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那些機器導致人們失業的想法，若講壹點點邏輯上的壹致性，必然都會得出荒謬的結論：不但我們今天的每壹項技術進步都會帶來失業，就連原始人動心起念擺脫血汗蠻幹時，就已經開始造成自己的失業了。
也不必追溯那麽遙遠。讓我們看壹下1776年出版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這本巨著的第壹章叫做“論分工”，在這壹章的第二頁上，作者給我們舉了個飾針制造業的例子。壹個勞工，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制造飾針的機器，“也許壹天也做不出1枚飾針，要做20枚，就絕無可能了”。但是使用機器，他壹天能做 4 800枚飾針。這樣看來，很不幸，在亞當?斯密時代，每出現壹個操作機器的勞工，就得有240到4 800名做飾針的勞工丟掉飯碗。如果機器只會讓人失業的話，那麽飾針制造業的失業率就已經有了99.98%，還有什麽比這更糟的嗎？
的確還有更糟的，畢竟工業革命那時正處於萌芽期。讓我們來看看那場革命中的壹些事件的方方面面。以針織襪業為例，新織襪機剛投入使用時就遭到了手工工人的破壞（單單壹次暴動，被毀掉的機器就超過1 000臺），廠房被燒毀，機器發明者們受到威脅而被迫逃命。直到最後出動了軍隊，並把暴動領袖們流放或絞死以後，秩序才得以恢復。
現在，我們應該記住，從暴動者們的角度來看，想到他們的明天乃至於更遠的將來，他們抵制機器的行動是理性的。威廉?費爾金（William Felkin）在《機器針織和花邊織制商歷史》（History of the Machine-Wrought Hosiery Manufactures；1867年）中告訴我們（盡管他的陳述聽上去令人難以置信），在采用機器後的40年裏，英格蘭的50 000名做針織長襪的手工工人和他們的家庭，大多數最終都沒能從饑寒交迫的悲慘境地中解脫出來。然而，暴動者們相信，無疑地他們中大部分持此看法，機器會不斷地取代人力，他們卻是錯的，因為到了19世紀末，針織襪業所雇用的勞工人數，比該世紀初的時候反而增長了至少100倍。
阿克賴特（Arkwright）在1760年發明了棉紡機。據估計，當時在英格蘭有5 200名使用紡車的紡紗工，以及2 700名織布工——總***有7 900人從事棉紡織品的生產。阿克賴特的發明在推廣應用時遭到了抵制，理由是它將威脅到棉紡工人的生計，最後，當局只好動用武力來平息抵制浪潮。然而到了 1787年，也就是阿克賴特的發明問世後的第27個年頭，議會的壹項調查表明，實際從事棉紡織業的人數，從7 900人增加到32萬人，增加了4 400%。
要是讀者們有機會去翻壹翻1889年版戴維?韋爾斯（David A. Wells）所著的《近來的經濟變革》（Recent Economic Changes），便會發現其中壹些章節，只要把日期和數字改壹改，就跟今天那些科技恐懼癥患者所寫文字如出壹轍。讓我們來看看其中幾段：
從1870年到1880年這十年間，包括首尾兩年，英國商船運量增加，光是進出口清關噸數就增至2 200萬噸……然而，從事於這壹巨大裝卸工作量的人員人數，與1870年相比，1880年雇用的人數只剩下約3 000人（準確數字是2 990人）。這是怎麽回事呢？原來，各個碼頭和船塢都安裝了蒸汽吊裝機和谷物提升機、采用蒸汽動力等等……
1873年，貝塞麥轉爐（Bessemer）生產的鋼材在英格蘭能賣到每噸80美元，這個價格並不是因保護性關稅所形成的高價。而到了1886年，還是在英格蘭，每噸的售價不到20美元，產銷仍有利可圖。同期，貝塞麥轉爐的年產能翻了四番，而所用的人工比從前不增反降。
根據柏林統計局估計，1887年在全世界投入使用的蒸汽機的動力總和，大約相當於2億匹馬的力量，相當於約10億人的勞動力；至少是全球勞動人口的總和的三倍……
