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1月的壹個訪談中，門羅談到壹點她的私人生活：我其實三十六七歲才出版自己的第壹本書。而我20歲時就開始寫作，那時我已結婚，有孩子，做家務。即便在沒有洗衣機之類的家電時，寫作也不成問題。人只要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就總能找到時間。
但如果妳是個女人，尤其是有家的女人，妳就得顧全所有需要妳的人，無論是需要妳的幫助，還是需要妳的陪伴。那時女人的生活，似乎是很無定型的，她們在家裏寫作，但空余出的時間似乎又有很多非正式的社交活動、電話。
在她波瀾不興的講述中沒有醒世格言，我們只是更多了解到壹點關於家庭主婦兼而寫作的難處，比如：“乘孩子們午睡時寫作是很難的，我不敢講這個大話，現在的女人恐怕也做不到。這是我年輕時最艱難的地方。”
任教於門羅母校的女作家卡特琳娜·露絲（Catherine Sheldrick Ross）1992年寫過壹本她的傳記：《愛麗絲·門羅的雙重生活》，講她如何在妻子、母親和作家的角色之間尋找最大可能的平衡。門羅有過兩次婚姻。她現在的姓來自第壹個丈夫詹姆斯，他們是大學同學，愛麗絲·門羅在“大二”的時候嫁給了他，當時她只有20歲。愛麗絲·門羅的家鄉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溫格姆鎮（Wingham）。和安省其他地方壹樣，溫格姆也是移民聚居的小鎮：門羅的父親羅伯特·萊德勞就是19世紀蘇格蘭移民後裔，在位於小鎮邊緣的農莊養殖銀狐和水貂，母親安娜是老師。作為三個孩子中的老大，門羅分擔了養家的義務，她後來回憶，自己從小就習慣了幫母親做家務，並在17歲高中畢業後立刻應考了教師職位，好讓家裏多壹份收入。如果沒有拿到西安大略大學英語系提供的獎學金，她就會這樣留在老家而不再繼續求學了。西安大略大學歷史上曾是壹所宗教大學，不過在門羅入校的時候，它早已經世俗化了。在她的前輩校友裏面，曾有過壹位諾貝爾獎得主名叫弗雷德裏克·格蘭特·班廷，作為胰島素的發現者他在1923年被授予醫學獎。門羅是這所學校培養的第二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但學生時期的愛麗絲·門羅十分普通。她以打工來維持求學期間的生活，當過服務生、煙草采摘工和圖書館員。不過從父親身上遺傳的寫作天賦沒有荒廢，進大學第二年，她發表了處女作《影子的尺寸》。她只有兩年的獎學金，所以在1951年中斷學業嫁給了詹姆斯·門羅，婚後她跟隨丈夫從東部的安省搬到了遙遠西岸，在溫哥華附近壹個小鎮安了家。詹姆斯在多倫多郊區的壹個中上層家庭長大，那是農村女孩愛麗絲完全陌生的世界，多年後她在小說《家具》裏間接寫到了這壹社會差異帶來的感受：“我們家缺乏經常的社交生活——人們不來家裏吃飯，更不要說開派對了。也許是階層問題。餐桌這壹幕過去5年後，我的公婆邀請和他們沒有關系的人來吃飯，他們無意中談論下午的派對，那是雞尾酒會。那是壹種我在雜誌故事裏讀到的生活。對我來說，我的婆家似乎生活在壹個小說中的特權世界裏。”
2013 年12 月10 日，諾貝爾獎頒獎禮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愛麗絲·門羅因身體原因不能出席，由女兒詹妮代她領獎
詹姆斯為當地最大的百貨公司工作，物質上基本無憂，就像門羅後來跟記者所說：“當時我們分別只有20歲和22歲，很快就過上了某種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我們打算買壹棟房子，並生壹個孩子。沒過多久，我們就夢想成真了。我21歲時就生了第壹個孩子。”門羅回憶，她懷孕時拼命寫作，因為她覺得壹旦孩子生下來就沒有時間寫了，所以必須在此之前寫出驚天動地的東西來。結果，她在寫第壹部小說集裏的《多謝載我壹程》時，第壹個女兒希拉就躺在身旁的搖籃裏看著她。他們很快有了三個女兒，令人難過的是，第二個女兒在出生15個小時後夭折了。
