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來論述莎士比亞作品中對人性描寫的全面性與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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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給我們提供了五項標準,其中三項是對五項獎普遍有效的標準,另兩項是特別為文學獎制定的。(1)“頒發給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益處的作家”。這是在遺囑的相關段落中第壹句話就引進的壹項基本標準。(2)“在過去的那壹年”,出於明顯的理由,這裏被解釋為:作家被提名時應當是健在的——沒有莎士比亞的席位,其作品應當是在當時就有影響力的。(3)“不考慮候選人的國籍”。這是壹項有遠見的標準,雖然沒有與十九世紀末葉的民族浪漫主義保持壹致。最近十年來,它已經盡可能地得到了廣泛的運用。(4)“頒發給那些人他們將創造出……最傑出的作品”。這當然意味著文學上的優異。(5)“在理想的方向上”。這句話與壹項包括對遺囑修改稿進行調查的語言學的分析是相吻合的,它意味著;“在通向壹個理想的方向上”,在這裏,理想的領域在上述第壹項標準中已經挑明。 由於保守的常務秘書維爾森(CarlDavidafWirs)早就奠定了這種取向,諾獎評選的最初幾年,在文學院的討論中導致對遺囑中“理想傾向的”這壹詞的解讀,沒有兼顧到特格納(EsaiasTegna)等人的研究成果。這壹取向的形成源出於瑞典哲學家波斯崔姆(ChristopherJacobBostrm)的精神;德國美學家費希爾(FriedrichTheodorVischer)也曾倡導過理想的現實主義,維爾森可以說是步其後塵。無疑,斯特林堡註意到這壹點,因此提出反駁意見。 理所當然,文學院的態度,反映在頒獎評語的歷史中。在最初三十年,幾乎每隔兩年的評語都要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采用“理想傾向的(地)”之類的詞語。 但是,其他方面的問題也日漸擺到前臺來了。愛斯普馬克采用報導和通信之類的資料,在上述那本書中考察了評選標準。他的增進知識的研究已經揭示了與時推移的支撐種種決策的觀點,例如文學上的中立傾向(在壹戰期間,北歐作家得到意外的青睞),宏偉的風格(仿效哥德的提法),普遍的趣味(與民族的或受制於其他方面的趣味相對立),先鋒(承認首創的和獨特的作品),壹種實用的態度(註重有意義的但名不見經傳的作家,因為既沒有什麽最佳作家,也沒有***同尺度)。這樣壹來,在好些年的評獎討論中就有多種不同的內部依據。 另壹方面,對外公布的頒獎評語,形成了壹種正式的信息資源,鮮明地表達了文學院的評獎宗旨。對此進行壹項研究,自然可以揭示出對於剛才例舉的那些支撐決策的各種依據的反應。但是,這些反應並不怎麽豐富,這幅圖畫有點兒復雜。盡管如此,仍然可以註意到重復出現的若幹依據。 就頒獎評語中的更通常的因素來看,首先是提到獲獎作家降生的國家,有時也提到作家來自哪壹個洲。這適合於好幾位作家的頒獎評語,例如,德勒達(GraziaDeledda)的筆下在她故鄉撒丁島的壹幅富於立體感的圖畫,法朗士(AnatoleFrance)的高盧人氣質,川端康成表達在日本精神特征中的極為敏感的天性,莫裏森(ToniMorrison)賦予美國現實的本質方面以活力的幻想的力量,聶魯達(PabloNeruda)給壹個洲的命運和夢想帶來活力的壹種自然的力量,等等。 尤其是在初期,文學院往往指出某壹部作品作為頒獎的主要理由,但無論如何,自從1965年給蕭洛霍夫(Sholokhov)“頓河的史詩”這壹評語之後,就再也沒有提到某壹部作品了。其他以這種方式提到八本書是蒙森(Mommsen)的《羅馬史》,斯皮特勒(Spitteler)的《奧林匹克之春》,哈姆森>(Hamsun)的《土地的生長》,雷蒙特(Reymont)的《農民》,托馬斯·曼的《勃登布魯克家族》高爾斯華綏的《福爾賽世家》杜加爾(MartinduGard)的《蒂波壹家》,以及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僅有壹次在頒獎評語中將壹位作家稱為先鋒:T.S.