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與翁同龢
翁同龢於大紅大紫之時賞拔張謇於布衣之中,這本身就是壹部充滿激情、令人感慨的傳奇。戊戌前二人之間深厚的情誼,海內外人士撰述不少,筆者也曾在拙著《壹代巨賈》中進行過描述,此處不再重復,著重想談談戊戌以後他們的患難之交。
張謇在戊戌年(1898)的閏三月進京參加散館試。按照清朝的制度,殿試以後,壹甲三名的狀元、榜眼、探花分別授予翰林院修撰及編修之職,另外的進士有壹部分也被擇優錄選為庶吉士。經朝廷特派的翰林官教習,3年後進行考試,原為二甲的授編修,三甲的授檢討,次等的則委以主事及知縣之職。因庶吉士學習之地名為庶常館,考試為學習期滿後大家解散的象征,故名為散館試。壹般來說,像張謇這種有狀元身份的人是用不著參加考試的,他來參試另有原因。
清政府自甲午慘敗,元氣大傷。除割地以外,還得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萬萬兩,對於財政收入早就捉襟見肘的中國來說,這筆錢是很難籌集的。清廷為此發行了中國的第壹筆公債“昭信股票”,戊戌年初發行總額庫平銀壹萬萬兩,年息五厘,本息定為20年還清。消息傳來,輿論大嘩。國窮民貧,銀兩又何從募集?壹波未平,壹波又起。舉國上下沸沸揚揚,又傳開了要征收“間架稅”的消息。什麽叫“間架稅”?原來,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因軍費不足,規定天下民房兩架為壹間,上等收稅2000錢,中等收1000錢,下等收500錢,隱匿壹間杖六十。此事後因舉國反對、涇原發生兵變而中止。平心而論,“間架稅”實乃歷史上少有之苛稅。
清朝副都統景棋見黃中元、思元奏準了“昭信股票”,惟恐錯過了立功的機會,居然拾得千人咒、萬人罵的“間架稅”的余唾,上奏朝廷,建議依樣畫葫蘆地征收,這壹主張給國家帶來的混亂可想而知。
作為新興民族工業的代表,這時的張謇正在商海大潮中苦苦掙紮。他所辦的紗廠已處於進退維谷之間,聽說又要強買公債,強征苛稅,不啻“屋漏偏遭連夜雨,船傾更遇頂頭風”。他受商界同仁的委托,借赴散館試的機會進京摸底,並向他的恩師,光緒帝的師傅、時任協辦大學士的帝黨領袖翁同龢反映民意,希望翁能給皇帝以積極影響,取消這兩項措施。
張謇的活動相當成功。他三月十六日壹到北京,即馬不停蹄地四處活動,其中最主要的是與翁同龢商談如何取消這些弊政。二十八日光緒帝即頒旨中止昭信股票;只隔了兩天,翁同龢又親自出馬,於四月初壹正式通知戶部停止征收間架稅。張謇得知這壹喜訊後,趁熱打鐵,請翁幹脆電令各督撫立即停征。因為張謇自奪魁以後,為辦實業,壹直在民間活動,對各地州縣衙役人等狐假虎威、借端發難、坑害百姓的劣跡有著深切的了解。翁相國聽了他的建議,深以為然,當即予以采納。
現在頌揚張謇的文章頗不少,惟獨在請停“昭信股票”及“間架稅”的問題上,他與翁同龢發揮關鍵作用、充當無名英雄的軼事卻無人提及。翁同龢之所以被慈禧罷黜,壹般認為與戊戌變法有關,這種看法自有壹定道理,但推原論始,直接的原因卻起於此次的免除“昭信股票”和“間架稅”。慈禧是個窮奢極欲、巧取豪奪慣了的人,眼看從百姓身上榨取的巨額錢財失之交臂,其憤怒之情可以想見。於是,四月二十七日,有旨令翁開缺回籍。通緝康梁、捕殺戊戌六君子則是4個月以後發生的事。
翁同龢被免職,實際也是慈禧殺雞儆猴的把戲,壹時間正直的士大夫無不人心惶惶。張謇預言:“朝局自是將大變,外患亦將日亟矣!”
