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自漢末歷魏晉南北朝三百余年間，可以說為中國學術思想，註入了新的血液。
也可以說引起中國學術思想，經過壹段相當長久的紛爭。但佛教在中國史上，白始自終，沒有直接影響到政治的作用，在隋唐之間，只有為爭取學術地位的師道尊嚴，經過幾次辯論，結果被歷代帝王政權所承認，對於出家僧眾，在宗教地位上，始終以師道相待，彼等對帝王，可以長揖問訊而不跪拜，這個傳統後來壹直延續到清末。
初期佛教，人才輩出，尤其在隋唐五代宋之間，歷代高僧，都是學識淹貫，淵深通達之士，盛唐之間，有幾次以考試佛學經論，選拔出家僧眾，史稱“某某和尚，以試經得度”，便是這個制度，所以出家僧眾，素質也比較優良。但在唐玄宗時代，政府也曾用鬻買“度牒”（出家僧眾的憑證）來充實財政經費，等於清末科舉功名的捐官或捐監。
總之，佛教在中國政治史上，因高僧大德們的註重教化，從不幹預政治，所以向來都被優容尊敬，任從民間自由信仰。雖然在佛教史上，曾經在南北朝與唐代，發生過“三武壹宗之難”，仔細研究歷史，平心而論，也不全屬帝王的政治見解，或為純粹的宗教鬥爭，而當時佛教徒本身，實在也有許多問題。
例如，唐代名儒韓愈的辟佛，詳細研究史實，和他流傳文章的思想，與其說他有嚴格排除佛教的觀念，毋寧說是因佛教徒的作風，引起他的反感。當然政治主張的措施，也是很大的因素之壹。
不過他曾與佛教名僧如大顛禪師等，作方外好友，這也是事實。可見論事論人，極難輕下斷語，不可遽從成見。
倒是宋徽宗壹度排佛，的確完全是受了道教的影響。此外，佛教在中國史上，壹直與儒道兩家，互相消長，此起彼落，形成中國文化思想儒釋道三家的巨流。
至於佛學思想，尤其是禪宗風格，在中國文化方面的貢獻，影響極大，而且功多於過，美不勝收。例如政治、社會、哲學、文學、建築、藝術、圖繪及雕塑，乃至如中國人的生活藝術，食衣住行，已經到處都充滿著禪佛的余韻，甚至影響日本更大。
略舉學術和文學方而的貢獻來說，自曹魏時代，曹子建因聽梵音，自制“漁山梵唱”，便為中國音韻學與音樂，別開生面。鳩摩羅什師弟創建佛教文學的風格，南北朝間因翻譯佛經，高僧們發明韻聲的反切，為中國音韻學的濫觴，千余年來壹直沿用不衰，再變而有現在註音符號的出現。
梁朝沈約所整理的聲韻學，劉勰對批評文學的偉大貢獻而有《文心雕龍》的著述，都是淵源於佛教的熏陶。陸羽的《茶經》，唐代壹行大師的陰陽術數，宋代程明道太極圖的發現，都與佛教有莫大因緣。
少林寺的武術輔助唐太宗平定滅下，元朝耶律楚材對醫學的貢獻，劉秉忠的默化元朝君臣，施仁戒殺，明代姚廣孝勸阻永樂的暴戾，這些都是歷史俱在的壹般貢獻。有關藝術的貢獻，舉其犖犖大者而言，如雲岡石窟、敦煌壁畫等，都是舉世皆知的事跡。
總之，佛教因歷代高僧大德學養的優越，使佛學思想影響中國學術與文學頗多，試看歷代文人學者的專集，不與佛教高僧有關系，不滲雜少數佛學的思想的，可以說是極其少數的事。且如清代女詩人蔡季玉所作：“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壹生心”的名句，它正透露了過去中國壹般知識分子之所蘄致，最高思想的歸趨，和最後人生的境界，也自充滿著禪佛的余韻。
這是具有權威性的代表意義的。
2.佛教史的版本《中國佛教史》，任繼愈主編，撰稿人有任繼愈、杜繼文、楊曾文、丁明夷等，分別敘述兩漢三國、兩晉和南北朝幾個時期佛教歷史。本書首先論述秦漢時期中國社會流行的宗教迷信和方術，從佛教入華起，置之於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的附屬地位，探究佛教流行的社會歷史條件、對中國文化從依附而融合、滋長、盛大、停滯和衰微的發展演變過程。各卷後面分別附有漢三國、兩晉、南北朝譯經目錄、歷代佛教經錄所載譯經卷數、中國佛教大事年表、印度佛教哲學、索引等資料，第二卷並有十六國簡表等四幅插圖。
推薦版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6月、11月、1988年5月版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陳垣撰。撰者將六朝以來研究歷史所常參考的佛教史籍按成書年代分類介紹，使用豐富史料對書名、略名、異名、作者簡歷、卷數異同、版本源流、內容體制等問題，旁征博引，加以分析，糾正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關於佛教史籍部分的錯誤。對研究佛教史和其他歷史典籍問題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推薦版本：中華書局1962年11月版
3.佛教歷史您好釋迦牟尼佛，即如來佛祖，約前624-前544，壹說前564-前484，原名悉達多·喬達摩，（巴利文：Siddhattha Gotama；梵文： Siddhārtha Gautama），意為“壹切義成就者”，佛教創始人。
成佛後被稱為釋迦牟尼，尊稱為佛陀，意思是大徹大悟的人。民間信徒稱呼他為佛祖。