愛略特(T.S.Eliot)。但是,皮蘭德婁(Pirandello)是因為他大膽而巧妙地復興了戲劇的場景藝術而受到贊揚,福克納(Faulkner)是由於他在藝術上對現代美國小說的獨特的貢獻而受到推崇。此外,在海明威和薩特(Sartre)的評語中均提到其作品所產生的影響。 相反,頒獎給伯納文特(Benavente)是因為他以巧妙的手法發揚了西班牙戲劇的優秀傳統。循著同樣的脈絡,在蒲寧(Bunin),帕斯特納克(Pasternak)和索仁辛尼(Solzhenitsyn)的評語中分別提到他們繼承了俄羅斯文學的古典的/偉大的/不可割裂的傳統。 在後五十年往往表述得更為明顯的觀點是強調對人類普遍處境的描寫——自1947年紀德(Gide)獲獎以來,提到這壹方面多達十二次。例如頒獎給貝克特(Beckett),是因為其作品在描寫現代人的極端的困境方面達到高度水準;給辛格爾(Singer)是因為他生動地描繪了人類的普遍處境;給戈爾丁(Golding)是因為他的小說照亮了當今世界的人類處境,給大江健三郎的評語提到他筆下的人類困境的令人驚異的圖畫。 今天,在過去的努力的啟發下,文學院內部有壹種“回到遺囑”的傾向,這樣說我認為是公正的。例如,給戈迪默(NadineGordimer)的評語:“她通過宏偉的史詩性的作品已經——用諾貝爾的話來說——使人類獲得巨大的益處”。 由於諾貝爾基金會對諾貝爾大量財產的高效率的管理,我們文學院擁有充分的資源去編織壹張專家網絡,以便搜集來自各個文化領域的報導。有資格提名候選人的人,有這種特權的人們形成了另壹張國際網絡。但是,評選程序是以文學院院士的閱讀為基礎的。當然,頒獎給誰,孰先孰後,會有些主觀因素,但這仍然來自評選小組的豐富的經驗,並且經過會議期間的充分討論的檢驗。院士們清楚地意識到這壹事實:諾獎的聲譽有賴於得主的壹覽表。 在《科學的美國》(1994)中,明斯基(MarvinMinsky)有篇文章作了下述評論:“作為壹個物種,我們在知識領域的發展中似乎已經達到壹個高峰。沒有顯著的標記能夠表明我們將更富於創造力。愛因斯坦能夠比牛頓或阿基米德更傑出嗎?當今劇作家有人能與莎士比亞或歐裏庇得斯媲美嗎?”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但這還不能使他滿意。我們應當探尋超越我們的知識極限的途徑。他認為,可以借助工程學的置換人體,采用纖毫技術(nanotechnology)的置換人腦來嘗試這種超越。這樣壹來,頒獎給誰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壹項選擇將成為千古不朽的選擇。 要想超越高峰,第壹步,探尋者應當發明壹些電子裝置,並且通過大量的微觀電極把它們連接到我們的大腦,從而增強人腦的能力。但是,最後他們應當想出妙法來替代人腦的各個部分。明斯基觀察到,這在這樣做時,我們應當讓我們自己進入機器。這種新的聰明絕頂的機器,他沿襲莫拉維克(HansMoravec)在《神童:機器人和人類智力的未來》(1988)壹書中的說法,稱之為我們的“神童”。由於那些微粒的運動比大腦細胞快億萬倍,“神童”可以設計得比我們的思維敏捷得多。明斯基估算,這樣壹種東西,只要工作半分鐘似乎就抵得上我們好幾年的辛苦,壹個小時抵得上壹個人的畢生的創造。 能勝過莎士比亞嗎?妙哉!盡管這並非壹個先決條件,但無疑會大受歡迎。可是,且慢,對於這種與機器人有瓜葛的東西,這種像人非人的東西,我不期待它們有任何真正的競爭力。順便問壹句:壹部機器會欣賞頒發給它的獎品嗎?讓我們欣賞1996年諾獎得主辛波絲卡(WislawaSzymborska)在她的《未進行的喜馬拉雅之旅》壹詩中的智慧: 我們繼承希望—— 繼承遺忘的天賦。 妳將看到我們如何在 廢墟中生孩子。 葉提〔2〕,我們這兒有莎士比亞。 葉提,我們玩紙牌拉提琴。 在黃昏, 我們點起燈,葉提。 ◎種種解釋 丹麥文學批評家喬治·勃朗德斯(GeorgBrandes)在壹封信中說:他曾請教諾貝爾的壹個朋友,諾貝爾的確切含義可能指什麽。他得到的答案是:諾貝爾是壹個無政府主義者,所謂“理想傾向的”,他意指“對宗教、皇權、婚姻和社會次序大體來說采取壹種挑戰的或批判的態度”。關於這壹點,首先要說的是,對“理想傾向的”給予評論是相當好的,但出現在這裏的詞原本是“理想的”這壹詞。不管怎樣,他似乎可以使人想到:諾貝爾采取壹種獨立的立場。 