四月二十九日,光緒帝在乾清宮召見壹批大臣,張謇也在其內。斯時百日維新剛剛拉開帷幕,翁同龢的免職無疑令皇帝極為惆悵,他心中的沈痛自不難想象。張謇因見聖顏雕索,退出宮門時,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淚。第二天他送恩師回常熟,特寫詩壹首相贈,寄寓無限感慨。
回到常熟故裏的翁同龢深知慈禧的陰毒狠辣,他對自己處境的危險十分清楚,幹脆來個隱而不發,著著把握,步步慎重,連自己的故居“彩衣堂”也壹步未曾踏入,壹直借住在張姓朋友家中。自罷黜之日起,他即作出壹副久有歸隱之思,現蒙“聖恩”放歸,正遂宿願的樣子,以“松禪老人”自號,迷惑慈禧及其他政敵。
張謇對恩師遭罷黜之事十分不滿,心中倍覺痛苦。他與翁同龢之間信使往還不斷,以這樣的方式慰撫著老人痛苦的心靈。這年七月初四日張謇所作的《寄呈松禪老人》壹詩充分表現了自己的心情。
詩曰:
樓臺無地相公歸,
借住三峰接翠微。
濟勝客輸腰腳健,
憂時僧識鬢毛非。
尚湖魚鳥堪尋侶,
大澤龍蛇未息機。
正可齊心觀物變,
蒲團飽吃北山薇。
是年八月初六日,慈禧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帝,恢復垂簾聽政。翁同龢此時正在南昌侄子處,得知這壹噩耗後,知道今後更險惡的命運在等待著自己,於是即刻乘輪返回常熟。途經九江,他心潮澎湃,寫詩三首抒發自己對慈禧等人的憤懣,內中有句雲:“寄語蛟龍休作劇,老夫慣聽怒潮聲。”
返回常熟以後,翁同龢即接到革職永不敘用的命令,隨即被“削籍編管”起來。每月的初壹、十五兩日,即所謂的朔望日,他必須到管轄常熟的昭文縣署去匯報自己的狀況,接受訓誡。好在時任昭文縣知縣的許桂祥是壹個知書識禮通達時勢的人,其父祖皆與翁家有通家之誼。他非但沒有遵照上面的命令,對松禪老人有壹絲壹毫的刁難,還千方百計地給予關顧和幫助。為此翁松禪在感激之余曾書聯相贈,以表謝意。聯曰:“吳中續見新詩本,海內知尊古均樓”。據說許桂祥當時每逢朔望日接見翁時,為避人耳目只談詩文,壹言不及國家大事,二人彼此之間默契甚深,只求天知、地知、妳知、我知。
不久,許知縣看出形勢對松禪老人越來越不利,派心腹之人密告翁,叫他離城山居,作出徜徉林壑的歸隱之態。翁接受勸告,立即移居西山白鴿峰墓廬,以避免清廷更進壹步的迫害,偶而才回城小住,日常也不外出,只在黎明之時去“得意樓”茶樓品茗,日出即歸家,暇時惟與山僧、野鶴、松濤、閑雲為伴。為報茶樓主人對他的殷殷照拂之意,翁欣然揮毫,為“得意樓”書寫了匾額。
第二年春天,張謇為自己創辦的大生紗廠籌借營運資金,到上海去找洋人福開森,中途特意去常熟拜謁恩師。這壹次,他們置煩惱於度外,在虞山壹帶痛痛快快地暢遊了壹番,虞山之興福寺、連珠洞、三峰之清涼寺、翁家在老塔前的寓宅、白鴿峰的墓廬都走到了。師弟兩人手摩三峰門外翁壹直引
以為自豪的四株幾十丈高的巨松,感慨萬千,因為“松禪老人”的“松”即來源於此。
站在虞山之巔隔江北望,南通的狼山在江雲縹緲之中顯得那樣的可愛和親切。張謇見在宦海風濤中搏擊了壹生的恩師睜大著昏花的老眼,兀自隔江遠眺個不停,崇敬與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這壹天他們徘徊了很久很久,直到酉時才回去吃飯。
後來翁同龢聽到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歷經千辛萬苦終於開車運轉的喜訊,興奮之余,特將張謇所撰的壹副對聯書以相贈,聯曰:“樞機之發動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東南”。
光緒三十年(1904)翁同龢逝世後,張謇為銘記恩師的業績及他對自己的知遇之恩,特在靠江最近的馬鞍山上築“望虞樓”,以為永久的懷念。
