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萬卷書，行萬裏路，自古以來就是有成就的文人所追求的壹種經歷，對於重視俗文化及其文學作品的搜集者與研究整理者來說，又幾乎是壹種必備的條件，必經的歷程。先生生長在學術氣氛很濃、見世面機會很多的古都北京，那裏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以及私家藏書可供研讀，讀書期間更得到了許多著名學者的指導與幫助。工作以後，足跡遍於大江南北、祖國東西，視野更為開闊，讀書所涉獵的面益寬廣，向著名學者們問學的機緣又多，於是完全投身於無邊無際的學問的海洋。
他研究滿族文學，熟悉本族語文，曾在沈陽博物院從事翻譯《滿文老檔》的工作，從中註意到其間引及“薩迦格言”、“太公家教”的情況。正因有這樣的經歷和這樣的知識，他才能對滿、漢語混合寫成的民間文學作品作圓滿的介紹和詳盡的註釋。他為滿漢語混合的子弟書《螃蟹段兒》作出的註釋壹***有234條之多，《升官圖》註釋也有幾十條。只是在經過了他這樣多才而苦心的工作，才使得清代中葉出現的這類所謂“滿漢兼”的妙文為中外學人所知見、引錄、論述。
他讀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註意到鄭先生在第十二章《彈詞》裏講過的福州“評話”是彈詞的論斷，記住了鄭先生提到的最負盛名的福州長篇評話《榴花夢》。當他有機會到福州工作的時候，耳聞目睹“福州流行的‘評話’，正與壹般所說的彈詞相同，不僅是在故事取材上相類，而且它的體式也與某些彈詞作品壹樣，多是全部以七言韻語組成，沒有說白與唱詞之分”。他就地訪求，終於見到了相當數量的福建評話抄本和當年鄭振鋒先生“惜未得壹讀”、阿英先生所見不全的《榴花夢》抄本，就此寫成了《李桂玉的<榴花夢>》。
他在《談“落花”》的文章中，將《續高僧傳》中提到的“落花”與流行在蘇北壹帶和南京等地方民間佛教的經仟活動中唱的“散花”作比較，不僅引經據典，還直接引用僧侶的話說：“經會不會尚在其次，如多會這種東西(“散花”)才是好的大師傅。”得出結論：“從‘散花’到‘落花’，逐漸形成為僧侶們謀生的壹種技藝”， “內容並與佛教沒什麽關系，實是襲用曲藝”。常見人們或者鄙薄“故紙堆”，或者視典籍之外無學問，唯於先生的治學方法中，可見這種熔“故紙堆”與俗文化生活於壹爐的大手段，庶幾可以得到歷史的真實。 建國以後，先生從事人民口頭創作、民間文學教學，1954年和1955年作為當時課程的“生產實習”，他兩度帶領學生深入沂蒙山區進行田野調查，兩次實習印有《人民口頭創作實習資料匯編》“沂水卷”和“淄博和洪山卷”三冊。這是新中國首次有計劃地搜集整理民間文學作品的田野作業活動的組成部分。
1983年，先生應邀去美國講學，他自己把此行變成了壹個“讀書”和“行路”的過程。行前他訂研究計劃中有:了解美國在東方學、漢學方面的研究歷史和現狀；搜集散佚在美國的滿學資料和中國俗文學資料。講學是成功的，他的計劃也完成了。他在美國搜集到的滿學研究資料如:《聊齋誌異》滿文譯者劄克丹的末刊稿，《水遊傳》滿文譯本殘卷，《桃花扇》中的《哀江南》，關系到《再生緣》作者研究而著名的《雲貞寄外書》滿文本等，以及散佚的明清戲曲俗曲資料。與此同時，並註意了國外漢學家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