1963年，門羅壹家遷居到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維多利亞。愛麗絲生下了最小的女兒，她現在需要照顧三個孩子，並每周兩天去幫丈夫詹姆斯經營新開的“門羅書店”——雖然他們在1972年離了婚，這書店目前仍在營業中。門羅說，書店差點破產，他們的經濟狀況不如從前，但這是她第壹段婚姻中最開心的時光，雖然操持繁重的家務，但書店讓她有了可以交流的朋友，她也仍然能夠堅持寫作：孩子們去上學了她就馬上開始寫，直到她們回來吃午飯。如果不用去書店幫忙，她會爭取在傍晚前幹完所有家務活，然後開始寫。那幾年，她寫的小說大都發表在壹本小眾到編輯可以叫出所有讀者名字的雜誌上，直到1968年，她出版了第壹部短篇小說集《快樂影子之舞》，並獲得加拿大最高文學大獎“總督獎”。1971年，她出版了第二本故事集《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門羅曾承認，這本書有很強的自傳意義。在和小說集同名的那篇故事裏，門羅寫到壹個鄉間小鎮上的母親——她的小說裏總是有各種各樣的母親——嚴肅地告誡女兒：動腦筋，不要被迷惑。壹旦妳犯了錯誤，受到迷惑——被壹個男人，妳的生活就不再是妳的了。妳就會負上重擔，女人總是這樣。女兒內心的回答是：我不是太明白。或者即使我真的明白了，我還是決定反抗它。我會抗拒壹切她那麽熱切、固執、充滿希望地告訴我的東西。 在大女兒希拉為門羅撰寫的傳記《母親和女兒》裏，門羅有時像是壹個心不在焉的媽媽，其實她是只能以這樣的方式得到壹點點寫作的空間，不過希拉說，在她身邊仍然感受到幸福。門羅成名時，希拉已經十五六歲，比妹妹們更多感受到母親在打理寫作和生活這兩件事情時的爭奪。她說，雖然自己就生活在母親的壹個故事裏，但更多時候，她所了解的關於母親的壹切其實仍是來自母親的文字。成年後，她像母親壹樣走上寫作的路，她重復了小時候常見的那樣壹種場景：悉心照料家人起居飲食，偷空時才能跑到角落裏寫上壹陣。很多時候，門羅都是利用做家務和喝咖啡的時間默想即將動筆的故事，然後在某個能夠屬於她壹個人的時間裏再坐下來，把它們寫到紙上。在她成名之後，她也很少參加文學圈的社交活動，因為她要為自己的家庭主婦和母親的角色留出足夠時間。她的壹天，就像《逃離》中那個小鎮主婦朱麗葉的壹天：清早被吸塵器的聲音吵醒，在廚房裏教大女兒為果醬瓶準備方格布罩和準備貼到瓶子上的標簽，應付青春期少女的無數問題，同時抱著小女兒為全家準備吃的。“她不想把佩內洛普放下來——好像這裏不安全似的——所以她把孩子擱在壹邊的腿上，同時用只湯勺去把雞蛋撈出來，就用壹只手去磕開它，剝了皮，再把它碾碎。”
這是當時北美地區家庭主婦的平常生活。後來有人問門羅，為什麽只寫短篇？門羅回答的第壹個原因就是，自己的寫作時間有限。20世紀上半葉美國曾經發布過壹項研究數據，表明當時有90%的城市主婦每個星期有至少四分之三的時間花在家務上，鄉村主婦花的時間甚至更長。門羅生活的加拿大城郊小鎮自然也是類似情形。美國社會學家斯蒂芬妮·庫茨在她的《婚姻簡史》中指出，在20世紀的前30年，女人在家庭之外的工作和社會活動並未得到比第壹次世界大戰以前更多的認可，大多數人仍然相信女人應該在婚後回到家裏相夫教子。“大多數美國孩子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裏：男人是掙工資的主力，妻子不參與家庭之外的、或跟丈夫聯袂搭檔的全職勞動，孩子們則上學念書，而不是充當家庭勞力。”大蕭條時期的歐洲各國政府曾嘗試推出社會計劃鼓勵男人養家式家庭，“二戰”結束後，歐洲和北美的福利國家則為“男人養家、女人持家”的婚姻模式提供了更實際的政策，被援引的壹個例子就是：1947年，伊利諾伊大學免除了女學生的學期論文，目的是讓她們能夠學習做6個小時臨時保姆，為未來擔當妻子、母親以及主持家庭生活做好準備。另壹個數據是：到1950年，在美國差不多壹半女人在19歲的時候就結婚了，到24歲有70%已婚。“在20世紀50年代上大學的女人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中途退學，通常是為了結婚。”這種對結婚的熱情壹直持續到60年代初，社會學家稱之為“漫長十年”，它是歷史上獨壹無二的西方婚姻的黃金時代。“遲至1961年，壹項針對年輕女性所作的調查發現，幾乎所有人都期望到22歲的時候能把自己嫁出去，大多數人希望有4個孩子，所有人都想在第壹個孩子出生的時候永久性地離開工作崗位。”而那些婚姻咨詢專家們為女性提供的最好職業選擇就是，女人應該從事跟她們作為妻子和母親的主要角色並不沖突的工作，比如藝術或者社區誌願工作者。
愛麗絲·門羅就成長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然後在“漫長十年”中步入婚姻。結婚、退學，做年輕的全日制主婦，現在看來，她所經歷的壹切都在她所處的時代中，是那個時期普通女性必須面對的選擇。她後來坦承，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結婚這件事在她們那個年代給女人的壓力如此之大，她甚至覺得自己當初那麽早結婚就是為了能夠安定下來，將註意力重新集中於寫作。在門羅的回憶裏，生活在溫哥華北郊的那幾年無聊至極，總有難以逃脫的主婦聚會，洗衣服、織毛衣或者羊毛地毯最佳保養方法之類的家長裏短令她感到窒息。在她的小說《留存的記憶》裏，對這種生活有入骨的描寫：“在那個年代，年輕的丈夫們是很壹本正經的。不久前他們還是求愛者，幾乎是玩物，奴顏婢膝，因為性的痛苦而絕望。當婚姻之實已是板上釘釘，他們就變得果敢、挑剔。每天早上去上班，臉刮得幹幹凈凈，年輕的脖子上打著領帶，在無名的工作中打發壹個又壹個白天；晚飯時回家，挑剔地看壹眼晚餐，抖開報紙，舉著，擋在自己與廚房、疾病、情感和孩子的壹團混亂中間……”