張謇與李鴻章
張謇與李鴻章相差整整30歲。
張謇26歲那年,清政府派崇厚與俄國談判,崇厚自作主張,與俄國簽訂了裏瓦幾亞賣國條約。張謇當即替江蘇學政夏同善代草了“瀝陳時事疏”,同時又替自己的幕主、慶軍統領吳長慶擬寫了“陳中俄戰局疏”,壹時間聲名鵲起。這兩份條陳雖為張謇在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奠定了基礎,但同時也得罪了作為洋務派首領的李鴻章。
慈禧太後是個不學而有術的女人,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下去後,她眼見地方勢力日漸坐大,對漢大臣極不放心。為了達到遏制漢臣的目的,她采用了以清議維大局的權術,鼓勵培養壹批正途出身、自視甚高的士大夫放膽專揭“洋務派”的短處,以使漢人互相牽制,從而便於自己駕馭那些靠“制械、練兵、籌餉”迅速擴張的實力派。
張謇在兩疏中公開指責洋務派“歲糜百千萬金錢,日日議自強,而有事曾不能壹戰,且捐數百萬於仇敵,緩詞而乞和”,可謂快人快語,壹針見血。於是乎清流派的達官、名士無不為這位寄人籬下而無甚功名的青年才俊鼓勁叫好。
張謇在《嗇翁自訂年譜》裏記述:“同光兩朝,京師所謂清流者,奉李高陽為魁,而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黃體芳皆其傑。友好中盛昱,王仁堪、仁東,張華奎,梁鼎芬,黃紹箕,文廷式皆預焉。”張謇這些誌同道合的師友,除張之洞以外,自始至終幾乎壹直都是李鴻章的政敵。清流派指名道姓地說:“李鴻章高勛重寄,歲糜數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淮軍,若不能壹戰,安用重臣?”
李鴻章則反擊道:“清議之禍,與明季同出壹轍”;“都中群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重為患,鰓鰓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僅挑剔細故,專采謬悠無根之浮言”,“大言高論,不顧國家之安危”。他還公開譏諷清流派為“書生腐官”、“窮京官、爛名士”。
光緒八年(1882),朝鮮愛國軍民因不滿日本強加的“江華條約”,義憤填膺,群起攻擊日本公使館,釀成歷史上著名的“壬午兵變”。清政府應朝鮮王室之請,派淮軍大將、慶軍統領吳長慶率所部出援朝鮮。吳長慶委派幕中年方三十的謀士張謇負責謀劃前敵軍事,張謇又任命時在慶軍隨營、跟從自己讀書的學生袁世凱負責前敵營務處。由於指揮得力,將士用命,有效地遏制了日軍的氣焰。
軍書旁午之際,張謇寫下了著名的《壬午東征事略》,同時向清廷呈遞了名噪壹時的《乘時規復琉球策》和《朝鮮善後六策》。
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壹方面欣賞張謇的才幹,壹方面又對張每遇重大國事都要給自己放幾箭的行事極為不滿,於是乘機指斥張的兩策為“多事”,並因此而與自己的愛將吳長慶結怨。慶軍進駐漢城之際,立下了蓋世之功的吳長慶竟被李鴻章來了個杯酒釋兵權,調往金州。再加上袁世凱“露才揚己”,經常向李鴻章打小報告,吳長慶雪上加霜,竟被活活地氣死。
為此張謇對李鴻章極為痛恨,對官場的黑暗無比憤慨。盡管李鴻章擺出壹副不與他計較,相反還欲請他人幕的寬宏之態,張謇卻毫不領情,聲稱“南不拜張,北不拜李”,斷然予以拒絕。
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慈禧太後六十大壽,清廷增開恩科會試。張謇二月十壹日啟行,二十三日抵京,住在如奉會館。四月二十二日殿試欽點第壹名,兩天後金榜題名,大魁天下。