我們可以想象，最後得出的這些數據應該會讓韋爾斯先生暫時放下手中的筆，琢磨琢磨為什麽到1889年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有工作可做。但他只以審慎地悲觀態度作了這樣的結論：“照此下去，工業生產過剩……可能會成為壹種長期的現象。”
在經濟大蕭條期間的1932年，把失業問題歸罪到機器頭上的把戲再次上演。短短幾個月內，壹群自稱技術統治論者的人提出的理論象森林大火壹樣席卷全美。我不打算在這裏復述這些人羅列的怪誕數字，或是修正其數據而揭示實情來使讀者為此疲倦發膩。讀者們只需要知道技術統治論者鼓吹機器會永遠取代人力是老調重彈就夠了，而這些人竟然無知地以為這個論調是他們新創的革命性的真知灼見，再次印證了作家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那句格言——“忘記歷史，就意味著重蹈覆轍”。
技術統治論者最終在人們的嘲笑聲中銷聲匿跡；但是在他們之前早已存在的信條卻陰魂不散。它反應在成百上千的工會所設計創造的制造工作機會的規定及閑職就業的實踐中，此類規定與實踐之所以得到容忍乃至於贊同，是因為公眾還沒有弄清楚這個問題。
1941年3月，科溫?愛德華（Corwin Edwards）代表美國司法部在美國臨時經濟委員會（TNEC）作證時，圍繞這類實踐列舉了大量實例。例如，紐約市的電氣工會被指控拒絕安裝紐約州以外的企業生產的電氣設備，除非那些設備在安裝現場拆解後重新組裝才行。在得克薩斯州的休斯敦，管工工會要求，在施工現場，預制管道壹端的螺紋必須鋸掉，重新切削螺紋，才準安裝。各地油漆工會的分會則紛紛限制使用油漆噴槍，只準用效率低下的油漆刷，主要是為了“制造工作機會”。美國卡車司機工會的壹個分會，要 求進入紐約市區的每壹輛卡車，除了原來開車的司機，還必須多雇用壹名當地的司機。許多城市的電氣工會要求，建築工地如果要使用臨時照明或臨時用電，必須雇用壹名全職的維修電工，但不準安排這個電工參與電氣施工工作。愛德華先生說，根據這個規定，建築工地“往往雇用壹名終日無所事事的人，整天翻報紙、玩紙牌，全部的工作只是在上下班時撥壹下電源開關”。
在其它許多領域，也都存在這種憑空“制造工作機會”的做法。在鐵路行業，工會堅持在那些不需要司爐的火車機車上雇用司爐。在戲劇業，工會堅決要求說，即使在用不上布景的劇目中，也必須雇用布景裝拆工人。音樂家聯合會要求在可以放唱片的場合雇用所謂的占位音樂家，或甚至整團的占位管弦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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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壹大堆數字來說明，過去那些科技恐懼癥患者錯得有多離譜，但這樣做無濟於事，除非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為什麽錯。因為在經濟學中，統計的與歷史的東西，如果不與壹種對事實作出基本推理的理解相結合的話，它們就是毫無疑義的。就本章分析的情況而言，這種結合意味著要去理解為什麽在采用機器和其它的省力裝置之後，必然產生那樣的結果。要是我們不這樣做，那些科技恐懼癥患者就會狡辯說：“過去的狀況還能忍受，但是今天的狀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今我們根本無法承受開 發更多的省力機器。”當有人指出他們的前輩所作的預言被證明是荒謬的時候，他們正是以此來辯解的。1945年9月19日，在某報業集團的專欄中，美國第32任總統夫人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寫道：“發展到今天，省力裝置只有在不使人失業的情況下，對我們才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