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駝祥子》尖銳地提出了城市貧民擺脫悲慘命運的社會課題。暴露社會的黑暗，或者表示對下層勞動人民的同情，這是老舍不少小說的基本內容，比如《微神》、《月牙兒》、《也是三角》等都是這樣的作品。《駱駝祥子》主題思想的獨創性在於，作品從壹個洋車夫力圖通過個人奮鬥擺脫悲慘生活命運，終於失敗以至於墮落的故事，表明了在當時具有重要意義的思想：城市貧民要翻身，做生活和命運的主人，單靠個人奮鬥是沒有出路的，它不通向幸福，只通向更加悲慘的生活。應當選擇別樣的道路。這別樣的道路，盡管作品中還未明確地提出來，但是否定個人奮鬥的本身，已經暗示了別樣道路的存在，雖則是朦朧的。
《駱駝祥子》構思的線索，是祥子經過個人奮鬥終於失敗的過程，而祥子的最後墮落則是作品的“底”。老舍就是要描寫壹個“體面的、要強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怎樣幾經折磨，最後競成為壹個“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個人主義的末路鬼”的。
祥子是壹個破產農民。在鄉間，他失去了父母與幾畝薄田，十八歲的時候跑到城裏來。在城裏，他幾乎把那些凡是靠賣力氣就能吃飯的事都作過了，最後選中了“拉車”這壹個行業，因為他覺得“拉車是件更容易掙錢的事”。他善良、誠實，“堅壯，沈默，而又有生氣”，如同壹棵小樹。對於生活，他充滿了希望，“他老想著遠遠的壹輛車，可以使他自由，獨立，象自己的手腳的那麽壹輛車。有了自己的車，他可以不再受拴車的人們的氣，也無須敷衍別人；有自己的力氣與洋車，睜開眼就可以有飯吃”。這是他壹個並不算高的理想。他爭取的不過是能“獨立、自由”生存下去的權力。然而即使如此平常的願望，也是難於實現的。在生活中，他屢遭打擊，買車又丟車，再買車，又賣車，最後還是連壹輛車也沒有。終於，生活的巨浪把他吞沒了。
祥子的失敗以至於墮落是壹種歷史的必然。作品的深刻性在於富有說服力地、藝術地描述了這種必然性如何在祥子“這壹個”車夫壹連串偶然的事件中無情地表現出來。
祥子要做壹個自由車夫遇到的最大障礙是軍閥和反動政權的統治。他以堅韌的意誌，咬住牙拼死拼活，“從風裏雨裏的咬牙，從飯裏茶裏的自苦”，用了三四年的時間買上了壹輛車。這“是他的壹切掙紮與困苦的總結果與報酬，象身經百戰的戰士的壹顆徽章”。但是，祥子“生不逢時”，他有了屬於自己的洋車沒有多久，就遇到了壹九二八年的蔣、桂、馮、閻對張作霖的戰爭。軍閥之間的戰爭，造成了貧苦百姓的災難。當他於春天冒險從新街口往清華拉座時，在西直門外被張作霖的大兵抓了差，直到夏天張作霖軍潰敗之時才逃脫虎口。這樣他用三四年的血汗買來的車也就化為泡影。他曾經悲憤地喊出來：“憑什麽？”“憑什麽把人欺侮到這個地步？”他還不可能理解災難的根源；當他又苦熬歲月再次攢錢準備買車時，卻又遭孫偵探的白日搶劫，祥子是更難於理解了。他憤怒，也迷惑，他對孫偵探喊：“我招惹誰了？”孫偵探冷酷地告訴他：“妳誰也沒招；就是碰在點上了！”在當時的社會中，壹個洋車夫的生命的價值，不值半分錢，誰都可以欺侮。“誰都有辦法，哪裏都有縫子，只有祥子跑不了，因為他是個拉車的。壹個拉車的吞的是粗糧，冒出來的是血；他要賣最大的力氣，得最低的報酬；要立在人間的最低處，等著壹切人壹切法壹切困苦的打擊。”孫偵探順手牽羊敲詐了祥子，威脅祥子“把妳殺了象抹個臭蟲！”這個事件本身反映了祥子實際的生活處境。天外飛來災禍，看來是個偶然，其實也深藏著壹個必然，生存的權利尚且不保，何談買車？孫偵探就是當年張作霖部隊中的孫排長，這個細節說明不管是張作霖統治時期，還是蔣介石統治時期，對於勞動群眾的盤剝和壓迫都不會有多大變化，祥子的掙紮終於失敗，是註定的。
祥子同虎妞的結合是促成祥子悲劇命運的又壹個重要因素。
