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測風雲，楊士奇的仕途壹度出現坎坷。朱棣即位之初，長子朱高熾、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爭奪皇太子之位，後來幾經周折，才確定長子為皇太子。朱棣卻偏偏對其頗有微詞，寵愛悍勇好鬥的朱高煦，這樣朱高煦和朱高燧公開表示不滿。在這場爭鬥中，楊士奇自然無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靈活的策略。永樂九年朱棣北征回師，由於次子的讒言，有意找尋皇太子的過失，向楊士奇詢問朱高熾的情況。楊士奇並不執意為皇太子辯解，只是說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並舉例說：“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①同時還總結說：“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托。”②無意中表彰了朱高熾寬厚仁愛的個性。結果在卷入爭奪太子位的大臣中，處境較好，雖被牽連下獄，但很快被釋放，不像解縉因之送了自己的性命，從而順利地度過了自己從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永樂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朱高熾即位，是為明仁宗，楊士奇被提拔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按照封建禮儀，新皇帝應為過世的皇① 《紀錄匯編》卷壹二○《明詩評》。
① 張萱：《西園聞見錄》卷四。
② 《明史》卷壹四八《楊士奇傳》。
帝服喪二十七天。期滿的第二天，只有皇帝和張輔、楊士奇三人仍著喪服上朝，滿朝文武皆更換服裝，由此朱高熾對楊士奇更加敬愛，逐步提拔他為少保、少傅，後又命他兼任兵部尚書，開啟了內閣直接插手六部具體行政事務的先例。不久，楊士奇成為內閣首輔，位次列於內閣其他同僚之上，逐漸填補了朱元璋廢除丞相後留下的巨大的權力真空。
楊士奇與仁宗皇帝關系極為融洽。朱高熾特地賜給楊士奇及楊榮、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壹顆銀印，上刻“繩愆糾繆”的格言。楊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關於貴族甚至皇族胡作非為的案件，擁有了皇帝賜予的特權，對於及時有效地揭露貪汙腐化、改善政治風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時李慶建議朝廷將軍隊所屬多余軍馬給予地方官吏，楊士奇上疏反對，朱高熾為了不使他過多樹敵，故意沒有批準楊士奇的奏折，而借陜西按察使陳智上奏的機會駁回李慶的建議，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見壹斑。
楊士奇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極力促使朱高熾變成壹個開明有為的君主。
朱高熾監國時，禦史舒仲成曾得罪過他，他即位後便想將其治罪。楊士奇認為這樣做，將使言官不敢說話，朱高熾於是打消了自己的念頭。大理卿虞謙、大理少卿弋謙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熾，由於楊士奇的調解才沒有獲罪。言路因此得以暢通，下情得以上達。朱高熾即位後，許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楊士奇卻反其道而行之，讓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民尚艱食”①的社會現實。朱高熾甚為感激，特地創制了“楊貞壹印”賞賜給他。朱高熾去世，楊士奇成為當然的首席顧命大臣。
洪熙元年（1425），朱瞻基繼承皇位，是為宣宗，他既具備父親的文才，又具備祖父的武略。“三楊”繼續留任內閣，他們定期上朝覲見皇帝，討論較為迫切的具體事務。他們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遞密封的奏議，並對官員呈遞的奏議提出適當的答復，供皇帝禦批，內閣由此成為皇帝與六部的橋梁，控制了決策權。
“三楊”中，楊榮以才識見長，做事果斷，精通邊防事務，曾隨朱棣遠征蒙古，但生活作風比較奢侈，邊疆的將官經常向他行賄。朱瞻基知道後，私下召見楊士奇，問他對此有何看法。楊士奇認為對於邊防事務，楊榮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過怪罪他。朱瞻基微笑著反駁說，妳還為他辯解，他可是經常在我面前指責妳的短處。楊士奇馬上說：“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②明確懇求皇帝以對待自己的寬厚態度對待楊榮。不久楊榮得知了這壹消息，非常慚愧，自此兩人便建立起親密無間的友誼，關系甚為融洽。
