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薛瑄為代表的學派。因瑄為河東（今山西壹帶）人，故名。恪守周敦頤和二程之學，尤推崇朱熹，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讀書錄》）。認為“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明史·薛瑄傳》）。與王守仁姚江學派相對峙。修己教人，壹本程、朱，以復性為主。修正朱熹“理先氣後”說，認為“理只在氣中，決不分先後”，“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讀書錄》）。又認為“氣有聚散，理無聚散”（同上）。在家鄉講學十余年，弟子甚多，對後世有相當影響。門人閻禹錫、張鼎、張傑，傳播師說，皆名重壹時。此派主要人物還有段堅、王鴻儒、周蕙、薛敬之、呂柟、呂潛、張節、李挺、郭郛、楊應詔等。參見“崇仁學派”。
歷史的介紹如下：
壹、河東——中華文明的“直根”所系
黃河從老牛灣折頭而南，又於風陵渡掉頭東去，將壹方沃土挽在臂彎中，這壹方沃土名字就叫“河東” 。狹義“河東”，指今山西省運城、臨汾兩市（即晉南）壹帶；廣義“河東”，指今山西省南、中部（即晉南、晉中）壹帶或整個山西境內。
河東，正好處在太行山以西，黃河大峽谷以東，依山傍水，氣溫適中（位於北緯35-40度），又有著名鹽池——解池提供的生命之鹽，是中國先民們理想的棲身立命之地。河東垣曲縣寨裏中華曙猿化石的發現，推翻了世界上許多古生物學家堅持“高等靈長類起源於北非地區” 的論斷，將人猿進化向前推進了500萬年。河東芮城縣境內西侯渡遺址的發現，把人類用火的歷史推前到180萬年。河東新石器遺址已發現400多處……
傳說中的中國最早造人女神、華夏之母——女媧出生在河東（今運城萬榮），黃帝在其出生地首開祭祖之壇。約公元前2600多年前，黃帝在古河東地區大戰蚩尤，平息了中國史上第壹次大規模的部落戰爭，控制了鹽池資源，使華夏先民們有序***享。史傳堯、舜、禹都建都於河東，即“堯都平陽(今臨汾)，舜都蒲阪(今永濟)，禹都安邑(今夏縣)”……
許多考古學家斷言：河東是華夏文明的搖籃。 正如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教授所說：“晉南地方是當時的‘帝王都所’。‘帝王都所’曰‘中’，故曰‘中國’，而‘中國’壹詞的出現正在此時。‘帝王都所’意味著古河東地區曾經是華夏民族的先祖，創建和發展華夏文明的活動中心。”這位考古學家還進壹步指出，晉南這塊地方至今保留“遠至7000年前到2000余年前的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總根系”中的“直根”。
二、河東聖賢大儒及其對儒學發展的特色貢獻
在河東這塊神奇的厚土上，做為中華文化核心、骨幹與主脈的儒學發展史中，大儒層出，不絕如縷，脈絡清晰，壹壹可案。現擇其中十人進行簡說與分析：
（壹）河東二聖人
傅說——著名賢相、儒家文化啟蒙期壹位重要的先驅
山西平陸人，起於“版築之間”，從奴隸到宰相，輔佐商朝第22代帝王武丁執政近60年，實現殷商中興，比孔子早800年，活著便被尊為聖人。平陸縣至今仍保留和延續著數千年來民間在每年傅說誕辰日（農歷四月初八）舉行的隆重祭祀活動。
其主要貢獻在政治儒學上，主要思想體現在《說命三篇》中，“君明、臣忠、民良、國殷”的王道政治理想由此而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格言對儒家知行觀的發展與完善影響深遠。
關公——武聖人、儒家文化的忠實踐履者
東漢末河東郡解縣常平（今運城鹽湖區常平鄉常平村）人。歷代對關羽的封謚，由侯而公、而王、而帝，甚至與孔子並駕齊驅，稱為文武二聖，列入國家祀典，民間對關公的崇奉更是到了極至，曾經村村建有關廟，河東地區建有全國最大的武廟——解州關帝廟。