就在這時,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李鴻章壹味避戰求和,戰局朝著不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舉國上下壹片憤慨。張謇舊仇新恨壹同進發,他和大家壹樣切齒痛恨並斥責李鴻章的畏避行徑。這壹時期,他的日記甚為精彩,摘抄如下:
六月六日,聞朝鮮事,言人人殊。上常熟師書。
二十六日,卯刻詣太和殿恭行朝賀禮,晤叔衡、止潛、仲弢,知中國兵東渡,為日突擊,壞二船。
八月十六日,隨班人賀上皇太後加徽號禮,朝鮮正使李承純、副使閔泳喆猶奉表而來也。為之感喟無已。
九月壹日,蕓谷領銜合翰林院五十七人上請恭邸秉政奏。是日,上召恭邸,太後延見六刻之久,有會辦總理海軍之命,人心為之壹舒。蕓谷入見,上甚憂勞,且諭北洋有心誤事。北洋之肉其不足食也!
四日,叔衡領銜合翰林院三十五人上請罪北洋公折。余單銜亦上推原禍始防患將來請去北洋折。均由掌院代奏。
“北洋之肉其不足食也”,張謇對李鴻章的痛恨躍然紙上。
然而世上任何事都不是壹成不變的。戊戌(1898)以後,張謇對李鴻章的看法漸漸起了變化。李鴻章畢竟是壹位不同凡響的政治家,在變法失敗後,他並沒有落井下石,對那些攻擊過他的人進行陷害和報復,相反還冒著風險鼎力救下了維新派人士徐致靖的性命。
徐致靖是變法失敗後被捕的重要人犯,慈禧親擬的判罪名單上第壹個就是他,接下來才是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當時所有的有識之士都為徐的命運擔憂,這就是為什麽張謇日記中提及“有徐、楊六人已罹刑戮之謠”時徐排在楊銳之前的緣故。可以說若無李鴻章援救,“戊戌六君子”難免就要變成“戊戌七君子”了。
張謇與李鴻章的關系趨於平緩,應始於庚子年(1900)的“東南互保”。經過多年的宦海風波,將及知天命之年的張謇看人看事已十分老成練達。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之際,他為兩江總督劉坤壹定策:“乞公與南中將帥公推合肥總統各路勤王之師,入衛兩宮。”
是年八月半,張謇復為劉坤壹劃策,請他與李鴻章、張之洞商量,聯名上奏,請罷斥端王載漪及剛毅等禍首以謝天下。第二天劉即依計而行,發出電文。
這時候李鴻章的處境亦十分微妙。他是壹個老於世故的人,深知慈禧對自己純粹是在利用,內心裏實際上壹萬個不放心。所以盡管慈禧壹再命他趕快入京,他卻以生病為由徘徊於香港、上海。這時又聽說慈禧知道了英國有策動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擁戴他搞兩廣獨立的企圖,決心把他誘騙至京加以殺害,益發托故不行,
靜觀待變。
張謇不知其中內幕,壹面指望李鴻章火速勤王,壹面又指斥他老謀深算。在給劉坤壹的信中,張謇寫道:“私心竊計,以張魏公戡定苗劉之功望之合肥也。事會蹉跎,聶公死,敵殲我良將,諸軍奪氣。合肥駐節滬上,聞命徘徊。若以朝局兵機、敵情賊勢合察統計,未遂無辭。然君父懸刀俎之上,生靈陷湯火之中,惟是逭暑避囂,散服容與,雖充國之重臣,亦高克之逍遙,以雲忠愛,未敢深信……”
但不管怎麽說,由於李鴻章、張謇、盛宣懷、劉坤壹、張之洞、袁世凱等人聯手協作,“東南互保”得以定局,終使東南半壁河山免遭兵燹,這是值得欣慰的。
張謇在70歲時親自編定了《嗇翁自訂年譜》,實際上此亦是他日記的縮簡本。在自序中他說:“謇年二十有二,始有日記,至於七十,歷四十有八年,視讀古史殆易數姓。”這時的張謇已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齡,回觀往事,心境澄明,於是乎年譜中剔除了以前對李鴻章的痛斥之辭,除個別字句稍有訾議外,其余部分相當平和。斯時李鴻章已死多年,清朝亦已讓位於民國,憶往追昔,嗇翁的內心當別有感觸吧!
