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進步的標誌之壹：論辯學的進步 時勢造英雄，時勢造辯才，古往今來的雄辯家莫不都是時代的產物。
古希臘的辯才輩出，是古希臘奴隸主民主制社會繁榮的標誌和需要。當時以雅典為中心的城邦中，公民有權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他們可以出席討論和表決國家大事的公民大會，可以在法庭陪審、起訴或為自己申辯；這些活動無壹不要求公民必須充分使用自己的口舌來為自身的利益而奮鬥。正因為這樣，以智者為代表的雄辯家們便應運而生。 而我國的春秋戰國之交，正是中國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大踏步前進的歷史進步關頭，新興的地主階級實行了壹系列的較為開明的政策，出現了人和興學、策士橫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思想和文化的興旺發達時期，荀子等人便是當時各個學派的代表人物。在爭鳴中，他們差不多沒有壹個不是“率其群徒，辯其談說”的。當時壹個很平凡的策士，通過遊說，壹經國君賞識，便可封為卿相。在激烈的軍事和外交鬥爭中，這些能言善辯的策士，為主人出謀劃策，奔走呼號，展開著名的合縱連橫活動，其中尤以張儀在秦國推行連橫策略及蘇秦合縱五國攻秦的活動最為著名。結果“蘇張之口”便成了形容能言善辯的成語。
由上所述，不難體會到：社會發達，必興論辯。中國自從秦統壹中國開創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之後，先是“焚書坑儒”，繼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直至明清兩代禁講學社、大興文字獄，人民群眾的嘴上都被貼上了封條，言論自由被取消了，莫談國事成了人們明哲保身的處世格言，言談稍壹不慎，就有可能腦袋搬家，株連九族。那個時期專制主義橫行，愚民政策強化，皇天之下，百姓們的口訣是：“禍從口出”，“少說為佳”；官場上的信條是：多磕頭，少說話“；雄辯之士倍受壓抑，民族思維停滯不前。當然，即使在這“萬馬齊喑”的漫漫長夜中，在壹定的條件下，也會爆出極富辯才的人物，如三國時期舌戰群儒的諸葛亮，但這比起春秋戰國時代的群雄競辯的宏偉圖景來，已屬於鳳毛麟角，寥寥無幾了。 中國正處在空前興旺、繁榮的歷史大發展時期，黨的十三大再壹次強調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性，人民群眾享有社會主義的民主和言論自由的權利。隨著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人們的思維也日趨活躍，演講和論辯重新受到政府和人民群眾的高度重視，把它們作為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啟迪人們的思維，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途徑。我們可以期望，在現代中國，論辯活動必將結出豐碩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