關羽雖然未留下宏言闊論，但他壹生看得最多的書是《春秋經》，立身處世忠實實踐了儒家文化精義，把“忠”、“義”二字大書特書在中國文化的典籍上，深深印刻在中國人的精神中，不僅代代加封，萬民景仰，而且三教***尊，對中國政治儒學、宗教儒學發展影響巨大。
（二）河東八大儒
壹、蔔子夏——孔子著名弟子、七十二賢之壹、河汾學派的奠基人
（前507～？）名商，字子夏，春秋末年晉國文人，孔子72個著名弟子之壹。孔子死後，子夏在孔墓守孝三年之後來到魏國西河（現山西運城河津）壹帶講學，並在此成家生活，死後葬於河津市東新村村南。以“文學”著稱，曾為莒父宰。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封“河東公”。
主要貢獻：
1、提出“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幫助魏文侯率先稱雄、並被尊為國師，發展了政治儒學；
2、設教講學傳播儒家思想，相傳《詩》、《春秋》等書均是由他傳授下來；
3、傳教授徒，從教者300余人，連魏文侯和當時的社會名流吳起、李悝、公羊高、谷梁赤、段幹木等都拜他為師，為河汾學派的形成做了重要奠基。
二、荀況——先秦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先秦最後壹位大儒
（約前336—前238）姓孫，趙國（今晉南壹帶）人，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集大成者、著名哲學家、思想家，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後壹位大師。先後在燕、齊、趙、秦、楚等國從政或講學，曾為稷下學宮的領袖，擔任過蘭陵令。 荀子的著作，見於《荀子》壹書。其中，《勸學》、《修身》、《不茍》、《天論》、《正名》、《性惡》等22篇，都為荀子親著。
荀子對儒學的重大貢獻，在於他博取先秦諸子思想之長，創造性地充實改造發展了儒學。壹、提出“隆禮重法”思想，發展了政治儒學。二、復辦稷下學宮，育人傳教，成為稷下學宮的領袖，“最為老師”，“三為祭酒”。三、荀子作為先秦最有成就的邏輯學家之壹，在邏輯研究上的貢獻主要在概念論上，提出“制名以指實”。四、對哲學儒學的創造性貢獻：1.提出“性惡論”和“化性起偽”說；2.提出 “人之所以為人者”、“人之異於禽獸者”的“明分使群”說；3.自然觀上提出了“明於天人之分”的辨證觀點；4.提出了“形具而神生”說，在認識論上形成樸素的辨證方法；5.歷史觀上主張古今貫道和以繼承為主的因革損益。
三、王通——“五子”之壹、提出“三教可壹”的理學先驅
（581-617）字仲淹，隋河東郡龍門縣（今山西萬榮）人，謚“文中子”，出生於仕宦兼儒學之家，博學多識，胸有大誌，“年十五為人師”，所著《太平十二策》被世人稱頌，其主要思想體現在《中說》壹書中。在三字經中，與先秦大家荀、老、莊及西漢大儒揚雄並稱為“五子”。
主要貢獻：
1、因應時代變化，弘揚儒家的王道理想，開創了“河汾之學”，發展了政治儒學；
2、第壹個站在儒家立場上明確提出“三教可壹”，主張以儒學為主體，兼融佛、道二教，取其長以改造發展儒學；
3、批判、清除了兩漢以來以天人感應和讖緯迷信為中心的天命史觀，構建了壹個與理學十分接近的新的思想體系，為影響中國近千年的理學思潮形成做了直接的思想準備；
4、締造了河汾學派，鼎盛時從教者多達千余人，其門人叠處卿相要位，如房玄齡、魏征、李靖、杜如晦等，大唐王朝“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
四、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壹、大唐文儒、
（773--819）字子厚，祖籍蒲州解縣（今山西運城市解州）。貞元進士，“永貞革新”失敗後被貶為永州司馬，與韓愈***同倡導古文運動，並稱“韓柳”，後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壹。他從青年時代就立下了“輔時及物”、“興功濟世”的理想，並滿懷熱情地去見諸實踐。但時代沒有提供給他更多的機會，使其才華不得施，貶斥終生。柳宗元未能在政治上挽救唐朝的頹敗，卻在文學、哲學史上樹起了壹座豐碑。
