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古語言學時期——古象雄文明時期，為古代藏族文明服務的象雄語言學。
在Legs bzhad rin bo chei gther mstod中和南喀諾布先生古代象雄和吐蕃文明史等資料中有介紹。後世傳播的《brda sprod nyi shu bdun pa》可以看作是這個語言研究傳統的承繼和發展。
雖然被賦予教派色彩並使其傳播有所局限，但作為語言科學的歷史文獻以及壹個未曾遺棄的語言學派，其價值絲毫不應該否定。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還能夠透過其對言語事實的描寫和規則概括，常常認識到壹些關於壹個公認為死亡了的古文明載體－－象雄語言文字的局部知識。 2、中古語言學時期——桑布紮文法時代：吐蕃梵語和藏語語法並行時期：這是藏族語言學家學習和靠攏古印度語言學，繼而套用其理論和方法，建立符合藏語的規範文字和語法體系的階段。吞彌·桑布劄是這個時期最傑出的代表，他的語言學著作和創制的新規範文字，是藏族語言學發展史上不朽的裏程碑。這位“藏文之父”的功勛，對吐蕃贊布來說，是為了提升日益強盛的吐蕃王朝的威望和勢力，也有可能是為了擊跨敵對勢力的文明傳統——象雄文明，樹立吐蕃文化的新旗幟。對雪域高原的人民和遠遠不斷的文明長河來說，“語文功臣”的美德更是無以倫比。吞彌在印度學了13年，回國後專門安排在拉薩附近的瑪茹宮，系統地分析、研究本族語言的語音系統和語用規則。國王肯定提供了這些語言學家——吞彌和他的助手們——所需要的全部便利和服務。通過篩選當時古印度的各種語言和文字，這位聖賢決定選擇文字學和語法學高度發達、字母系統相當完善的古代印度文字做基礎，依據故地雅隆或者新址拉薩的中古藏語語音特點加以改造，去掉不需要的音素字母，增添幾個新的音位字母，成功地“創制了壹套基本上反映當時藏語語音面貌的拼音文字，用於記錄藏語，從事翻譯和著述，留下了浩瀚的文獻典籍”（戴慶夏主編，1998年《二十世紀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書海出版社： P69）。與這個新創文字 相配套，吞彌創作了8部語言學著作，絕大多數在與文明沖突中銷毀或者其他原因失傳，傳播至今的主要著作是《文法三十頌》和《字性組織論》。前者側重講解藏語輔音和元音之分類、格語法、虛詞的語法範疇和歸類等；後者則是8部根本著作之第二篇第六章，重點探討語音結構、字母搭配、動詞屈折變化規律，名詞和動詞的語義句法關系等。二者發展為藏語語音和語法研究系統的核心。
吉·曲周的《聲明八卷》、在吐蕃王室支持下大譯師噶、覺、象三位編纂的《翻譯名義大集》、《語合二卷》等，還為我們保留了更多可貴的語言文獻。9世紀中葉，佛教和印度古文明遭受重大劫難後，同時導致吐蕃王室的四分五裂而很快得到重新在西藏本土崛起的機會。地處後藏的古格王國成為佛教發展的重鎮，所謂佛教後弘期的代表譯師仁欽桑布等推動了語言學科的傳承和講學，班智達彌底·占貝冶西創作《smra sgo msthon cha》，進壹步補充文法和語音理論。針對西藏語言的發展實際，俄譯師著《常用正字法》，開始取消書面記錄中的次後置輔音－d以及音節輔音尾小“阿”（v），樹立了藏傳語言學敢於突破前人、註重記錄口語事實的典範，也適應了更通俗地傳播和發展佛教文化和精神的社會需要。 3、中世紀語言學時期——言語學的確立和發展時期：這是以學科理論為前提，從佛教理論和教義的需要出發，全面的研究和傳播梵語語法，並獨立記錄和分析藏語的階段，也是語言學科本土化的重要歷程。十二、十三世紀，藏語方言的劃分日趨明顯，薩迦·索南澤摩（1142－1182）著《藏文讀法啟蒙》，對標準藏語語音進行描述，奠定了基於佛教文化的標準藏語（chos skad）形成和延續的理論基礎；其後，13世紀時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著《啟蒙釋文－－利蒙》、《正字拼讀寶海》，把語言研究推廣到更高的層面。他們對藏語復輔音的結構、讀音及語音特征所作的描述，為今人研究斷代語言提供了全面的語言科學資料。