本是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的太子，是釋迦族人，屬剎帝利種姓。父為凈飯王，母為摩耶夫人。
菩薩是巴利文 Bodhisatto 的音譯“菩提薩埵（拼音：duǒ）”的簡稱， 梵文是 Bodhisattva， “菩提”漢譯是“覺悟”，“薩埵”漢譯是“眾生” 或 “有情”（壹切有感情的眾生），全譯是“覺有情”，它包括自覺和覺他兩層意思，就是說，菩薩既是已經“覺悟的眾生”，又是以覺悟他人為己任的有情。除了壹般菩薩外，還有像觀音、地藏、文殊、普賢壹類的”大菩薩“ ，梵文是 Mahāsattva，中文譯音是摩訶薩，又意譯為“大士、聖士、開士”等名稱。
十八羅漢是指佛教傳說中十八位永住世間、護持正法的阿羅漢，由十六羅漢加二尊者而來。他們都是歷史人物，均為釋迦牟尼的弟子。
十六羅漢主要流行於唐代，至唐末，開始出現十八羅漢，到宋代時，則盛行十八羅漢了。十八羅漢的出現；可能與中國文化中對十八的傳統偏好有關。
4.佛教的發展史3038年前，釋迦牟尼佛在印度菩提樹下悟道，成佛。
（這是中國近代禪宗高僧虛雲大師提倡的，現在的主流是說2554年）我們把釋迦佛稱為佛祖，世尊，佛陀。世尊成佛後，天帝遙請世尊說法，世尊講經四十九年，然後示現圓寂。
僧人在西周時已經來過中國，漢朝時傳入中國，佛教在中國慢慢分為五宗，南北朝時禪宗祖師達摩把禪宗傳入中國，為禪宗初祖，傳到六祖慧能後發揚光大，並分為禪宗也分為五宗，唐宋時期，禪宗在中國比較興旺，元朝以後由於人們的根基沒有古人的好，凈土宗開始比禪宗傳播得快。近代凈土宗的有印光，禪宗有虛雲，宣化上人等大師，。
5.兩漢三國南北朝時期佛教發展史三武壹宗滅佛運動 在佛教傳人中國―二千余年的歷史中，受到空前絕後打擊的，莫過於 “三武壹宗”（三武壹宗就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和後周世宗）的教難了。
壹、法難簡析 “三武壹宗”法難給當時的中國佛教帶來了沈重的打擊，也給當時的社會發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l、北魏太武帝滅法 據歷史記載，北魏太武帝本來對佛教非常敬重.曾招請高德沙門，***贊佛法。
尤其是每在四月初八日的浴佛節，當釋尊像經過時，還親自登上城樓觀看慶祝活動，並向佛像散花以表敬意。後來，他聽信司徒崔浩的諂諫，逐漸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
公元445年，杏城蓋吳叛反而長安騷亂，太武帝親自率兵去鎮壓蓋吳。到達長安，在―寺中，見有沙門於寺中種麥牧馬；而且寺院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
帝為之大怒，認為沙門與蓋吳通謀造反。又於寺中查出釀酒器具及大量財物，並發現寺內還有洞窟藏匿婦女，太武帝被這些長安寺院沙門的不如法行為所激怒，崔浩從行，極力勸帝滅佛。
於是，太武帝采納崔浩絕滅佛教的建議，斷然下詔廢佛，殺戮沙門，焚毀佛像經卷，並命令全國各地廢佛。 緊接著，446年，太武帝下令主管部門通告各地官員，焚毀佛像經籍，坑殺沙門。
執政的太子晃，雖然再三反對刑戮沙門和焚毀寺院佛像，但太武帝卻以佛教為虛妄，斥佛教為“西戎虛誕，妄生妖薜”，接受崔浩排佛的主張。其憎惡佛教說：“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在北魏全境實行激烈的廢佛運動，其廢佛情況，據《高僧傳》卷十《曇始傳》載：“以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會罷道。
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壹境之內，無復沙門。” 繼承明元帝的太武帝，由於道士寇謙之的煽動及崔浩的誣言，在光輝的中國佛教史上，劃上了第壹條傷痕。
為什麽會出現如此法難呢？其原因是： 第壹，佛教是外來宗教，是壹種異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現象，它在中國的傳播發展，肯定會引起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沖突的矛盾。 第二，佛教的發展，需要有巨大的經濟力量作為後盾，寺院經濟的過分發展，侵害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的不滿。
種種矛盾交織在壹起，導致統治階級要憑借政治手段加以解決。例如：僧尼享有免除賦稅徭役的特權，而且，當時尼大多數不直接從事生產。
因此，出家僧尼數量太多，就會影響國家的稅收和勞役。此外，大量的建寺造塔，也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同樣使國家經濟力量受到影響。