主要貢獻：
1、強調為學不重章句，經世致用。以實踐聖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義為誌，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參加永貞革新，倡導古文運動，永州、柳州勤政留績。
2、主張兼綜百家，統合儒釋。提倡陸淳學派重“會通”的治學方法，反對“黨枯竹，護朽骨”，不墨守成說，對待異質文化不像韓愈那樣簡單排斥佛，主張取其“韞玉”以佐“吾道”，表現出不主宗壹家、融會貫通、兼容並蓄的大家風範，開創了儒家文化開放、兼容的優秀學術品格。
3、倡導文以載道和“古文風”，開壹代新文風。
五、孫復——“宋初三先生”之壹、理學醞釀期的重要人物
（992-1057）字明復，北宋晉州平陽（今臨汾）人，曾舉進士不弟，退居泰山講學著書立說，世稱泰山先生。與胡瑗（安定先生）、石介（租徠先生）並稱三先生，作理學先驅，對宋代理學的開創和形成功不可沒。
六、司馬光——“道學六先生”之壹、著名史學家、政治家
（1019－1086年）字君實，北宋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因其祖籍涑水之鄉，又稱“涑水先生”。與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被朱熹稱做“道學六先生”。
主要貢獻：
1、人性論上堅持中道，“尊楊而抑孟荀”，發揮楊雄“性善惡混”思想，提出了人性“善惡兼有”說；
2、儒家道統論方面主張開放包容，推崇荀、楊，與宋儒貶楊、荀形成鮮明對比；
3、留下千余年來作為中國政治標準參考書的《資治通鑒》，及其作為壹代名臣的政治實踐，創造性地發展了政治儒學。
4、對理學有開創發展之功。
七、薛瑄——明代著名理學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明代河東學派領袖
（1389—1464）字德溫，號敬軒，謚文清，山西河津縣平原村（今萬榮縣）人，出生於職業教育家庭。從小接受嚴格的儒學家教，七歲《小學》、《四書》即能成誦，十三四歲《五經》、《四書》能通大義。他的主要著作有：《文集（二十四卷）》、《讀書錄（十壹卷）》、《理學粹言》、《從政名言》、《策問》、《讀書二錄》等。
主要貢獻：
1、改造發展理學，推動實學興起。適應時代要求，對朱熹理學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並在樸素唯物論的宇宙觀和認識論思想基礎上，確立了系統的實學理論和學風，對明代實學思潮的興起，起了直接的先導作用，有“學貴踐履”的“實踐之儒”之稱。
2、創建明代河東學派。初始，其弟子及從遊答問者七十余人；後期，他的門生遍及四方，使得河東之學成為影響巨大的顯學，獲得廣泛的崇奉和信仰，成為明代理學思潮中與王陽明為首的姚江學派相並的兩大主要流派之壹。
3、促進關學中興。關學的壹大批學者都從學於薛瑄，尤其是關學集大成者的呂楠，既是薛氏後學、河東學派的重要學者，又是關學中興的著名人物，他成為河東之學和關中之學的中介。從壹定程度上說，是薛瑄造就了明代關學的中興。四、政治上忠實踐履儒學。他從四十歲步入仕途，官至南京大理寺卿、北京大理寺卿、通議大夫、翰林院學士。他從政講求重民、愛民，“以愛人為本”，並坦然清廉，剛正不阿，光明俊偉，成為受時人稱道的直臣。他政治上的大部分時間從事“檢察官”、“法官”工作，其傑出的儒者執法實踐，對當今德治與法治建設很有借鑒意義。
八、傅山——明末清初社會活動家、思想家
（1607—1684）太原府陽曲縣（今太原北郊）西村人，字青竹，後改青主，別號頗多，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等。傅山少時，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博聞強記，讀書數遍，即能背誦。後就讀於三立書院，為明末海內鹹知的鯁直之臣袁繼鹹頗為青睞的弟子之壹。傅山作為明末清初的知識分子，壹生中處處表現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氣節。
