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的樂趣》
二十五年前，我到農村去插隊時，帶了幾本書，其中壹本是奧維德的《變形記》，我們隊裏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至它像壹卷海帶的樣子。後來別隊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後我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見到了它，樣子越來越糟。相信這本書最後是被人看沒了的，現在還忘不了那本書的慘狀。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倘若可看的書很多的話，《變形記》也不會這樣悲慘地消失了。除此之外，還得不到思想的樂趣。我相信這不是我壹個人的經歷：傍晚時分，妳坐在屋檐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裏寂寞而淒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隊的地方有軍代表管著我們，現在我認為：他們是壹批單純的好人：但我還認為，在我這壹生裏，再沒有誰比他們更使我痛苦了。他們認為，所謂思想的樂趣，就是壹天二十四小時都用毛澤東思想來占領，早請示，晚匯報，如有閑暇，就去看看說他們自己“亞古都”的歌舞。我對那些歌舞本身並無意見，但是看過二十遍以後就厭倦了。假如我們看書被他們看到了，就是壹場災難，甚至“著迅魯”的書也不成——小紅書當然例外。順便說壹句，還真有人因為帶了舊版的魯迅著作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有壹個知識可能將來還有用處，就是把有趣的書換上無趣的皮。我不認為自己能夠在壹些宗教儀式中得到思想的樂趣，所以壹直郁郁寡歡。象這樣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寫到過，比方說，茨威格寫過壹部以此為題材的小說《象棋》，可稱是現代經典，但我不認為他把這種痛苦描寫得充分了。這種痛苦的頂點不是被拘押在旅館裏沒有書看，沒有合格的談話夥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間同樣寂寞，面對和妳壹樣痛苦的同伴。在我們之前，生活過無數的大智者，比方說，羅素、牛頓、莎士比亞，他們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們免於這種痛苦，但我們和他們的思想、著述被隔絕了。壹個人倘若需要從思想中得到快樂，那麽他的第壹個欲望就是學習。我承認，我在抵禦這種痛苦方面的確不夠堅強，但我絕不是最差的壹個。舉例言之，羅素在五歲時，感到寂寞而淒涼，就想到：假如我能活到七十歲，那麽我這不幸的壹生才度過了十四分之壹！但是等他稍大壹點，接觸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變了想法。假設他被派去插隊，很可能就要自殺了。
談到思維的樂趣，我就想到了父親的遭遇。父親是壹位哲學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從事思維史的研究。在老年時，他告訴我壹生的學術經歷，就如壹部恐怖電影。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在大壹統的官方思想體系裏找自己的位置，就如壹只老母雞要在壹個大搬家的宅院裏找地方孵蛋壹樣。結果他雖然熱愛科學而且很努力，在壹生中卻沒有得到思維的樂趣，只收獲了無數的恐慌。他壹生的探索，只剩下了壹些斷壁殘垣，收到壹本名為《邏輯探索》的書裏，在他身後出版。眾所周知，他那壹輩的學人，壹輩子能留下壹本書就不錯。這正是因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國人的思想搞得徹底無味。我們這個國家裏，只有很少的人會覺得思想會有樂趣，卻有很多的人感受過思想帶來的恐慌，所以現在還有很多人以為，思想的味道就該是這樣的。
文化革命之後，讀到了徐遲先生寫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那篇文章寫的很浪漫。壹個人寫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這樣浪漫。我個人認為，對於壹個學者來說，能夠和同行交流，是壹種起碼的樂趣。陳景潤先生壹個人在小房子裏證數學題時，很需要有些國外的數學期刊可看，還需要有機會和數學界的同仁談談。但他沒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當然他比沒定理可證的人要快活。把壹個定理證了十幾年，就算證出時有絕大的樂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裏枯坐就更加難熬。假如插隊時，我懂得數論，必然會有陳先生的舉動，而且就是最後什麽都證不出也不後悔；但那個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裏描寫得悲慘。然而，某個人被剝奪了學習、交流、建樹這三種快樂，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這種同情我為那些被剝奪了“有趣”的人保留著。
文化革命以後，我還讀到了阿城先生寫知青下棋的小說，這篇小說寫得也很浪漫。我這輩子下過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隊時下的，同時我也從壹個相當不錯的棋手變成了壹個無可救藥的庸手。現在把下棋和插隊兩個詞拉到壹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為沒事幹而下棋，性質和手淫差不太多。我決不肯把這樣無聊的事寫進小說裏。
假如壹個人每天吃壹樣的飯，幹壹樣的活，再加上把八個樣板戲翻過來倒過去的看，看到聽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贊成羅素的壹句話：“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數的參差多態都是敏於思索的創造出來的。當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贊成我們的意見。他們必然認為，單壹機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說，要讓大家“虛其心而實其腹”，我聽了就不是很喜歡：漢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我看來是個很卑鄙的行為。摩爾爵士設想了壹個細節完備的烏托邦，但我象羅素先生壹樣，決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這個名單的末尾是壹些善良的軍代表，他們想把壹切從我頭腦中驅除出去，只剩壹本270頁的小紅書。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某種程度的單調、機械是必須忍受的，但是思想決不能包括在內。胡思亂想並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絕新奇。