張謇與鄭孝胥
在張謇的壹生中,鄭孝胥和他有著很深的交誼。鄭孝胥字蘇戡、太夷,福建閩侯人,在科舉場上的最高功名是舉人。鄭孝胥人很聰明,寫得壹筆好字,當時面對外侮日亟的局勢,他與許多有識之士壹樣,有著變法圖強的願望。
在赴京趕考的日子裏,家境同樣貧寒的張謇與鄭孝胥不得不依靠替寺廟抄經來維持生活。後來鄭孝胥的字越寫越好,官運也不錯,在幾個省當過按察使、布政使壹類的三品大員,字也隨著名貴起來,別人輕易求不到了。
鄭孝胥在張謇籌辦大生紗廠及預備立憲公會的成立等許多大事上,是自始至終跟著張的為數不多的人之壹。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張謇與盛宣懷簽訂“通滬(日後之大生紗廠)合辦協約”時他即擔任了見證。
光緒二十六年(1900)紗廠建成,只等開車,但因資金無法維持,原本答應幫忙的人又全都撒手而去,張謇壹生中遇到了眾叛親離的最大險境。他後來回憶道:“上海之慰惜者,獨何眉孫、鄭蘇堪二君。每夕相與徘徊於大馬路泥城橋電光之下,仰天俯地,壹籌莫展。”
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命載澤等大臣“出洋考察壹切政治制度,以期擇善而從”,考察結束不久即頒布詔旨,表示要仿行憲政。張謇聯絡東南士紳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第壹個立憲政團,初推朱福洗為會長,繼推鄭孝胥為會長,張謇對鄭表示了無比的信任。隨後各省紛紛響應效尤,壹場聲勢浩大的要求立憲運動在全國各省展開。張謇壹直是各省咨議局開展聯合請願行動的主持者,而鄭孝胥則是他親密的夥伴。
聽活著的老輩講,鄭孝胥因系張謇密友,又為“大生”股董,以前常到南通訪張,也愛與張壹同到大生紗廠所在的唐閘閑住,壹般都住在時屬資生冶廠的壹座典雅的二層樓上。早起用過餐後,鄭即看張謇練字。壹般來講,鄭孝胥是輕易不動筆的,他只是壹只手托著水煙臺,壹只手拿著點火的媒子,時不時“咕嚕嚕”抽上壹通,待看到他順眼的字時,才站起身,帶點老氣橫秋卻又不乏真誠地誇上壹句:“此字又有了進步!”