雖然成名後被贊譽擁有無人媲美的“精準”描述生活的能力，門羅卻從來不是摩登女性和知識精英——不是《第二性》的西蒙·波伏瓦，也不是憂愁的薩岡，她只是盡力做到，即便站在狹窄的廚房裏，也用心去看外面不斷變化的世界。主婦愛麗絲·門羅和其他主婦的區別或許就在於，她依靠“和妻子、母親的主要角色並不沖突”的寫作，在內心保持著自我認知。
與詹姆斯離異後，愛麗絲·門羅搬回了安大略省，4年後嫁給第二任丈夫傑拉德·弗雷林。和門羅壹樣，弗雷林也曾就讀西安大略大學，他是退伍軍人，比門羅高三個年級，在那裏取得英語和哲學的學位後，又研讀了地理學，成為壹名地理學者，曾參與編撰1974年版的《加拿大國家地圖集》。在朋友們眼中，他是壹個非常有好奇心的人，喜愛繪畫和詩歌以及壹些在別人眼裏毫無意義的事物。有記者問過門羅，他們是怎麽相識的？門羅回憶，其實她在18歲時就很迷他，但弗雷林當時有喜歡的女孩，她鼓足勇氣將自己寫的第壹篇小說《影子的尺寸》拿去給他看，他卻心不在焉地把她支給了另壹位編輯。這篇小說發表時，弗雷林已經畢業了，他給門羅寫了壹封信，對小說極為稱贊，卻沒有更多的其他表示，門羅因此而失落，他們中斷了聯系。直到20年後，弗雷林從廣播節目裏聽到對門羅的壹次訪問，猜測她離婚了，按照電臺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她，並約她***進午餐。對這次戀情，門羅跟《巴黎評論》的記者是這樣描述的：“我們去了教師俱樂部，居然在午餐時間分別喝了三杯馬丁尼酒。當時我倆都挺緊張，不過很快就熟悉彼此了。下午行將結束時，我們就已經在商量要住到壹起了。確實是進展神速。”
婚後，弗雷林贊成門羅繼續保留前夫的姓氏，兩人在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小鎮克林頓（Clinton）旁邊的壹個農場裏生活至今，那裏是弗雷林母親的家，離門羅出生的地方也很近。克林頓是個只有3000多人的安靜小鎮。1994年，《巴黎評論》的兩位撰稿人前去拜訪門羅，在報道中描述了他們生活的環境：“門羅和她丈夫長大的地方距他們現在的居所均不到20英裏。我們所途經、所欣賞乃至用過餐的每壹所建築，他們幾乎都對其歷史了如指掌。我們詢問就近是否有任何種類的文學圈子，然後得知，盡管戈德裏奇有壹所圖書館，但如果想找壹家像樣的書店，至少得去30英裏開外的斯特拉福德。我們又問及當地是否還有其他作家，於是門羅開車載我們經過壹棟年久失修的房子，房後的門廊上坐著壹個人，他敞開胸脯、蜷縮在打字機前，周圍全是貓咪。門羅說：‘他每天都坐在那裏，風雨無阻。我不認識他，但我特別好奇，想知道他到底在忙些什麽。’”
在克林頓，她擁有了最安靜、最平穩的婚姻。50歲的門羅以每四年壹本小說集的密度寫作，進入到自己的創作高峰期。《逃離》、《公開的秘密》、《恨、友誼、追求、愛情、婚姻》、《幸福過了頭》……每壹本都得到評論界好評，其中《逃離》在2009年獲得英國第三屆布克國際獎。門羅說她無法想象停止寫作，她規定自己每天寫夠壹定的頁數，從不間斷，就算壹篇剛剛完成，也馬上進入下壹篇。如果哪天將有特殊安排而不能工作，她會提前把那些頁數寫出來。“住在小城鎮裏，妳能得知更多消息，關於各色人物的消息。”她不再像早期寫小鎮女孩在成長中和家庭、和小鎮生活做出的妥協，她開始寫壹些中年女性的孤獨，寫她們如何在日常的消逝中逃離，在家庭責任中努力為自己開辟出壹點空間。用門羅自己的話來說，她後期的私人化寫作越來越少了，轉而寫基於觀察的小說。就像她所喜愛的美國南方的女作家：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弗蘭納裏·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卡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門羅寫身邊的普通人和小鎮的邊邊角角，寫中年已逝和老年將至。弗雷林陪伴她從45歲寫到82歲，2013年4月，在她獲得諾貝爾獎的6個月前，他安然去世於克林頓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