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孔子的學術旨趣是“述而不作”，即對古典文獻只是整理而不是創作，那麽，在我們研究孔子與儒家經典之間的關系之前，便有必要對這些經典的主要來源作壹簡要的概述。
我們知道，儒家經典之所以稱為“經”，那是孔子之後的事。但“經”字並不後出，至遲在周代銅器銘文中已經出現。《說文解字》說：“經，織從絲也。從系。”這應該是經的原初本意，引申發揮便有“經維”、“經營”等意思。《釋名》說：“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這便是後來引申發揮出來的意思，顯然也與儒經的地位早已提升有關。
至於書籍稱經的起源，本有多種說法。章太炎在《國故論衡·文學總論》中認為：“書籍得名，實憑傅竹木而起”，如浮屠書以貝葉成書，以線連貫，故謂“經者，編絲綴屬之稱。”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第二課基於《說文》的解釋，以為古人見經多文言，於是”假治絲之義而錫以六經之名。即群書之文言者，亦稱之為經，以與鄙詞示異。”而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則認為，六藝之所以稱之經，全因經孔子刪定：“其微言大義實可為萬世之準則。”但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經解上》則強調，所謂經：“實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顯而易見，這些解釋或囿於《說文》本意，或陷入後世儒家的偏見，並無助於說明“經”之來源。
事實上，以”經”作為儒家經典的稱謂；至少在戰國末年就已出現，且並不僅僅限於儒家典籍，如《墨經》。而將儒家經典稱之為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壹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也？”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如果孔子與老子的這段對話可信的話，那麽所謂儒家六經，就是先王之陳跡，是先王嘉言懿行之檔案記錄，故而這些記錄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換言之，所謂經，並不出之於壹人之手，孔子所治之六經，實際上都是先王們形成的檔案文件。同時，由於這些文件無法道明所以然，於是又有後出的“釋文”或“釋義”，以便解釋這些文件之所以然，這種解釋之文即稱為“傳”。故傳與經是相對而成立，此中情形蓋與前引章學誠的說法相似。
這些先王文獻被稱為經，本來並沒有什麽神秘的意味。然而後世儒者出於派別鬥爭的特殊需要，卻把這原本正常的稱謂愈解釋愈糊塗，愈解釋愈神秘。具有東漢政治法典意義的《白虎通義》釋經為常，即“常道”，認為因儒家經典蘊涵有永恒而不可變的真理。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也猜測，或當孔子刪定六經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為經。段玉裁在《說文解字註》中也說，織之從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孔廣森《戴氏遺書序》更說：“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顯然，此種種說法，都缺少壹種真實的根據，而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並不足以明了經之起源。
其實，如果從儒家經典的主要來源看，這些著作並不帶有絲毫的神秘意味。我們知道，中國文明的起源相當早，文字的發明與使用也在孔子之前壹個相當久遠的年代。據《左傳·昭公十二年》記載，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據歷代學者的研究，這裏的《三墳》，是伏羲、唐堯、虞舜之書；《八索》，是有關八卦的最早的書；《九丘》為九州土地、風氣之書。至於這些書是否具有那麽久遠的歷史，我們不必全信。但由此而得到的啟示是，中國古代典籍的起源確實很早，而且有些確實流傳到孔子的時代。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之時，中國文化雖然四周王室的衰微而面臨著深刻的危機，但各種古典文獻的存在既為壹種客觀的事實，也為孔子對古典文獻的整理提供了條件與可能。《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焉。孔子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堯之際，下至秦纓公，編次其事。由此可見，孔子對《書》的整理主要憑借當時所能征集到的古典政事文獻。從今存《尚書》看，所謂《堯典》、《舜典》《大禹漠》、《臯陶漠》等等，我們固然不必將之視為真實的歷史文獻，但其成文則絕對在孔子之前。殷因於夏禮。殷人的制度基本上是從夏制演變而來。因此，夏人的情況我們雖然目前尚不清楚，但從已知殷人的狀況大體可以推斷。據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可以知道，殷王室已有專職的史官，蔔辭中的貞人就部分地充當著這種角色。他們的職責就是負責記錄王室的各項活動，工作細則猶如《禮記·玉藻》所說，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或如《漢書·藝文誌》所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但不管怎樣，他們所記錄下來的這些言與行，可能就是我們今天尚能看到的《尚書》，也是孔子當年所憑借的文獻。