祥子同虎妞的結合是被動的。按他的理想，他希望“到鄉下要個年輕力壯，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而且，他認為“憑著自己的本事買上車娶上老婆這才正大光明！”但是事與願違在他丟車之後，於失意和懊惱的心情下，受了虎妞的“誘騙”，造成了壹種尷尬局面；這之後，他只好隨著虎妞的指使轉了。他與虎妞在大雜院結婚，帶有悲喜劇的色彩。這種結合包含著復雜的意義。從虎妞壹方面講，她的出走帶有爭取婚姻自主的意味。因為劉四爺為了車廠的私利，硬是不願意她出嫁，這本身不單帶有封建家長制的殘酷性，而且帶有資本主義剝削的貪婪性。虎妞不甘心於守這種“女兒寡”，起來同劉四爺果決地、大膽地“攤牌”，她這種為了自己的幸福敢於赴湯蹈火的精神和做法，使人同情；她潑辣爽快，對於祥子也還是頗有幾分真摯的感情的。無論如何，她拋棄了父親的車廠和富裕的生活，到代表著貧窮和愚昧的大雜院裏來，這本身說明虎妞雖然的確蠻野、刁怪得“可怕”，卻也有值得肯定的壹方面。盡管她同祥子所處地位不同，因而所受劉四爺的剝削性質也不同，但同受剝削這壹點，卻是***同的。另壹方面，虎妞作為車廠老板劉四爺的女兒，不可避免地帶有她所從屬的階級的鮮明烙印。她對待祥子，真摯的情愛有之，姿意玩弄的打算也有之。她不顧壹切的，壹味地要從祥子那裏奪回已經耽擱很久的青春的歡樂，這種變態心理本身就是壹種剝削階級意識的反映。應該說，在同祥子的關系上，從祥子壹面來說，同虎妞在壹起他所感受到的主要不是幸福。新婚的晚上，他的惶惑而又疑懼的直覺是這樣的：“他不敢正眼看她。她也是既舊又新的壹個什麽奇怪的東西，是姑娘，也是娘們；象女的，又象男的；象人，又象什麽兇惡的走獸！這個走獸，穿著紅襖，已經捉到他，還預備著細細的收拾他。誰都能收拾他，這個走獸特別特別的厲害，要壹刻不離的守著他，向他瞪眼，向他發笑，而且能緊緊的抱住他，把他所有的力量吸盡。他沒法逃脫。”實際上，可怕的並不僅僅在這壹點。可怕的是虎妞力圖用剝削階級的那壹套來限制他。這種限制，才是障礙他成為壹個自由車夫的根本的東西。在虎妞的心目中，父親劉四爺“憑心路吃飯”才是最好的生活，而拉車掙錢是“卑賤”的，她說：“妳看老頭子，人家玩了壹輩子，到老了還開上車廠子。他也不拉車，也不賣力氣，憑心路吃飯。妳得學著點，拉壹輩子車又算老幾？”生活理想的分歧，再加上祥子因為貧窮而必須仰仗虎妞的經濟來源，對於壹個希望按照自己的願望，正直地生活的人說來，這是難於忍受而又不得不忍受的壹種屈辱。祥子曾經憤恨地想：“自己的車，自己的錢，無緣無故的丟掉，而今被壓在老婆的幾塊錢底下；吃飯都得順脊梁骨下去！他恨不能雙手掐住她的脖子，掐！掐！掐！壹直到她翻了白眼！把壹切都掐死，而後自己抹了脖子。他們不是人，得死；他自己不是人，也死；大家不用想活著！”虎妞的打算和祥子的打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虎妞的意思是“當了這麽些年老姑娘，也該痛快幾天。等到快把錢花完，咱們還是求老頭子去”。而祥子則認為，這樣做不行。他深知，從別人手裏接錢，“接受之後，妳就完全不能再拿自己當個人，妳空有心胸，空有力量，得去當人家的奴隸：作自己老婆的玩物，作老丈人的奴仆。壹個人仿佛根本什麽也不是，只是壹只鳥，自己去打食，便會落在網裏。吃人家的糧米，便得老老實實的在籠兒裏，給人家啼唱，而隨時可以被人賣掉。”所以，他否定了這條道路：“我不願閑著！”“我愛拉車！”這是壹個勞動者的自尊和骨氣，祥子在奮鬥的歷程中所以生氣勃勃，同他葆有這種堅定的生活信念有密切的關系。但是，在同虎妞結合以後，他感到這種獨立自由生活的願望和信念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虎妞認為祥子的壹切應該由她來擺布，道理很簡單：“妳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錢，妳沒往外掏壹個小錢。想想吧，咱倆是誰該聽誰的？”祥子是看重實際的，他不能否認這個事實。虎妞不單在經濟上，而且在精神上控制了祥子，以致使祥子痛苦地感到：“要了她，便沒了他。”他想做壹個獨立和自由車夫的夢想是越加渺茫了。
祥子對生活的徹底絕望是在知道了小福子自殺以後。虎妞難產而死，不但使他在經濟上破了產，而且大大消損了他生活的勇氣。如果說他心中的壹角還亮著壹星溫暖的火光，那就是他還希望同深情地期待著他的小福子結合，“重整旗鼓”，然而這樣壹點希望的火花也熄滅了，小福子自殺了。他生活的信念死滅了。他坐在小福子的墳頭，痛苦地、不情願地看清了這壹事實：“他是要強的，小福子是要強的，他只剩下些沒有作用的淚，她已作了吊死鬼！壹領席，埋在亂死崗子，這就是努力壹世的下場頭！”
祥子在苦難而又冷酷的生活面前低下了頭。
小說從二十三章後半部分到二十四章結末，描述了祥子的墮落，描述了他衰頹的形象。“臉，身體，衣服，他都不洗，頭發有時候壹個多月不剃壹回。”“他不再有希望，就那麽迷迷忽忽的往下墜，墜入那無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賭，他懶，他狡猾，因為他沒了心，他的心被人摘了去。”最後，臟病使他不能再幹拉洋車的活路，只在人們紅白喜事時替人家做些零碎的雜事，混口飯吃。有結婚的，他替人家打著旗傘；有出殯的，他替人家舉著花圈挽聯。他是這樣地形同“走獸”了：