主要貢獻：
1、堅持大義氣節，實踐儒家理想人格。清軍入關明亡，傅山聞訊寫下“哭國書難著，依親命茍逃”的悲痛詩句。為表示對清廷剃發的反抗，出家為道，身著紅色道袍，自號“朱衣道人”，別號“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對亡明的懷念；石道者，如石之堅，意示決不向清朝屈服。與顧炎武結為同誌，組織反清機構。拒授康熙帝的“內閣中書” 之封，表現出仁人誌士“尚誌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氣節。
2、獨辟新徑，研究子學。沖破宋明以來重理的羈絆，壹反清初壹般學者以經學為中心的研究範圍，開辟研究子學的途徑，成為清之後研治諸子的開山鼻祖。
3、博學多才、“六藝”皆精。詩、文、書、畫、醫學等諸方面，傅山皆善學妙用，造詣頗深，其知識領域之廣、成就之大，在清初諸儒中，無出其右者。
三、河東（或河汾）學派的特點
汾河從河東大地自北而南穿過，故河學派東又稱河汾學派。以上述先賢大儒為代表的河東精英在學術上形成的特點可歸納總結為16個字，即：儒學為本，兼收並蓄，經世治用，與時攜行。
儒學為本
何為儒學？儒學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儒學指孔學，即孔子創立的以仁學和禮學為核心的學說；廣義儒學，是中華民族優秀先民們集體智慧的結晶，自孔子起，承上三千年，起下兩千年，為中國文化的精髓、核心、骨幹或主流，是指導中國不斷富強進步和中華民族不斷文明昌盛的源頭活水。河東的先賢們無壹不恪守儒學之精髓，為己、為親、為鄉人、為國人、為天下人精心守護、不斷營建著智慧的精神家園。
兼收並蓄
河東地區是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遊牧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舞臺，河東人在學術上自然呈現出比其他地域更強的包容性、開放性，無論是王通提出的“三教可壹”，還是柳宗元的不主壹宗，納佛入儒，亦或司馬光不隨宋儒大流而贊荀、楊等等，我們都可從中看出這種不盲目排斥異質文化、海納百川、兼容並包的優秀學術品質和胸襟。這是河汾之學歷百世而不絕、經千年而不衰，人才輩出，大儒叠起，能夠不斷新生的重要原因。
經世治用
強調學貴踐履、學以致用，立功立德重於立言，幾乎是河東先賢大儒的***性，他們幾乎人人在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等諸多領域都有建樹，對中國政治儒學的實踐與探研更是不遺余力，前赴後繼，許多人出侯拜相、立下不世之功。然而，隨之而來的是美中有憾，許多人雖有大功、大德、大思想，但因立言不足而往往難以入祀或受後世推崇，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與其貢獻不相稱。例如：許多人知道明代有王陽明大儒與姚江學派，不知有薛瑄大儒和河東學派（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的門戶之見固是重要原因之壹，但這是更重要的原因）；山西人婦孺皆知大文學家王勃，卻鮮有人知道其祖父大思想家王通。
與時攜行
儒學是壹條長河，她穿高峽，越荒漠，歷坎坷，從遠古流淌至今，走過波瀾壯闊，走過狹小細流，也曾遭遇過斷流，但是今天，她分明已走出低谷，正待百川匯集、浩蕩奔湧之時。儒學是壹棵大樹，她經過繁茂的春夏，走過豐碩的秋天，也經歷了簫殺的寒冬，如今，她又將頑強不竭的生命活力向新世紀盡情展現。河東學派在經歷過1919年以來的短暫低潮之後，又迎來了生機盎然的生命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