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鴻漸為壹個被動的、無能的、意誌不堅定的、經不住誘惑的人，更為壹個失敗的人，失敗為因為面對現代社會殘酷的生存競爭和嚴重的精神危機而缺乏與之對抗所應有的理性、信仰、熱情和力量，也因為其還不算是個卑鄙的人，還有點自知之明，有時候還想保持壹點做人的尊嚴。
很多學者把他與俄羅斯文學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聯系起來，但“多余人”的悲劇在於思想上開始覺醒而缺乏行動的勇氣和歷史條件，而“圍城人”的悲劇在於他的庸常。“多余人”會給人以時代的前衛和英雄的感覺，而“圍城人”卻跟我們壹樣，作為普通人徒勞於找尋解脫或依附。
就像壹無用處的賈寶玉為《紅樓夢》中幾乎唯壹的好男人壹樣，方鴻漸也為《圍城》中最好的人——或許除掉唐曉芙。在整部小說裏，只有壹個唐曉芙，為純潔而可愛的。這是因為對方鴻漸來說，還為虛無縹緲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她為壹個幻象。而但凡有真實感的人，就都為可笑的、猥瑣的、虛榮的、卑鄙的。
擴展資料：
《圍城》包含著深厚的思想意蘊。壹為社會批判層面。作品通過主人公方鴻漸的人生歷程，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統區的國政時弊和眾生相進行了抨擊，包括對上海洋化商埠的腐敗墮落、對內地農村的落後閉塞，對教育界、知識界的腐敗現象的譏諷。二為文化批判的層面。主要為通過對“新儒林”的描寫和對壹批歸國留學生或高級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來實現的。
《圍城》被很多人譽為現代的《儒林外史》，為因為錢鐘書在這部小說中淋漓盡致地諷刺了知識分子。這種諷刺基於時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於錢鐘書個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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