我認為自己體驗到最大快樂的時期是初進大學時，因為科學對我來說是新奇的，而且它總是邏輯完備，無懈可擊，這是這個平凡的塵世上罕見的東西。與此同時，也得以了解先輩科學家的傑出智力。這就如和壹位高明的棋手下棋，雖然自己總被擊敗，但也有機會領略妙招。在我的同學裏，凡和我同等年齡、有同等經歷的人，也和我有同樣的體驗。某些單調機械的行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帶來快感，但因為過於簡單，不能和這樣的快樂相比。藝術也能帶來這樣的快樂，但是必須產生於真正的大師，象牛頓、萊布尼茲、愛因斯坦那樣級別的人物，時下中國的藝術家，尚沒有壹位達到這樣的級別。恕我直言，能夠帶來思想快樂的東西，只能是人類智慧至高的產物。比這再低壹檔的東西，只會給人帶來痛苦；而這種低檔貨，就是出於功利的種種想法。
有必要對人類思維的器官（頭腦）進行“灌輸”的想法，正方興未艾。我認為腦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有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舉。有壹些人說它是進行競爭的工具，所以人就該在出世之前學會說話，在三歲之前背誦唐詩。假如這樣來使用它，那麽它還能獲得什麽幸福，實在堪虞。知識雖然可以帶來幸福，但假如把它壓縮成藥丸子灌下去，就喪失了樂趣。當然，如果有人樂意這樣來對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對孩子表示同情而已。還有人認為，頭腦是表示自己是個好人的工具，為此必須學會背誦壹批格言、教條——事實上，這是希望自己使看上去比實際上要好，十足虛偽。這使我感到了某種程度的痛苦，但還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總有人想要種種理由消滅幸福所需要的參差多態。這些人想要這樣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說得更確切些，是出於功利方面的考慮。因此他們就把思想分門別類，分出好的和壞的，但所用的標準很是可疑。他們認為，假如人們腦子裏灌滿了好的東西，天下就會太平。因此他們準備用當年軍代表對待我們的態度，來對待年輕人。假如說，思想是人類生活的主要方面，那麽，出於功利的動機去改變人的思想，正如為了某個人的幸福把他殺掉壹樣，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認為，人應該充滿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調低下的思想。這種說法聽上去美妙，卻使我感到恐慌。因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總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壹部分，我是誰就成了問題。假設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妳因此想把我的腦子挖出來扔掉，換上他的，我絕不肯，除非妳能夠證明我罪大惡極，死有余辜。人既然活著，就有權保證他思想的連續性，到死方休。更何況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們自己的立場來度量的，假如我全盤接受，無異於請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雞到我腦子裏下蛋，而我總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來是長了壹個雞窩。想當年，我在軍代表眼裏，也是很低下的人，他們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強加給我們，也是壹種腦移植。菲爾丁曾說，既善良又偉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絕無僅有的，所以這種腦移植帶給我的不光是善良，還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願地用壹句功利的說法：在現實世界上，蠢人辦不成什麽事情。我自己當然希望變得更善良，但這種善良應該是我變得更聰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況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善與惡為壹，正如上坡和下坡是通壹條路。不知道何為惡，焉知何為善？所以他們要求的，不過是人雲亦雲罷了。
假設我相信上帝（其實我是不信的），並且正在為善惡不分而苦惱，我就會請求上帝讓我聰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絕不會請他讓我愚蠢到讓人家給我灌輸善惡標準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負起灌輸的任務，我就要請求他讓我在此項任務和下地獄中做壹選擇，並且我堅定不移的決心是：選擇後者。
假如要我舉出壹生最善良的時刻，拿我就要舉出剛當知青時，當時我壹心想要解放全人類，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同時我也要承認，當時我愚蠢得很，所以不僅沒幹成什麽事情，反而染上了壹身病，丟盔卸甲地逃回城裏。現在我認為，愚蠢是壹種極大的痛苦：降低人類的智能，乃是壹種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松警惕。假設我大奸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
假如讓我舉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時刻，那就是現在了。可能是因為受了壹些教育，也可能是因為已經成年，反正妳要讓我去解放什麽人的話，我肯定要先問問，這些人是誰，為什麽需要幫助；其次還要問問，幫助他們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後我還要想想，自己直奔雲南去挖坑，是否於事有補。這樣想來想去，我肯定不願去插隊。領導上硬要我去，我還得去，但是這以後挖壞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壹般人認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無辜的。假如這種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發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後天的低智算不了無辜——再說，沒有比裝傻更便當的了。當然，這結論絕不是說當年那些軍代表是些裝傻的奸邪之輩——我至今相信他們是好人。我的結論是：假設善惡是可以判斷的，那麽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發展智力，增廣知識。然而，妳勸壹位自以為已經明辨是非的人發展智力，增廣見識，他總會覺得妳讓他舍近求遠，不僅不肯，還會心生怨恨。我不願為這樣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現在當然有自己的善惡標準，而且我現在並不比別人表現得壞。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按這個標準，別人說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惡時；別人說我最邪惡，就是我最善良時。當然我不想把這個標準推薦給別人，但我認為，聰明、達觀、多知的人，比之別樣的人更堪信任。基於這種信念，我認為我們國家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喪失了很多機會。
