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馬佐夫兄弟》最初在《俄羅斯信使》雜誌上連載了將近兩年（自1879年第1期至1880年第11期），並於壹八八壹年出版了第壹個單行本。它的主題和哲學在米嘉向阿遼沙自白的壹章裏已經點明：“美這個東西不但可怕，而且神秘。圍繞著這事兒，上帝與魔鬼在那裏搏鬥，戰場便在人們心中。”陀氏認為每個人心中都藏有壹個魔鬼。他在給友人的壹封信中寫道：“貫串全書的主要問題，正是我自覺和不自覺地為之苦惱了壹生的問題：上帝是否存在?”萬壹上帝不存在怎麽辦?那麽，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世界就只能是魔鬼的鬧劇，別的什麽也不是。倘若如此，那就“無所不可”，幹什麽都是合法的了，甚至犯罪。
為了形象地詮釋這壹主題和哲學，作者向我們展現了卡拉馬佐夫壹家，包括道德敗壞的老子和他的四個兒子。老大德米特裏、老二伊萬和老三阿遼沙分別象征人的肉體、理性和精神這幾個不同的方面，而私生子斯乜爾加科夫則代表被侮辱、被傷害和被剝奪繼承權者。這些人物統統給粘在壹張道德哲學的網上，誰也休想掙脫。上帝與魔鬼為爭取控制他們的靈魂而廝殺。小說從頭至尾彌漫著這場拼死搏鬥的硝煙。所有的人物都卷入了壹起兇殺案，他們在舞臺上走過的時候，無不以怵目驚心的清晰度表露各自的感情，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
第五卷第五章《宗教大法官》無疑是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個案。基督親臨可悲的塵世，卻遭到教會的質疑和挑戰。這裏提出的問題是：人能不能靠基督的教誨過活?魔鬼，那個曠野裏聰明而可怕的精靈，能不能以壹種更好的方式支持人類?為什麽人非得在自由和面包之間作出抉擇?這—章在某種意義上是—部以文學形式寫就的歷史哲學。上帝和魔鬼在此短兵相接。結果看來是上帝落荒而走，魔鬼趾高氣揚，基督精神敗得很慘。這壹主題到了第十壹卷第九章《魔鬼。伊萬·費堯多羅維奇的夢魘》中重又出現。這兩章文字羅列了否定上帝的種種論點。肯定上帝的論點則包含在寫阿遼沙和佐西馬長老的那些章節中。在那裏，作者試圖表現聖賢的形成過程和基督式博愛的力量。陀氏相信基督精神最終將高奏凱歌。但他能加以證明嗎?在剖析罪惡和人的畸形心態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當得起最高級的贊美。然而他在表現以阿遼沙和佐西馬神父為象征的善的那些筆墨中是否取得成功，讀者自己會作出判斷。在錯案面前，勝利者究竟是誰——上帝還是魔鬼?。
人們壹般都把《卡拉馬佐夫兄弟》評價為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壹部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其實，作品的思想內容十分復雜，作家的創作意圖也深遠得多。小說醞釀了十幾年，寫於從壹八七八至壹八八零年，即在作家去世前幾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在這部作品中對自己的壹生探索做個總結，想要在書中探討他認為人生與社會最重大的“全宇宙的問題：有沒有上帝？有沒有靈魂不死？”探討善與惡、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探討“怎樣按照新方式改造全人類”。壹八六九年他在壹封信中明確寫道：“將貫穿全書的主要問題——它使我自覺不自覺地苦惱了壹輩子——是上帝的存在問題。”
《卡拉馬佐夫兄弟》通過了壹系列人物的舉動探討了上帝的“存在”，真理的本質和寬恕的重要性。謀殺的情節可被視為是小說核心——壹人（德米特裏）是否應為另壹個人（老卡拉馬佐夫）的死亡負責這壹主題——的文學表現，這壹情節不斷與佐西馬長老的格言“任何人都應為任何罪負責”照應。小說中的幾兄弟分別在弒父案中扮演了各自串謀的角色：德米特裏擁有弒父的動機卻沒有得手，伊萬的無道德論使他認為弒父是合理的，斯乜爾加科夫最終將弒父付諸實施，而阿列克塞這壹小說中最仁慈的主人公在明知兄長有弒父渴望的情況下卻沒有制止。德米特裏的判決和審判現場旁觀者的愉快的舉止和伊萬在《宗教大法官》中關於“人本質上的弱小和對於是非的計較 ”相互對比。
然而，整部小說可被視作壹次“拙劣”的探討。如果說整個審判是在糾結於上帝是否存在，那麽孩子氣的檢舉人和被告律師間的爭論顯然就是毫無意義的了； 阿遼沙 最後的“石邊發言”也並不試圖回答這個問題，雖然伊柳沙的死反映了伊萬關於不存在上帝的觀點。相反，他只是告訴孩子要相互愛護並且不要忘了伊柳沙或是任何人。由此，我們可以認為作者是以不可知論者的觀點闡釋小說的神學主題。當然，這只是壹家之辭，壹部小說中究竟表現著怎樣的哲學命題就見仁見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深諳此道，在小說中廣泛著探討著“何為真理？”，就比如老卡拉馬佐夫究竟是怎麽死的。