張謇在習字時,總是極重視鄭孝胥的意見,虛心向他討教,由此可見他們的關系確不壹般。
張謇與袁世凱
張謇的壹生由於種種機緣,曾結交了許多朋友,其中不乏壹些當時頗能呼風喚雨、左右乾坤的人物,不過這當中來頭最大的還得數中華民國第壹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
袁世凱不但過足了大總統癮,還當了八十多天的洪憲皇帝,但這都是後話,在此三十多年前,若沒有張謇、吳長慶的慧眼識珠、破格提拔,他能不能平步青雲、飛黃騰達,還很難說呢。
袁世凱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氏。他比張謇小6歲,自小即喜歡騎馬舞刀,堅信槍桿子底下出政權的真諦,在家鄉得了個秀才身份之後,感到再考這些勞什子不會有出頭之日。盡管騎馬射箭時曾從馬上摔下來跛了腿,他還是在光緒七年(1881)興沖沖投奔到淮軍系統的慶軍吳長慶處,尋找發展的機會。
張謇早在光緒元年(1875)經原任通州知州的孫雲錦介紹,即認識了孫的安徽同鄉、淮軍提督吳長慶。吳時任長江下遊的國防工程鵝鼻咀的總負責人,深得李鴻章的信任。
盡管吳長慶身為武職,但素來禮賢下士,對讀書人十分敬重,軍幕中容納了不少有真才實學的人。他對張謇的學識尤為敬服,光緒二年(1876)誠懇邀請張到他的幕中擔任機要秘書,隨部隊駐在浦口。為了讓張謇早日登科,吳長慶特地為張築了五間冬暖夏涼的茅屋,讓他專心攻讀。月俸從優定為二十金,不久又增為二十四金,解除了張謇養家的後顧之憂。
光緒五年(1879)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是很不平靜的壹年,清廷派崇厚向俄國索還被霸占的伊犁,結果崇厚反而與俄國簽訂了賣國條約十八款,消息傳來,舉朝震驚。接著日本又占領了時為中國藩屬的琉球,對中國構成嚴重挑釁,民族危機日益加深。
其時張謇的生母金太夫人不幸病故,處此國難家憂之中,張謇拍案而起,壹氣呵成地寫下了兩篇振聾發聵的疏文,讓人眼目壹新。這兩疏壹是代江蘇學政夏同善擬的“瀝陳時事疏”,壹是代吳長慶擬的“陳中俄戰局疏”。兩文壹出,朝野傳誦,張謇的名字在士大夫中不脛而走。清流派首領李鴻藻和張之洞、張佩綸等人對他都十分器重,引以為同誌。
應該說對時局的演變,當時擔當朝廷大任的洋務派實權人物李鴻章等人還是洞若觀火、有所警覺的。張謇倡導“儲才”備戰,指責洋務派十多年來“歲糜百千萬金錢,日日議自強,而有事曾不能壹戰,且捐數百萬於仇敵,緩詞而乞和”,懇望朝廷能乾綱獨斷,以戰為和,拒絕帝國主義的無恥要求。李鴻章壹方面斥之為多事,壹方面把淮軍中能征善戰的勁旅慶軍派駐到與朝鮮隔海相望的山東登州,密切註視著時時覬覦中國的日軍的動態。
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張謇隨軍來到了登州,與壹代裊雄袁世凱相遇,為波詭雲譎的中國近代史添上了別有機趣的壹筆。
袁世凱為何特地跑來投奔吳長慶呢?原來他的嗣父、曾做過江南巡鹽道的袁保慶與吳長慶是結拜兄弟。袁保慶本是袁世凱的叔父,因無子而將袁世凱過繼來承嗣。袁世凱的生父袁保中本無功名,但他的叔祖父袁甲三卻非等閑之輩,在洪楊金田起義、北方撚軍崛起之時,他創立的毅軍成為撚軍的勁敵和淮軍的友軍。袁吳兩家原就是世交,吳長慶為人忠厚,治軍有方,是朝廷寄予厚望的統兵大員。袁世凱是十分精明的人,要不是看準行情的話,他又豈會到此來浪費時間?