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鎖知識、鉗制思想、灌輸善良，因此有許多才智之士在其壹生中喪失了學習、交流、建樹的機會，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親就是其中的壹個，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類人士的總和有恒河沙數之多，我就趨向於悲觀。此種悲劇的起因，當然是現實世界裏存在的種種問題。偉大的人物總認為，假設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象他期望的那樣善良——更確切地說，都象他期望的那樣思想，“思無邪”，或者“狠鬥私字壹閃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這些說法的人本身就是無邪或者無私的，他們當然不知邪和私是什麽，故此這些要求就是：我沒有的東西，妳也不要有。無數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殺了。考慮到那恒河沙數才智之士的總和是壹種難以想象的龐大資源，這種想法就是打算把整個大海裝入壹個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實是，這種想法壹直在實行中，也就是說，對於現實世界的問題，從愚蠢的方法找辦法。據此我認為，我們國家自漢代以後，壹直在進行思想上的大屠殺；而我能夠這樣想，只說明我是幸存者之壹。除了對此表示悲傷之外，我想不到別的了。
我雖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還常常為壹件事感到疑惑：為什麽有很多人總是這樣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設歷史上曾有壹位大智者，壹下發現了壹切新奇、壹切有趣，發現了終極真理，根絕了壹切發現的可能性，我就情願到該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這是因為，假如這種終極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依據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從漢代以後到近代，中國人就是這麽生活的。我對這樣的生活壹點都不喜歡。
我認為，在人類的壹切智能活動裏，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假如妳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種事實說明，壹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麽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壹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講出這樣粗暴的話來，我的確感到羞愧，但我並不感到抱歉。因為這種人士帶給我們的痛苦實在太多了。
在壹切價值判斷之中，最壞的壹種是：想得太多、太深奧、超過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壹種罪惡。我們在體驗思想的快樂時，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總有人覺得自己受了傷害。誠然，這種快樂不是每壹個人都能體驗到的，但我們不該對此負責任。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要取消這種快樂，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計算在內——這世界上有人喜歡豐富，有人喜歡單純；我未見過喜歡豐富的人妒恨、傷害喜歡單純的人，我見到的情形總是相反。假如我對科學和藝術稍有所知的話，它們是源於思想樂趣的滔滔江河，雖然惠及壹切人安這江河決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為他們而流，正如以思想為樂趣的人不是為他們而生壹樣。
對於壹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人當然有不思索、把自己變得愚笨的自由；對於這壹點，我是壹點意見都沒有的。問題在於思索和把自己變聰明的自由到底該不該有。喜歡前壹種自由的人認為，過於復雜的思想會使人頭腦昏亂，這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妳把深山裏壹位質樸的農民請到城市的化工廠裏，他也會因復雜的管理感到頭暈，然而這不能成為取消化學工業的理由。所以，質樸的人們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與己無關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現在我周圍的世界又充滿了文革時的軍代表和道德教師，只能使我驚，不能使我懼。因為我已經活到了四十二歲。我在大學裏遇到了把知識當做幸福來傳播的數學教師，他使學習數學變成了壹種樂趣。我遇到了啟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讀到了我想看的書——這個書單很是龐雜，從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壹直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這最後壹批書實在是很不堪的，但我總算是把不堪的東西也看到了。當然，我最感謝的是那些寫了好書的人，比方說，蕭伯納、馬克·吐溫、卡爾維諾、杜拉斯等等，但對那些寫了壞書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寫了幾本書，雖然還沒來得及與大陸讀者見面，但總算獲得了壹點創作的快樂。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壹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親幸福，比那些將在思想真空裏煎熬壹世的年輕人幸福。作為壹個有過幸福和痛苦兩種經歷的人，我期望下壹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間來感到幸福，而且這種空間比給我的大得多。而這些呼籲當然是對那些立誌要當軍代表和道德教師的人而發的。
（原載《讀書》1994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