總之，佛教力量的過分膨脹給封建統治勢力帶來壹定的不利因素。 第三，在思想方面，佛道之間鬥爭的激化也是太武帝滅佛的原因之壹。
當時道士寇謙之通過司徒崔浩接近太武帝而向其宣傳道教，使太武帝逐漸信仰道教。440年，改國號為“太平真君”，就證明他接受了道教，後又至道壇受符篆，正式成為道教徒。
另外，信仰道教的司徒崔浩的博學而為太武帝所信任，其堅決反對佛教，因此，太武帝毀佛可說是佛道鬥爭的結果。 不過，促使太武帝反佛的直接因素，則是壹些佛教僧侶的不法行為。
這次滅佛，雖然因為太子晃的暗中庇護而減少了損失，但是這壹行動卻給佛教徒在思想上、心理上造成了極大影響，直接影響到後來的佛教發展。 2、北周武帝滅法 北周武帝初信佛後，因迷信識語黑衣當王，心忌沙門，信道士張賓，擬滅佛教，集沙門道士名儒於文德殿，量述三教勝劣，以定廢立。
沙門道安撰二教論，謂「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帝問群臣，無有排斥非議者，遂作罷。六年後，帝又集佛道二教論辯，法師炫與道士張賓對衡，賓不服屈，帝親自與炫辯，亦不能使炫屈服，帝遂下詔廢佛道二教，悉令沙門還俗，實即滅佛教立道教，北地之佛教壹時絕跡。
太武帝在毀佛後不久就被侍從宗愛等人所謀殺。452年，魏文成帝即位，下詔重興佛教，頓時給狂熱的佛教徒激起了興佛運動。
人們親眼目睹崔浩滿門抄斬，以及太武帝的暴斃，信服於佛教冥冥之中有因果報應，而都有心驚膽顫之感。故此，北魏佛教又盛極壹時。
然而，至北周再遇―大厄難，是為佛教歷史上第二次法難。 北周武帝最初並不反對佛教，但為了滅齊，統壹北方，建立業績，首先要富國強兵。
於是采取“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的限佛政策。對於日趨奢華的佛教要進行整頓改革，加之還俗僧人衛元嵩的上表和道士張賓等的***伺策劃，終於導致滅佛活動。
當時還俗沙門上書曰：“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說明治理國家並不在於佛教，恥佛教同“五胡”，責佛法為非“正教”的武帝，表示贊同。
於是武帝多次召集沙門，道士及百官以辨優劣。至577年的10 年中，周武帝先後七次主持三教辨論，其中當然以佛道二教之辨為主。
570年，沙門甄鸞呈《笑道論》痛揭道教偽虛，《笑道論》當場被武帝燒毀。另有道安上《二教論》貶斥道教，認為“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人真之軌轍”。
但武帝在三教中尊儒教為第壹，認為“六經儒教之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卻憎惡僧人，說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自地濫用公費，而且認為佛教來自國外，不應敬奉。
他說：“佛生西域，寄傳東夏，。
6.佛教史的版本《中國佛教史》，任繼愈主編，撰稿人有任繼愈、杜繼文、楊曾文、丁明夷等，分別敘述兩漢三國、兩晉和南北朝幾個時期佛教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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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國佛教的宋元明清佛教史中國佛教經過唐末、五代兩次的法難，以及朝代更叠的戰亂後，由於經典散佚、寺院毀壞、僧侶受迫等，致使佛教幾乎到了衰萎雕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現復蘇之跡，唯宋元之後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國運不興，佛教雖綿延不絕，然已不如隋唐時代的弘盛。自此，佛教壹改傳統型態，逐漸傾向生活修行與宗派調和的路線。從彌陀信仰的結社念佛、禪院農林的寺院經濟生活，到與儒、道二家的調和及禪、凈、教、戒融和的現象，佛教融入了中國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後中國佛教的特質。大體上，北宋壹代（九六○-壹壹二六）佛教的復興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時期（壹壹二七-壹五六六），則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壹五六七）至清代，再度興盛壹時，唯佛教積弱過久，仍不及北宋的興盛。 本期譯經事業因有道安與慧遠兩位佛教領袖的努力推動，而能進展順利。道安首在長安網羅義學高僧，並組織譯場，經費所需由苻堅護持，對於翻譯文體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論點，要求「勿失厥義」以深達佛旨，以直譯方式開啟譯經事業新紀元。慧遠承道安之誌，以廬山為中心，延攬許多天竺西域高僧譯經，如僧伽提婆、佛馱跋陀羅等，故有「蔥外妙集，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者，遠之力也」。二師本身雖非譯師，然乃真正推動譯事的元勛。