值得註意的是，小說中並沒有明白無誤告訴我們到底是誰殺了老卡拉馬佐夫。小說中的大多數人物都在最後確信兇手是斯乜爾加科夫，連斯乜爾加科夫自己也承認了。但要說其他人毫無嫌疑或者壹切蓋棺定論了還為時尚早（比如說斯乜爾加科夫那說不清來處的3000盧布就沒有解釋清楚）。或許是誰殺了老卡拉馬佐夫已經不重要了，幸福與美好還要繼續，這壹切都該被寬恕。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上帝存在的思考是在人類的苦難之上展開的。人既然帶著原罪降臨人間，惡的存在就不可避免。苦難是人生的原生態，是人的宿命。人可以逃避環境，但無法逃避自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犯罪、苦難具有人的生存意義上的普遍性，原因就在於惡植根於人的本性；任何社會制度都會有惡，有犯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寫出了人的生存狀態與無可逃避的悲劇困境。也就是說，世界的苦難是永恒的。因此，上帝在給人選擇自由的同時，也同時賦予了人向善的能力與願望，人生就是壹個善與惡搏鬥的過程。在苦難的世界中，人只能信靠上帝，否則便會陷入沈淪。
小說中的人，無論是無神論者伊凡、弒父的斯美爾佳科夫，還是私欲熏心的德米特裏，不管他們犯了什麽罪過，都對上帝存在的問題作出了回應。有回應說明人內心存在著向善的可能，伊凡發瘋了，斯美爾佳科夫自殺了，德米特裏懺悔了，都是這種可能性的有力證明，而這正是人的希望之所在。正因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對這些人的行為與思想進行否定的同時，也寄予他們悲憫與同情。他悲憫那些惡人陷入欲望的泥淖不能自拔，他同情那些思想者因迷失正途而遭受痛苦；他以阿遼沙背負十字架勇敢前行的行為彰顯上帝的偉大，為世人樹立榜樣，期望人們通過道德實踐獲得拯救，從而改良社會。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有人選擇善，也有人會選擇惡，這是人性使然，歷史必然。但是，只要我們與上帝同行，人類就有希望。
在陀氏看來，在復活的過程中，在死與生的往復循環中，生命被無限地延續下去，死亡不能終止生命，而是生命進程中的壹個環節。在復活的進程中，死亡被改變並轉向生命。“壹粒麥子”是周而復始、無休無止的生命的象征，它證明著生命的永恒。陀氏相信，人在肉體生命結束之後還有精神的生命，人的靈魂是不死的。“靈魂不死”指的是人不可混滅的神性，是永恒的善，是道德力量的勝利，是超越個另壹個肉體生命的人類道德理想的世代延續。
在小說的尾聲中，阿遼沙站在夭折的小學生伊留莎的墓前，面對壹群孩子進行演說，鼓勵他們友愛、善良、誠實，在別人的心中播下善和愛的種子，而自己的精神也將在身後的世世代代中綿延不絕，得以重生和再現。“我們壹定會復活的，我們會決樂地相見，互相歡歡喜喜地訴說過去的壹切。”小說的尾聲和題詞交相呼應，再壹次暗示了兩個關鍵字眼——復活和不朽。
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我們看到，卡拉馬佐夫兄弟們，時而是天使，時而是野獸。他們同時體味著兩個深淵、“壹個在我們頭頂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淵，壹個在我們腳底下，是極為卑鄙醜惡的墮落的深淵”。但他們的目光，卻始終落枉自已身上的那個人上。陀氏將人類的希望寄托於“人性超越”之中，他所理解的“人性超越”是建立在神性關照基礎上的人性的完滿，而神性關照的前提是人性在創造性的發展中涅磐。 《卡拉馬佐夫兄弟》對於“罪惡”這壹主題的把握，隱藏在人物性格的潛性“罪惡”之中。從顯性層面來看，我們可以知道費多爾的累累罪行，能了解德米特裏的邪惡個性，能看到斯麥爾佳科夫的罪惡本質。但事實上，其他人物性格中也存在潛在的“罪惡”。被大家視為“翩翩公子”的伊萬，憎恨吝嗇好色的父親，也厭惡流氓霸道的兄長，常常“盼望壹個混蛋把另壹個惡棍吃掉”。小說中作者極力維護與打造的“天使”阿廖沙，雖然自小到大都很善良，但不可避免地在內心深處也有“罪惡”的因子。例如雖然他將弒父欲望壓抑和轉化成了對上帝的信仰，但也在伊萬的影響下發生過短暫的動搖，甚至最後驅使他放棄了阻止兄長以父的念頭，從而導致了家庭悲劇的發生。
在陀思托耶夫斯基的世界裏，自由主題與罪惡主題聯系緊密。在他看來，“沒有自由，惡就是無法解釋的；惡出現在自由的道路上，沒有與自由的這壹聯系，就不存在對惡負責的問題，惡是自由的孩子”。因此，在小說中，這兩大主題雖各有自己獨立的體現，但在表面文字的暗流下，二者是彼此聯系，相互依存的。
首先，由於自由意味著善惡間的選擇，因此自由之路往往引導人走向惡之路，而惡之路又使人分裂。小說中伊萬性格最復雜、思想最矛盾。在父親死後，並不是兇手的他因為這罪行內心煎熬，出現了精神分裂的現象。在盔夢中，他內在的惡化為魔鬼展示在他面前。伊萬的內心就在這種善惡的自由中掙紮。他對魔鬼說：“妳是我的化身，不過，只是我的壹面……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的壹面，而且是最暴露的壹面。”這個魔鬼作為伊萬內在的惡人格化出來的另壹個“我”，體現了自由與惡在選擇沖突時所產生的對人內心的沖擊與個性的分裂。由自由產生的惡戰勝了自由本身，成為了人格的反面。