朱瞻基登基不久，他的叔父漢王朱高煦發動了武裝叛亂。朱瞻基在楊榮等人的強烈要求下禦駕親征，叛亂很快被平定，朱高煦被處以酷刑。種種跡象表明，朱瞻基的又壹叔父趙王朱高燧也與漢王的陰謀有所牽連，楊榮等人主張同加嚴懲。針對這種紛紜復雜的形勢，朱瞻基舉棋不定。楊士奇壹方面摸透了皇帝的心理，另壹方面考慮到政局的穩定，與楊榮針鋒相對，指出：“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之意乎？”朱瞻基最終采納了楊士奇的建議，沒有追究趙王的責任。趙王主動獻出護衛人馬，保全了性命，朝廷政局趨向了穩定。
① 《明史》卷壹四八《楊士奇傳》。
② 《明史》卷壹四八《楊士奇傳》。
朱瞻基即位後，還受到來自外部世界的挑戰，交阯繼續抵制明皇朝的統治。是繼續施加軍事壓力還是撤軍，明皇朝左右徘徊。吏部尚書蹇義和戶部尚書夏原吉與將領們主張采取進壹步的軍事行動。楊士奇看到連年的征戰造成了國家財政的緊張、百姓的怨恨，於是和楊榮壹道力主講和，認為可以讓交阯擁有更大的自治權。他們的主張正中朱瞻基下懷，於是決定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交阯的叛亂問題。後來幾經周折，朱瞻基勉強授予交阯的實際統治者黎利委任詔書和印璽，讓他“權署安南國事”，這樣既贏得了南部邊疆的安定，又為國家節約了大筆軍事開支，再次顯示了楊士奇的戰略眼光。
楊士奇在宣宗朝的貢獻更多地體現在內政建設上。長江下遊是國家的財賦重心所在，沈重的賦稅導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農民的貧困，成為朝廷非常關心的問題。周幹奉朱瞻基之命進行實地調查後，建議減少官田稅賦份額，打擊稅吏的貪汙腐敗行為，楊士奇大力支持。戶部官員由於擔心減稅會造成國家財源的枯竭，因此極力反對。如何兼顧朝廷與農民的利益，楊士奇選拔了兩個幹練的行政官員和財政專家周忱與況鐘去解決這壹難題，周忱受權管理南直隸府，況鐘出任蘇州知府，他們進行了壹系列的財政改革。
其壹，設立以“金花銀”或棉布交納稅糧的制度，保證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另外特定的折換率的定期調整也保證了國家財源的穩定。其二，征糧的衡量單位標準化，防止了稅吏的營私舞弊。其三，每個縣設糧倉貯藏征收的稅糧，防止糧長在自己的私宅內囤積糧食。其四，征收特定的附加稅，用於運輸通過運河直達京師的糧食。其五，在每個縣設濟農倉，儲藏地方官在豐年通過平糴法收集余糧，以便在遇到自然災害和歉收時分發。所有這些措施，基本上體現了藏富於地方、藏富於民的指導思想，從根本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鞏固了朝廷的財源。
楊士奇還特別註意人才的選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朱瞻基積極建議，糾察貪官汙吏，舉薦具備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屬於刑家子孫也不例外，並且規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積極為朝廷推薦人才，以便鞏固朝廷的根基。楊士奇還身體力行，作出表率，如前述周忱和況鐘以及後來赫赫有名的於謙皆得力於他的引薦。在楊士奇等人的努力下，明皇朝壹片安居樂業的社會景象。朱瞻基自然高興，每年歲首，他讓百官休息十天，自己和楊士奇等大學士賦詩唱和，幾乎可以稱得上國泰民安了。
宣德十年（1435），朱瞻基去世，朱祁鎮即位，是為明英宗，張太皇太後行使攝政之權，極力倚重“三楊”，凡軍國大事皆請他們參決。同時她的同鄉宦官王振開始控制司禮監，與“三楊”相抗衡。年邁的楊士奇極力支撐危局，施展自己的才能，建議朝廷訓練士兵，鞏固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派文武鎮撫到各地考察民情，罷除派往各地的特務，減輕百姓的賦稅，放寬刑罰，加緊吏治的整頓，使明英宗統治初年繼續保持政治清明的局面。王振，少年時自閹進宮，是最早在內書堂受過嚴格的書本教育和行政訓練的太監之壹。朱祁鎮做太子時，他被派往東宮，成為太子的啟蒙老師，他為人狡黠，善於逢迎，贏得了朱祁鎮的歡心。朱祁鎮即位後，王振成為司禮監的秉筆太監之壹，被親切地稱為“先生”。司禮監掌管皇城裏的壹切禮儀、刑事及管理當差、聽事等雜役，替皇帝管理內外壹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壹切公文。王振通過對英宗皇帝朱祁鎮的個人控制及司禮監的獨特權力開始幹預朝政，給楊士奇為首的內閣造成極大的威脅。