和《書》的情況略有相似的是《春秋》。孔子之前的《春秋》決不止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這麽壹種。真實的情況可能是，《春秋》是西周末年以來各諸侯國所形成的檔案文件，在性能上與今存《尚書》相似，但在分工上可能因孔子的整理而與《尚書》各有側重。故而我們看到，《尚書》以夏商周三代時間為序匯編文件，而《春秋》以魯國的活動為主線記載各國交爭與來往的情況。當然，此《春秋》業經孔子整理，並非原貌。孔子之前的《春秋》可能像孟子所說的那樣：“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壹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故而當時諸國類似於《春秋》的東西不應止今本《春秋》，而是差不多的諸侯國都有類似的東西，孔子稱曾見過壹百二十國《春秋》，墨子也誇口“吾見百國《春秋》。”如此等等，或許都是事實。
《書》、《春秋》之外再看《詩》。今存《詩經》是中國最早的壹部詩歌總集，***三百零五篇，分風、雅、頌三類。其中有廟堂之詩、卿大夫之詩，也有民間詩歌。它們所反映的時代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但在孔子之前卻不是這種狀況。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雌》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可知今本《詩經》是從先前大量的詩歌中整理而成。
《詩經》、《春秋》之外，為《禮》、《樂》、《易》。《禮》、《樂》的情況我們在談到周公制禮作樂時已作過分析，孔子整理時所憑借的原本或許正是西周初年以來形成的那些東西。至於《易》，情況則相對復雜些。前已提及的《八索》似乎是《易》八卦之源頭或雛形，起源似應很早，主要為占筮的功能。《漢書·藝文誌》在談到《易》的演變時說，《易》曰：“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約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象》、《象》、《系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這種說法雖然不必全為歷史事實，但其大要確實反映了《易》在成書之前的主要演變。換言之，伏羲作八卦或許是古代先民的壹種傳說，或許就是遠古以來相傳的《八索》，但這種八卦或八索到了殷周之際確乎有了重大變化，其表征便是由文王演為六十四卦，並作卦辭和交辭。
文王作《周易》的說法由來已久。司馬遷《報任安書》就以為”文王拘而演《周易》”，想必太史公不致於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毫無根據。《系辭》下也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當文王與紂之事也？”雖為推測之辭，但基本與太史公的說法相似，以為《周易》基本成型於殷周之際。
當然，說《周易》基本成型於殷周之際，並不意味著否認在此後的歲月中沒有增飾和修改。因為從《周易》本身的性質看，由於它主要的功能是占卦，故而當殷周之際由八卦演為六十四卦之後便不可能不經過更多人的實踐與檢驗，於是我們看到在《周易》卦爻辭中所記載的那些故事，有的出於文王周公之後，這顯然是後人為驗證《周易》的功能而增加進去的。總之，在孔子之前，《周易》的基本結構已經具備，而且可能因實踐的發展，還出現了許多對《周易》原理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孔子整理《周易》時的基本素材。這壹點便決定作為六經之首的《周易》實際上和其他五種典籍具有極為相似的地方。
當我們基本明了儒家經典的主要來源之後，我們便有可能進壹步探討孔子與六經的關系，並進壹步明了孔子在儒學發展史上以及中華文明史上何以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
孔子與六經的關系至為復雜。壹來因為史闕有問，無足夠的資料填補並重建這段歷史；二是因為儒家學派內部的門戶之爭，使這壹原本可以不必討論而默認的問題更趨復雜化。西漢的經學家以及以後的今文學派差不多都認定儒家六經皆經孔子手定，有孔子然後有六經，孔子之前無所謂經。皮錫瑞在《經學歷史》開頭便說：“經學開辟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經；猶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釋迦未生，不傳七佛之論也。”在他以及那些今文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