也是袁世凱時來運轉,不久朝鮮就發生了“壬午兵變”。自光緒二年(1876)日本逼迫朝鮮訂立“江華條約”之後,日、俄、英、美諸國競相攘奪朝鮮的利權,朝鮮人民義憤填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奮起反抗,部分軍民向制造陰謀的日本公使館發起攻擊,日本巴不得事態擴大,好乘機幹涉,它的胃口越來越大,不久又強迫朝鮮訂立了“仁川條約”。
清政府對這次事件的嚴峻性、危險性還是清楚的,為了遏制日本向朝鮮進行更大的訛詐,命令駐守登州的吳長慶率部援朝。命令下達之際,正好是家家戶戶忙於過年的時節,作為統帥的吳長慶有事請假,恰巧不在營中。好在他辦事例有規矩,委托了張謇代他料理營務,暫掌三軍。但對壹介書生的張謇來說,事起倉促,委實也太突然了。
初到登州的時候,吳長慶見袁世凱相貌不凡,喜歡閱讀兵法、好以“知兵”自詡,還是很喜歡他的,但見他國學功底不深,做事浮誇,有點文不像秀才、武不像兵的樣子,為把他培養成能上馬殺賊、下馬草檄的文武全才,決定首先幫他把文化功底打紮實,於是命他拜幕中的泰興朱銘盤、通州張謇二人為師,好好地跟從學習,並要求他把老師布置的功課認真完成,由老師圈讀評閱。因張謇兼任營務秘書,這項工作起先全由朱銘盤負責。
朱銘盤專治小學,學識淵博而與世無爭,性好詩酒,為人坦誠。他閱人極多,看到袁世凱那種鋒芒畢露的樣子,知道他不是盞省油的燈。起先他還認真地指出袁世凱功課中的缺點,後來見袁越來越不耐煩,為了免得作對頭、生閑氣,索性把袁呈交的作業點上不少紅點,故作贊許之態。
如此壹來,連素來嚴肅的吳長慶也對朱老夫子這位好好先生的做法忍俊不禁,就不再難為他了,轉而讓張謇來負責督管袁的學業。張謇處世接物歷來是壹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派頭,對人不茍言笑,再加上他文筆老辣,行事果斷,待人從不過分親昵,總是壹副高低長幼分明的樣子,所以袁世凱很買他的賬,對他總是異常恭敬地以師禮待之。慶軍的紀律比起清軍的其他部隊來要嚴明得多,但自同光中興以來,內亂少了,也就缺了戰爭期間那種枕戈待旦的臨戰氛圍。現在主帥不在營中,又逢年節將至,許多軍官也都按太平時節的老例回家過年去了;加之第二年春天又逢大比,不少入營贊劃、權充幕僚的秀才們也都請假回去準備八股文章,以為自己蟾宮折桂鋪平道路,所以援朝之旨到達時竟是營中空空。當兵的壹見此情,不免流露出茫然之色,大家的目光都盯在留守的張謇身上。
張謇沒有辜負吳長慶和將士們對他的期望,年方三十的他手書口說,晝作夜繼,運籌帷幄,充分發揮出指揮若定的幹練長才。
袁世凱此時才24歲,熱血沸騰,躍躍欲試,丈夫處世立功名的奮鬥欲給了他壹種挺身直前的勇氣。張謇立即著手組建領導慶軍入朝的營務處,任命袁世凱為該處幫辦,袁也自告奮勇,願當全軍的開路先鋒。其時吳長慶已回到部隊,委派張謇籌劃前敵軍事,並任命袁世凱指揮前敵先鋒營,帶領部隊首先入朝。
慶軍剛進入朝鮮時,部分兵士把淮軍的壹些陋習也帶了出來,有些兵油子不遵守紀律,聚眾賭博,外出不請假,逾期不歸隊,甚而調戲婦女的事也間有發生。吳長慶聽從張謇舉薦,把維持部隊秩序的執法大權交給了袁世凱。
袁世凱率領執法隊出營,沒有多久便拎來七八顆鮮血淋淋的首級,交給吳長慶。原來袁世凱對部隊的動態是時刻在關心著的,他知道有幾位頭素來難剃的老營棍子正公開在營中嘯聚賭博,軍官無人敢禁,當即帶人趕去,將執法大令請出,不由分說,猶如秋風掃落葉壹般親手將他們的頭顱砍下。慶軍上下何曾見過這等聲勢,首級壹經示眾,將士無不畏憚,從此袁世凱壹炮打響,大家都知道了他的厲害,吳長慶也連聲稱贊他不愧為將門虎子。