王振還很快爭取到壹批政治盟友，其中包括錦衣衛指揮馬順和他的外甥副指揮王山。錦衣衛因從事軍事以及情報和司法工作，成為皇帝手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壹，是皇權運作過程中的樞紐所在。此外，王振還贏得了兵部尚書徐晞和王冀的追隨，控制了明皇朝的軍事力量，開始向楊士奇等人進行挑戰。
王振首先攻擊楊士奇的盟友楊榮。楊榮好收受賄賂，使王振找到了借口。靖江王佐敬乘楊榮不在家時，私下送去壹些金銀財寶，王振偵知後，必欲置楊榮於死地而後快。楊士奇不顧年老體衰，親自為楊榮向皇帝求情，才避免了災難。正統五年（1440），楊榮去世，楊士奇更感勢單力薄。
其次，王振又把攻擊矛頭直指楊士奇。楊士奇的兒子楊稷犯了殺人之罪，王振指使言官上奏皇帝，要求繩之以法。大臣們討論後將情況通報給楊士奇，楊士奇深感責任重大，請求皇帝準許自己辭職，朱祁鎮對他加以勸慰。
正統七年，張太皇太後去世，楊士奇更失去了最堅強的後盾，面對王振勢力的膨脹，他憂心如焚，積郁成疾。翌年，楊士奇撒手人寰。卒後謚號文貞。
三疑“三楊”名實不符
付俊良
“三楊”，即楊榮、楊溥、楊士奇，他們在任輔臣期間，安定邊防，整頓吏治，發展經濟，使明朝的國力繼續沿著鼎盛的軌道發展，並使明代閣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來的皇帝辦事員轉變為具有丞相性質的輔臣，他們因此被史家視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叢語》卷七中有言：“正統間，文貞（楊士奇）為西楊，文敏（楊榮）為東楊，因居第別之。文定（楊溥）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三楊。”可見他們在明代的影響。
但人無完人，在了解明代這壹段歷史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在“三楊”的所作所為之中，也有許多與“名臣”不相稱的地方。
壹疑“三楊”不顧事實，歪曲前人形象。《明太宗實錄》卷九下乙醜條中有這樣的壹條記載：“上至金川門……時有執方孝孺來獻者，上指宮中煙焰謂孝孺曰‘此皆汝輩所為，汝罪何逃？’孝孺叩頭祈哀……”方孝孺是“靖難”中的名臣，因不與新皇帝（即永樂皇帝）合作，被滅了“十族”，創造了滅族的“歷史之最”。這是史實，但實錄中卻說他“叩頭祈哀”，而身為編修《太宗實錄》總裁官的“三楊”對此卻置若罔聞，這是名臣之所為嗎？
更值得壹提的是，“西楊”楊士奇還有忘恩負義之嫌，《玉堂叢語》卷八《仇隙》中引有隆慶時的刑部尚書鄭淡泉的話：“方遜誌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方叩頭乞余生”。方遜誌就是方孝孺，建文元年受建文帝之命擔任修撰《太祖實錄》的總裁官，當時楊士奇只是壹個讀書人，還沒有入仕，《明史》本傳說他被人舉薦參與修撰《太祖實錄》。聯系到當時方孝孺的身份以及鄭淡泉的話，看來推薦楊士奇的人就是方孝孺，但楊士奇在修《太宗實錄》的時候卻置事實於不顧，歪曲恩人，實乃有損“名臣”的形象。
二疑“三楊”庇護宦官，開啟明代太監專政之門。有明壹代，宦官活動極為猖獗，而首開宦官專政的是正統朝的太監王振。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縣）人，自小就進宮做了太監，英宗從小由他侍候，對他頗為信賴。英宗繼位的時候只有九歲，王振“狡黠得帝歡”，“導帝用重典禦下”，“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而振得因以市權”（《明史·王振傳》）。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後張氏覺察到王振的擅權，要把他殺掉，英宗跪下為他求情。看到皇帝下跪，站在旁邊的幾個大臣也跟著跪下求太皇太後不要殺王振。就這樣，本來利刃已經架到脖子上的王振幸免壹死（《明史紀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而在那些下跪求情的大臣中就有經歷四朝的老臣“三楊”。
王振違背成憲（朱元璋定有“宦官不得幹政”的祖制），擅權幹政，連女流之輩的太皇太後都看出來了，欲維護祖制，而名臣“三楊”怎麽就沒有壹點兒意識呢？
正是因為這個王振，才有後來幾使大明陷入絕境的“土木之變”，明代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面也從此愈演愈烈，直至明亡。
三疑“西楊”家教不嚴，致其子侵暴殺人。《明史》稱楊士奇有學行。有學行又居高位，楊士奇應該更會“齊家”，但也許是他光顧著國家了，自家的後院卻起了火，其子楊稷仰仗老爺子有權，傲慢無禮侵暴殺人，遭到了言官們的交章劾舉。礙於楊士奇的面子，皇上並沒有立即下旨治罪，但是接著又有人告他兒子“橫虐數十事”，皇帝這才下令查治。
好在此時，年老的楊士奇還沒有糊塗，為了避嫌，他以老疾告歸，皇帝也給了他十足的面子，安慰並且挽留他，楊士奇感激涕零，但畢竟事關兒子的死活，壹代名臣最終憂郁而死。
楊士奇死後，其子楊稷被繩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