其次，贖罪可以重返自由。自由產生惡，而惡又產生罪。在罪惡當中，人往往是不自由的，從身體的束縛到精神的不安，人往往因惡而遠離了自由，贖罪則能重返自由。當德米特裏誤以為打死了照顧自己多年的老管家格裏戈裏時，他陷入了侮恨的深淵，痛苦得甚至想要通過自殺來解除罪惡，重獲心靈的自由。而當德米特裏在面對即將犯下的弒父罪惡時，他心中的爭鬥十分激烈，如烈火炙烤，無比煎熬：是任由惡戰勝自由從此永不自由，還是戰勝惡以此來重獲自由？最終，他的靈魂從地獄中得以解放，他以罪惡的解除重獲了心靈的自由，開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誕生於19世紀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卻充斥著現代元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部小說中運用了各色寫作技巧，很多文學評論家也因此稱這部小說在結構上有些散亂。那個全知全覺的講述者便充分印證了這壹點。雖然小說中的思想與感受大多與作者有利害關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無所不用其極的這種寫作怪癖卻讓他自己也仿佛變成了小說中的人物。在陀氏的文本中，講述者與小說人物的語言嚴絲合縫，因此小說中也自然不存在話語的權威（巴赫汀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文學藝術的問題: 復調與不確定性》中有更多關於陀氏與其人物的關系的研究）。這種寫作技巧提升了“真理”的主題，也讓敘述變得更加主觀。
語言風格也是陀氏這部小說中的壹大特色。每個人都德行壹致，有著自己的語言風格。例如律師菲久科維奇習慣將“偷”說成“搶”，更有壹次斷言老卡拉馬佐夫被謀殺案中的五個嫌疑人是“完全不負責任的人”，讀者因此便可感覺到這個律師總是想顯得自己很有學問卻反而總是措辭不當。文中還有幾處脫離故事情節之處，都是為了讓讀者註意並了解那些在故事壹開始並不那麽重要的人。例如第六卷《俄羅斯修士》中，全篇幾乎都被用來介紹佐西馬神父，其中還包含了壹段佐西馬神父的自白，而這個多年前遇到的人物似乎並沒有主線的故事中起到什麽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刻畫人物心理方面的卓越成就，走在後來得到專業心理學家們確認的許多原理前頭。比弗洛伊德早生三十五年的陀氏，在小說中記錄了他觀察人類感隋活動的驚人發現。他曾詳細地寫到過人的表現狂、俄狄浦斯隋結和青春期變態心理，他認為夢是由潛意識心理活動引起的，並非源於理智，而是發自欲望。陀氏指出，笑可以顯示壹個人個性中隱秘的壹面，笑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面具卸了下來。在他所描寫的“偶合家庭”中，每壹個成員都過著獨立、封閉的生活，與其他成員處於隔離狀態。《卡拉馬佐夫兄弟》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便是這樣壹戶人家。陀氏觀察到人身上有專橫跋扈的傾向，壹種與生俱來的權力欲。他發現愛的因素中包含著對所愛者行使權力的欲望。如果這種欲望得不到滿足，所愛者就可能同時被既愛又恨。這壹原理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精妙入微的演繹。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畫自虐癖好以及把懲罰作為擺脫負罪感的手段，比現代的“死亡本能”理論和弗洛伊德的“超越快樂”準則都早得多。陀氏甚至作過“分裂人格”心態細節的記錄。在他的作品中，簡直很難說哪壹個比較重要的人物不屬於分裂人格。《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裏也罷，愛與恨同樣火辣辣的卡捷琳娜也罷，“魔鬼”Lise也罷，尤其是在與魔鬼對話壹章裏兩個自我猛烈碰撞的伊萬……人格分裂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壹部規模宏大而有社會哲理內容的小說。書中人物眾多，線索繁雜。但嚴謹的結構和曲折離奇的情節，深刻的哲理探討和“美好人物”的魅力，卓越的心理描寫和對人的靈魂的無情剖析，獨特的創作方法和高超的藝術技巧——所有這些都緊緊地吸引著每壹個讀者。它們構成了壹個光怪陸離、博大精深的藝術世界，對各國許多文學流派、作家和讀者都產生了極其復雜的影響。的確，這是壹個十分復雜的作家，他的世界觀和作品中都充滿矛盾。只有細心閱讀，才能理解書中的思想和藝術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