妳們這些儒者都說考試須考儒家之學，要讀《四書》；《四書》到底講什麽？拿來給我看看。壹看之後大驚，說：什麽？孟子居然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又說國君若不把老百姓當人，老百姓也會把他當寇仇！這都是他不能忍受的。可見儒學不但不是君主專制統治的工具，而且儒家用它的學說主導了整個中國的過去的政治體系，提供了許多的監督機制。如果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來做政治學的討論，當然對此還可以做更多的梳理。不過簡單說，近代我們把儒家的作用主要看在政治層面，卻看不清其真正作用，又忘記了儒家在其它領域裏產的作用跟影響，這些都是非常大的缺失。
另外，剛剛講到，許多人說儒學是小農經濟底下的產物，已經不適用於現代了。這個講法看起來好像很鋒利，實際上最可笑。為什麽？因為如果這個講法講得通，那麽所有壹切古代的思想、外國的思想，都不需要看了。妳現在還要談柏拉圖嗎？還要談亞裏士多德嗎？那都是希臘城邦社會的產物啊，我們今天為什麽要讀呢？我們也不需要讀洛克，不需要讀笛卡兒，不需要讀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等等等了。他們的時代跟我們現在都不壹樣啦，為什麽還要讀呢？所以這個講法不是只用在否定儒家上。如果它說得通，那我們所有書都不用讀了，如此，荒謬孰甚！
第二，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壹種思想發生在某種社會，所以它不適用於另外壹個社會。那麽我請問妳：思想不是會傳播嗎？思想跨越它的原生地域、原生社會，傳播到另壹個地區去，在思想史上是最常見不過的。歐洲羅馬人相信基督教，難道基督教是發源於羅馬的嗎？它是在希伯來地區出現的啊，但它傳到歐洲去，影響到現在這麽大；後來又到了美國，也影響那麽大。時代、社會、地域都變了，為什麽能夠傳播且生根發芽呢？才是思想可見思想跨越原生社會，能史的常態嘛！現代人講如此荒謬理論，還覺得振振有辭，說儒家發生於小農經濟時代，所以不適用於現代社會了。我真替他感到難為情！若持此觀點，這個人天下任何書也都不用讀了。
不過這個講法在過去講是其社會現實的。過去曾經有壹段時間，只承認人有社會性跟階級性，不承認有普遍的人性。所以講思想時，也不承認思想有普遍、永恒的價值，思想只能有歷史性，沒有永恒性。在討論問題時，又經常采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這個想法，用簡單庸俗的馬克思理論來論事，所以才會這麽看。所以那是時代之限，而這個問題現在要辯駁它，已經非常容易了。
再者，這個問題，在近代，大家之所以會相信，是因為混雜著另壹個問題。什麽問題呢？就是傳統跟現代的糾葛。
近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發生於小農經濟的社會、君主專制的體制；到今天，我們要走向現代，它不但已不適用，恰好還是我們要打倒的對象。我們就應該打破這些封建的禮法、專制的政體等等，才能走入現代。所以儒家跟現代社會的關系，即在於我們不要讓儒家在社會中繼續起作用，這樣我們才能現代化。
我們有很長壹段時間都是這種想法。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後，國際上開始慢慢有些調整。因為原先這樣壹個思考模型，其實不是在討論中國問題中出現的，乃是西方人在討論他們自己的社會變遷。“傳統跟現代”雲雲，是指歐洲工業革命以前跟工業革命以後的社會。我們把這個討論方式拿過來，用在東方西方的比較上。把西方近代工業革命以後的這些特征，講成是西方的本質。忘了西方也有上古中古，有宗教時代；講得好似歐洲從來就是民主的、從來就是理性的、從來就是法治的、從來就是政教分離的。中國呢？儒家代表了中國向來就是神權跟政權結合，政教合壹；社會又壹直是以封建禮法來統治。忘了原先封建是講歐洲的封建，而不是中國概念下的封建。以致於好像只有中國是傳統的，西方則代表現代。所以中國要走向西方現代，或者用西方來改造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