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茍富貴，毋相忘。”這是陳勝對朋友的諾言，人們都很欽佩。“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這是陳勝的名言，人們都牢牢記著。
然而，人們怎麽也沒有想到，能創造出令人經久不忘的格言的陳勝，食言而肥，竟然殺掉了自己的朋友。
陳勝為什麽要殺“茍富貴，毋相忘”的窮朋友？
據司馬遷在《史記》的記述，大概有三個原因。其壹，窮朋友竟敢“遮道而呼涉”，在大庭廣眾之中直呼陳勝的大名“涉”。陳勝稱王後，有個曾經與他壹同傭耕的窮朋友去找他。宮門令非但不通報，還要捆他。適逢陳勝出，窮朋友於是“遮道而呼涉”。既“遮道”，又直呼其名，在窮朋友看來自然是親切無隔閡，但在已稱王的陳勝看來則是“無禮”。不過，他雖然不高興，卻也還是容忍了。
其二，窮朋友“見殿屋帷帳”，竟敢當面批評陳勝擺闊氣，“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著！”這其實是實話實說，只是太直了，陳勝當然不高興，但依然容忍了。
其三，窮朋友竟敢敘與陳勝傭耕時的“故情”，這無異於揭老底。陳勝終於忍耐不住，於是殺！
陳勝殺掉的，僅僅只是壹個傭耕時的窮朋友麽？不！他其實是用窮朋友的鮮血，抹去了“茍富貴，毋相忘”的諾言，抹去了他曾經譏笑過的燕雀所難以理解的“鴻鵠之誌”。太史公在記敘陳勝殺窮朋友之後，緊接著的壹句話是：“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曾經***患難的朋友都要殺，誰還肯留在他身邊？太史公壹針見血地評論道：“此其所以敗也。”
讀史可以知興替。歷史的經驗，倘若拒不借鑒，興也難；歷史的教訓，如果不吸取，衰也易。我所以想起陳勝殺窮朋友，照直說來，是從某些人的身上，看到了陳勝的影子，看到了魯迅先生所說的“壹闊臉就變”的裝扮。
孫誌剛們的被打，乃至被打死，盡管從法制上可以尋找不少原因，但在我看來，其實就是“仇窮”的惡果。孫誌剛們如果腰纏萬貫，那些打人兇手，恐怕只能仰視了，豈敢動手動腳？
農婦白桂珍家被竊，公安局破案拖拉，她氣憤之下罵了壹句，公安局長竟敢濫用職權拘留，為什麽？白桂珍窮啊！她如果腰纏萬貫，別說罵壹句，就是罵十句，那局長除了連連陪不是，敢亮手銬嗎？
那些上訪討工資的農民工，如果西裝革履戴著墨鏡，開著寶馬，縣府裏的“公仆”點頭哈腰都來不及，誰敢推推搡搡拒之門外？可惜農民工的窮，成了權貴們“仇”的理由。
諸如此類的事兒，人們或許屢見不鮮，用不著掰指頭就能數出十件八件的。想起來，不是令人感到可怕嗎？
或曰：“仇富”便對麽？我不想爭辯，因為能回答這個問題的，還是被“仇”的富豪：為什麽會“仇富”？在“仇富”和“仇窮”這對矛盾中，誰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貧富不平等，窮人的話語權總是處於劣勢，“仇富”又能怎麽樣？
近年來“仇富”現象多為人們關註，以為不是健康心態。但這恐怕只看到了壹個方面。因為“仇富”掩蓋著另壹種現象，那就是“仇窮”——種種蔑視農民的行為，其實就是“仇窮”。細細想，人為擴大城鄉人之間的不平等，恐怕是“仇富”產生的重要原因之壹，“仇窮”不止，“仇富”就不已。
陳勝沒有正確理論，不懂先富攜後富以***同富裕，“仇窮”不足為怪。而今不是有***同富裕的理論嗎？怎麽不問緣由，壹個勁地指責“仇富”？如果不能從陳勝那裏吸取教訓，農民工總有壹天會像離開陳勝的“故人”那樣，紛紛撤離城市，那後果恐怕難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