本期重要譯師，首推鳩摩羅什。後秦弘始三年，姚興以「國師之禮」迎請羅什至長安，在逍遙園組織龐大譯經場，這是國立譯場的創始。當時有僧叡、僧肇、僧契、法欽、道標等八百俊彥諮受襄譯，依《開元釋教錄》載，師徒所譯典籍有《阿彌陀經》、《維摩經》、《法華經》、《金剛經》、《十住毗婆沙論》、《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等***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國佛教翻譯史上，因為羅什對龍樹中觀學作有系統的翻譯，中國佛教由此進入新的境界。總體而說，因羅什嫻熟漢語，博學多聞，故其譯文采意譯方式，重視簡練精粹，深達原旨，流暢易讀，在譯經史上樹立新的裏程碑，是歷代最受歡迎的譯師，其譯本流傳最廣，後世尊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壹。 羅什所帶起的譯經事業，使得譯家賢哲輩出，在羅什前後的大家有數十位，如佛馱跋陀羅、曇無讖等。到了南北朝，譯業仍然隆盛，論部的譯著尤其輝煌，東晉羅什師資專弘龍樹般若性空之學，而此期則漸重於無著、世親的唯識學，其中真諦所譯《攝大乘論》、《中邊分別論》、《俱舍釋論》、《大乘唯識論》等，都是法相的秘鑰，為中國唯識學的發展奠定了初基。計真諦在華的二十三年間，***譯出經論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響卓著，亦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壹。 第二期譯經的特色乃因國家的重視與護持，在龐大譯經組織的優勢下，高僧雲集，***襄助譯，故能發展到有系統譯介大經大論的能力，使譯經事業呈現高速發展之勢。 本期的譯經特色，在於主譯者已由外來高僧轉為由本國高僧來擔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與義凈兩位大師。玄奘在唐太宗貞觀三年間（六二九）西行求法，歷十七年而榮歸，攜回佛經五〇二夾六五七部，太宗為玄奘於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召揀高才名僧分掌筆受、證義等各職，譯場組織較前更加完備。玄奘自律甚嚴，未曾壹日懈怠，計十九年間譯經七十五部壹三三五卷，其數量之多，為歷代諸家之冠，所譯經論如《大般若經》、《大毗婆沙論》，卷數之多，亦為曠世鉅作，而諸多唯識論著如《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的譯出，使唯識在中國的發展，能形成系統，繼由弟子窺基發揚而成宗立派。譯經事業至玄奘已達於最高峰。 義凈乃繼法顯、玄奘之後的西行高僧，遊學印度二十餘年，精通梵、漢，先後在長安、洛陽主持譯場十餘年，***譯有經論五十六部二三〇卷，譯著的數量與品質皆稱卓越，與玄奘同列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壹。
此外，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翻譯大量的密教經典也是本期的特色。總之，本期以前二期譯經的成果為基礎，開創更完整的譯經組織，使得譯經事業達於巔峰。此後二百多年間，譯業漸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復興譯場，並設印經院，譯場組織與制度更形完備，唯所譯經論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雖仍有譯事的進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譯為漢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譯為漢文的零星之作。 譯經實非簡單易行之業，從譯師、經典的來源，到語言文字、譯文體例的抉擇等，皆為棘手難定的問題，故在譯經開展過程中，為因應時代的需要，即不斷的提出改進及創新的方案，如東晉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說，隋朝彥琮主張譯家宜具「八備」資格，唐朝玄奘立「五種不翻」的譯經原則，北宋贊寧則提倡譯語應用「新意六例」等。譯經事業在審慎嚴格及歷時久遠的經營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漢文三藏聖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