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所留遺訓談起——
在整個中國古代，“殺戮大臣，如刲羊刺豕”。唯獨有壹個朝代非常優禮士大夫，即使臣子犯有重罪，最多也是放逐而已，很少對臣子血腥殺戮，體現出專制時代難能可貴的寬容，是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重大進步，這個朝代就是北宋。慶歷三年(1043年)，範仲淹曾由衷地贊嘆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壹臣下，此盛德之事”。這壹切都歸功於開國皇帝趙匡胤所留遺訓。
（趙匡胤畫像）
這份遺訓的內容如下：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趙匡胤溫厚的個性通過遺訓展示無遺，難能可貴的是，北宋歷代皇帝基本上都能遵守遺訓。有宋壹代，柴家子孫壹直過著尊貴的生活，而北宋士大夫從政環境確實相當寬松，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比如，宰相盧多遜勾結藩王涉及謀逆大罪，最後也僅被宋太宗流放而已。在北宋後期激烈黨爭中，大批反變法派流放嶺南，變法派領袖章惇想制造冤獄，很想把他們定為“大逆不道之謀”而置於死地，但宋哲宗卻說:“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誌，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後來，不少大臣能夠重返朝廷繼續為政。在北宋亡國前，宋欽宗誅斬王黼、朱勔等人，宋徽宗認為這樣做“不祥”，派人捎話，希望南宋高宗趙構引以為戒。
北宋文官形象）
可以這麽說，趙匡胤這壹遺訓，激發了北宋士大夫的參政熱忱，保證了言路暢通和監察權的有效實施；當然也使壹些掌權的文臣無所顧忌，有的甚至橫行不法。不過，當國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脅及損害時，統治者是可以將家法放在壹邊而開殺戒，因為家法“不殺”不等於絕對不能殺，比如剛才所說宋欽宗誅殺奸臣。不過總的來說，誅殺大臣確實不是北宋統治國策的主流。
南渡以後，這條國策執行情況開始逆轉。原因可從兩方面考察。壹方面是外部因素。宋金對峙，確實大大壓縮了宋朝的生存空間，這讓當時的統治者，在抵禦外侮的口號下，打壓思想言論上的反對派。但更重要的，專制權力的擴張才是導致這壹國策逆轉的內在主因。宋高宗殺陳東，標誌著君主政體開始轉向專制模式，而以紹興和議為坐標，則意味著進壹步轉入獨裁模式。他在位三十六年，這是宋朝政治冤獄和文字獄最濫的時期。
（南宋高宗趙構）
這種逆轉導致了政治生態的總體惡化，南宋士大夫上書言事空間大受打壓。但也應該承認，至少在整體上，南宋統治者還承認太祖立下的那條家法。自宋以降的金、元、明、清，在政治文明方面則開始明顯倒退，皇帝的專制淫威不斷強化，動輒迫害和誅戮大臣，草菅人命成為司空見慣現象。從政治文明進程來看，這種罪惡傳統的復蘇是理應被批判、譴責而唾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