壬午援朝後,清廷對有功人員進行銓敘,由於吳長慶力薦,袁世凱被保舉為五品同知銜,賞頂戴花翎,只花了壹年的功夫,便功成名就,勝過了數十年的苦讀。從此袁世凱變得目中無人,居然在李鴻章面前打恩公吳長慶的小報告,至於張謇等其他人那就更不在他的話下了。
光緒十年(1884)由於朝鮮局勢表面趨於緩和,李鴻章命吳長慶率兵三營回國,駐防金州,另有三營交袁世凱統帶。從此吳長慶壹直郁郁不得誌,當年即不幸去世,明眼人都認為是袁世凱在李鴻章面前進讒所致。
出於義憤,張謇、朱銘盤、張督(張謇之兄)等人具名寫信給袁世凱,責備他自結李鴻章,露才揚己,處處使吳長慶難堪,實屬大不應該。
在這封切責信中,他們指責袁世凱忘恩負義,有三可笑處,所言頗耐人尋味。原信稱:
仆等與司馬雖非舊識,要亦貧賤之交,而往春初見,雖詡詡作公孫子陽見馬文淵之狀,壹再規諷,不少愧悔,此壹可笑;謇今昔猶是壹人耳,而老師、先生、某翁、某兄之稱,愈變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詧司蓧公(吳長慶字筱軒)支應所,司馬既有領款,應具領結,辱因司馬問領結格式,遂即開寫,輒斥為何物支應所,敢爾誕妄,不知所謂誕妄者何在?勿論公事矣,辱與司馬平日交情何如,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願司馬息心靜氣,壹月不出門,將前勸讀之《呻吟語》《近思錄》《格言聯璧》諸書字字細看,事事引鏡,……腳踏實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蓧公之知遇。……此信不照平日稱謂而稱司馬,司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復三年前之面目,自當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氣與詞湧,不覺刺刺,聽不聽,其司馬自酌之。
此信壹望便知出於張謇手筆,然而張謇等人卻小覷了袁世凱。此時袁自覺羽翼已豐,再也不把這些從前的師友放在眼中,哪怕從此絕交,他也是在所不惜的。等到因母喪回籍守制的李鴻章復歸北洋大臣任上,袁世凱認準了這棵大樹往上攀,由此開始,多年直接與李打交道,憑著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本領,居然給自己弄來了欽差大臣會辦朝鮮營務處的頭銜。
也就在這壹年,日軍不斷在朝尋釁鬧事,袁世凱率領部下把侵入朝鮮宮廷的日軍部隊打敗,將朝鮮國王李熙護送回宮,維護了朝鮮與中國的尊嚴,名聲大震,李鴻章稱贊他是智勇雙全的將才。於是乎袁世凱益發有恃無恐,更不把曾經患難與***的張謇等師友當回事了。
從此張謇與袁世凱斷絕交往長達20年。在這些年裏張謇也由壹介窮書生變成為甲午恩科狀元,身價大增。隨著人望的不斷上升,張、袁二人各自的地位皆越來越高,俱已成為當時社會的棟梁。雖說不通聲氣,但大家都是呵氣成虹的人物,對方的壹舉壹動彼此都是了然
於心。
光緒三十年(1904),張謇因為所辦的大生紗廠經營得法,大獲利市,對社會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壹座新興的工業與文化城市南通遂開始崛起於長江人海口的北岸。張謇成了當時中國傑出的實業巨子,為世界上不少著名人士所矚目。
“戊戌變法”失敗後,對康有為、梁啟超深為同情的張謇等人對中國的立憲事宜由關心轉為積極實施,他們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