打著那麽個小東西，他低著頭，彎著背，口中叼著個由路上拾來的煙卷頭兒，有氣無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許還走；大家已走，他也許多站壹會兒；他似乎聽不見那施號發令的鑼聲。他更永遠不看前後的距離停勻不停勻，左右的隊列整齊不整齊，他走他的，低著頭象作著個夢，又象思索著點高深的道理。那穿紅衣的鑼夫，與拿著綢旗的催押執事，幾乎把所有的村話都向他罵去：“孫子！我說妳呢，駱駝！妳他媽的看齊！”他似乎還沒有聽見。打鑼的過去給了他壹鑼錘，他翻了翻眼，朦朧的向四外看壹下。沒管打鑼的說了什麽，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沒有值得拾起來的煙頭兒。
這就是祥子的結局。這樣的藝術描寫是為作品的整體構思決定的。作家後來刪去了二十三章後半到二十四章的這壹部分藝術描寫。我們覺得還是保留好。這自然是壹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首先，這樣的藝術描寫，既符合生活邏輯，也符合祥子性格發展的邏輯。“因為以前賣過力氣而並沒有分毫的好處”，他何必再奮鬥？“既沒從洋車上成家立業，什麽事都隨著他的希望變成了‘那麽回事’。”作品中的這壹句話是異常深刻的：“他為自己努力，也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的奮鬥裏就埋伏著向衰頹轉化的消極因素，“為個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樣毀滅個人，這是個人主義的兩端”。在舊社會那樣的條件下，祥子的結局只能如此。
其次，這樣的藝術描寫，可以同開頭“快活的，要強的”祥子形成壹個尖銳的對比，強化祥子悲劇的色彩。作品的前半部分，作品以相當多的篇幅，描繪了祥子作為勞動者的美的精神世界。他即使在極端苦悶的情況下，也不染指於“白房子”，保持著他純潔的心田；當曹先生家遇難，他分文不取，並向老程表明心跡，表現了壹個勞動者坦蕩的胸懷；在冬夜的小茶館裏，他給老馬祖孫兩代買羊肉包充饑，傾註了對窮人真誠的關切；他有可能靠劉四的現成錢過日子而寧願憑自己力氣吃飯，表現了勞動者的本色，等等。然而，就是這樣壹個健壯的、善良的、正直的、向上的農村小夥子，卻淪落成為壹個如此衰頹的無業遊民，壹個自私的、懶惰的可憐蟲！作家在幾處講到這樣的意思：“祥子還在那文化之城，可是變成了走獸。壹點也不是他自己的過錯。”在這裏作家提出了壹個“誰之罪”的問題，回答自然是十分明確的。所以祥子性格的前後變化，是統壹在對舊制度的控訴上的；把祥子的結局按照生活的邏輯寫得越充分，作品的控訴力量越強烈。文學作品總是要訴諸讀者的感情。墮落的祥子喚起的讀者的感情，不是嫌惡，而是悲憤。如果刪去對祥子墮落之後的藝術描寫，這種悲劇的迫人力量反倒減弱了。這是壹個使人深思的問題。
最後，這樣的藝術描寫，也強化了作品的思想。這個作品的重要思想之壹就是要否定祥子式的個人奮鬥的道路。老馬曾經用他的體驗，向祥子指出想獨自混好是個夢想：“誰不是那麽想呢？可是誰又混好了呢？……我算是明白了，幹苦活兒的打算獨自壹個人混好，比登天還難。壹個人能有什麽蹦兒？……”祥子從自己的經歷中也明白了：“劉四，楊太太，孫偵探——並不能因為他的咒罵就得了惡報；他自己，也不能因為要強就得了好處。自己，專仗著自己，真象老人所說的，就是被小孩子用線拴上的螞蚱，有翅膀又怎樣呢？”但是作為個體勞動者的生活和勞動方式，決定他必然選擇個人奮鬥的途徑；即使在他明白這樣的道路走不通之後，由於階級地位的局限，也不可能自發地找到使自己擺脫苦難的正確道路，而只能在黑暗中亂撞，甚至陷入深淵。老舍以現實主義的筆觸描述了這壹個階層勞動者的命運，有深深的同情，也有嚴峻的責難。他稱祥子是“個人主義的末路鬼”，這樣的評斷，既符合歷史的本質真實，也隱含著作家的傾向。這種傾向熔鑄在對祥子墮落結局的藝術描寫之中，這就不但從理念上，更重要的是從感情上激動讀者必須深思這個重大的社會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