隨著佛教的大規模傳播和寺院經院教育的空前發展，聲明理論的講習和研究得不斷得到重視，佛教學者把內明、因明和聲明的知識積累提高到同等的位置，納入佛教高等教育的正體體系，西藏的語言學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最優秀的語言學者莫過於噶瑪司徒：名司徒·缺吉迥乃，這位精通梵文的17世紀學者，先後赴印度、尼泊爾等諸多外域，全面研究古印度聲明。經與印度、尼泊爾學者校勘，重新翻譯了該部〈聲明月八戒論〉和〈聲明妙音論〉。尤其對月八戒論所做註疏，深刻剖析，準確無誤，勝過印度學者之解釋，被譽為箴言至寶；該作名〈司徒聲明廣註si tu sgra vgrel chen mo〉，***計三大卷，收入其全集，至今留傳。在當時政府高官的倡導下，他近14年連續遊遍藏區中土邊疆各地，深入調查研究藏族的語言和交際符號語法，於36歲修改完成初撰於30歲時的著名語法學著作《司徒藏語文法詳解》（garma si tuvi sum rtags vgrel chen mkhas pavi mgul rgyan mu tig phring mdzes。）他對土彌·桑布劄著作作了詳盡的解疏，是講解藏語文法的“三十頌”和“字性組織法”的權威著作之壹。其聲明廣註和藏語文法詳解，被稱為兩大司徒符號交際學著作，在藏族傳統梵語語法和藏語研究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五世賽多·洛桑次成嘉措，也是藏族傳統語言學的集大成者，對歷代學者的語法著作做了周密和嚴謹的比較，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上個世紀，整理者還根據其著作第壹次使用壹目了然的表格形式分類各種語法現象、語音搭配形式和詞語變化規則，成為現在多人參考和引用的直接成果）。俄曲·達瑪巴紮、覺頓·仁欽紮西、紮德·仁欽冬朱等，也同樣是優秀的藏語語言學學家。周煒《西藏古代的文法研究》（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9年第4期P29-34）以及其博士論文對這些學者和著作做了較全面的介紹。
通過德格版、納唐版、拉薩版、北京版《甘》語言學部分，毛爾蓋·桑木丹、才旦夏茸的歷代語言學名著索引等，我們能夠全面地領略到這些先輩語言研究的驚人成就。 4、近代語言學時期——早期描寫語言學的產生和發展時期：這是在記錄和分析藏語言語事實的基礎上，確立和鞏固本土化現代語言學的嘗試階段。以根登群培為代表。他在英國的亞洲皇家研究院服務起，接觸並嘗試把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引進藏學領域，對七世紀藏語語音系統、藏文的起源、斷代復輔音特征、標準藏語的形成和書面優勢、藏語方言的分布等進行初步和零星的分析，以開拓本族語言研究的歷史比較手法及***時語言描寫，但因其早年逝世（杜永彬先生的著作，為不懂藏語藏文的讀者了解這位西藏人文主義先驅的傳奇故事提供了很好的平臺，確實值得壹讀。），後無從者，故這個新領域的成就不及傳統文法研究。
在迄今的1300年裏，藏文經歷了四次改革。此四次改革分別發生在公元7世紀、公元8世紀、公元8世紀和公元1070年。四次改革先後整理規範了藏文字和語法、統壹了用詞用語、確立藏文字的書寫法。
西藏和平解放後，為促進藏語的學習、使用和發展，國家和政府歷時近20年的研究，於1987年制訂了《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幹規定（試行）》。1988年西藏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區藏語文工作指導委員會，由黨委、政府主要領導人兼任領導。各地市均成立了藏語文工作指導委員會。與此同時，藏文編碼國際標準於1997年獲國際標準組織的通過，成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字中第壹個具有國際標準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