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與齊宣王談論音樂，有壹段饒有興味的對話;(孟子)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莊暴)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龠之音，舉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龠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梁惠王下》第壹章)(孟子見到齊宣王，問：“大王曾經對大臣莊暴說您喜愛音樂，有這回事嗎?”齊王的臉色壹下子變了，說：“我並非喜好先王的音樂，只是喜好現在社會上的流行音樂罷了。”孟子說：“大王如此喜好音樂，那麽齊國治理得差不多了吧!聽流行音樂同聽先王的音樂都壹樣呀。”齊宣王說：“可以說來聽聽嗎?”孟子問：“壹個人獨自欣賞音樂的快樂，和與別人壹起欣賞音樂的快樂相比，哪壹種更快樂呢?”齊宣王說：“不如與別人壹起欣賞。”孟子又問：“與少數人壹起欣賞音樂的快樂，和與很多人壹起欣賞音樂的快樂相比，哪壹種更為快樂呀?”齊宣王說：“不如與很多人壹起欣賞。”孟子說：“就讓我為您談談音樂吧。現在大王演奏音樂，老百姓聽到大王的鐘鼓的聲響、管龠的音調，都頭疼皺眉互相議論說：‘我們大王喜歡音樂，為什麽讓我們走投無路?父子不能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現在大王在這裏打獵，百姓聽到大王車馬的聲音，看到飄揚的旗幟華美，都頭疼皺眉互相議論說：‘我們大王喜歡打獵，怎麽能讓我們走投無路?父子不能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這沒有別的原因，不能與百姓同樂啊。現在大王在這裏演奏鼓樂，百姓聽到鐘鼓的聲響、管龠的音調，都眉開眼笑地互相轉告說：‘我們大王大概沒什麽疾病啊，不然怎麽能演奏音樂呢?’現在大王在這裏打獵，百姓聽到大王車馬的聲音，看到旗幟的華美，都眉開眼笑地互相轉告說：‘我們大王大概沒有疾病啊，不然怎麽會出來打獵呢?’這沒有別的原因，就是能與百姓同樂呀。現在大王能與百姓同樂，就能稱王統壹天下了。”)墨子看到統治者為了欣賞音樂而加重人民的負擔，造成人民的痛苦，因而主張取消和禁止壹切音樂。孟子的思想和這種狹隘的功利主義主張不同，他認為應該實行“與民同樂”，讓文藝為社會全體成員所***享，這樣，文藝不但不會給人民帶來苦難，反而能滿足人民大眾的藝術審美需求。他與齊宣王所說的“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實質上是提出了藝術審美活動的社會性。個人或極少數人單獨的藝術活動，得不到別人的贊賞和***鳴，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孟子還曾對梁惠王說;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為靈沼，樂其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梁惠王上》第二章)(周文王用百姓的力量興建高臺和池沼，百姓幹這事很高興，把臺叫靈臺，把池沼叫靈沼，喜歡那裏有許多麋鹿魚鱉。古代的人與百姓壹同快樂，所以文王也得到快樂。《尚書湯誓》有句話說：“太陽啊，妳什麽時候毀滅，我要和妳壹同滅亡。”百姓要和他壹同滅亡，縱然有臺池鳥獸，他能獨自享樂嗎?)聽音樂，田獵，都是正當的文化體育活動，君主當然也可以有這樣的娛樂，但前提是要讓百姓安居樂業，豐衣足食，君民同樂，絕不能把君主的樂建立在廣大人民的痛苦之上。那樣的話，就會激起人民的怨恨和反抗。壹切“獨樂”的專制暴君，他們激怒了人民，結果是被人民推翻，最終是不可能“獨樂”的。孟子的“與民同樂”思想與古代氏族社會藝術活動的集體性是壹致的，而他要求帝王“與民同樂”正是古代民主精神的壹種反映；在這個主張裏，包含著藝術活動應該符合人民的意願、受到人民的歡迎這些成分。現在來看，孟子的這種思想仍不失其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