瑞典文學院前任常務秘書奧斯特林(Anderssterling)對於他自己的“諾貝爾的實踐的理想主義”的說法,傾向於強調雪萊的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所起的作用。據他看來,諾貝爾是指壹種積極的有人文主義傾向的作品。他進而認為,只有這種最廣義的解釋,才能多有裨益。 瑞典學者布蘭德爾(GunnarBrandell)曾經指出:諾貝爾圖書館的藏書資料並未顯示出他受到雪萊的特別的影響。布蘭德爾懷疑查明諾貝爾的確切含義是否有可能。但他仍然大膽推測,諾貝爾之所以將文學獎與其他的國際性的獎聯系起來,目的在於他特別希望借助文學對國際上的相互理解作出貢獻。 文學院前任院士隆德奎斯特(ArturLundkvist)曾經對壹個采訪者提出的問題作了下述答復:“這項獎應當有壹種理想的傾向;它應當代表人道主義。它不能頒發給那些提倡暴力的人。”可以看出,隆德奎斯特並沒有局限於純粹的文學創作,他指的是作家作為壹個整體的觀念。 文學院前任常務秘書吉倫斯頓(LarsGyllensten)寫道:必須避免對有疑惑的這壹片語作細致的分析。他認為,嚴肅的、高品位的文學普遍地加強了我們對人類和人類處境的認識,並且力求豐富我們的生活和改善我們的處境,能這樣說就已經足夠了。 對這壹問題的最近的評論可以查閱塞格斯蒂特(TorgnySegerstedt)的大作《瑞典文學院的當代透視》(1992)的第三卷。文學院院士塞格斯蒂特指出:科學獎和和平獎表明諾貝爾希望促進人們走向和解和相互合作的進程。因此,他認為,文學獎應當激發作者帶來、展現活生生的有吸引力的理想,那種只要我們願意去做就能憑借科學的進步而達到的理想。諾貝爾可以被視為壹位激進的道德上的理想主義者。 ◎分析 既然斯特林堡在“理想的”與“理想傾向的”這兩個形容詞之間作出了如此鮮明的促人警醒的區分,那麽,力求確定他本人究竟是如何使用它們,這個想法也就自然產生了。斯特林堡作品的國家版本正在加速編輯,由計算機處理的“哥特堡大學語言庫”提供了某些可資利用的文本。檢索這些材料,我們迅速得到壹幅非常有趣的斯特林堡的作品的圖畫。讓我引用某些相關的例證。 “他們是優秀的青年,理想地傾向於——如慣常所說的——懷抱著善良的意向,富於壹種對未知的朦朧理想的激情。……在他們中間有壹位敏感的青年保持著對壹切古老理想的激情,但主要是海涅的……”[3〕在這壹例證中,可以看出形容詞“理想的”指各種理想,其中之壹是詩人海涅所指出的那種理想。 “根據我的理解,娜拉[在易蔔生的《傀儡家庭》中]會為了現金的支付而重新回家。畢竟,它是理想的和令人愉快的。這壹切自然是因為對她的丈夫的愛,為了挽救他!”〔4]“社會此時已經達到頂峰,實現了這荒唐的理想。善遭鄙視,惡被贊美。……而這就是在這些城鎮中最理想地發展了的生活。……建築物的理想的格局也對此作出了大量貢獻……只有少數居住者有明亮的房間。”[5]這兩個片斷是斯特林堡的用法的兩個例證,前後文形成壹種反諷,與前面例證中的標準用法意義相同。 “今年9月1日,我提交了五部新的獨創的作品。壹部悲劇兩部喜劇兩部格言集。本來也可以提交得早些。只有八個出場的人物:壹個老婦人壹個妻子兩個女孩(碧眼金發女郎和淺黑色的男子),壹個老人,妳,壹個情人(理想的),壹個意中人(現實的,醜陋的)”。〔6〕這裏喚起的理想與“現實的”(瑞典文realisk)相對立,與“醜陋的”(ugly)相提並論。 “波斯崔姆是壹個公室哲學家,壹個‘來自皮提阿(Pite)的思辨哲學家’,他曾經把自己囿於壹種哲學體系中,這種體系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的理想傾向的人生觀。”〔7〕這是在普通的哲學意義上采用“理想傾向的”這壹形容詞的壹個例證。 “這種對於天國神政的理想傾向的解讀,即把這個王國解釋為超越壹切人類法律而僅僅對上帝的最高法庭負責的觀點,灌輸到我的同時代的人們中,結果奴性應運而生,養成了從屬性的星球上的壹個奴隸家族,這壹家族從上界獲得些微權力,從而忘記了他們本來只是些仆人。”〔8〕在這裏,“理想傾向的”與壹種對人生和社會的保守的觀點相關,盡管有其哲學背景。這些例證清楚地表明:這兩個形容詞屬於斯特林堡常用的詞匯,鮮明地表達了不同的意義。 在其他作家那裏也有類似的例證,例如阿加德(CarlAdolphAgardh)1857年曾寫了下面壹個片段:“如果壹個人不能把基督教的道德規範視為理想的,也就是說,視為我們將努力達到的壹種終極目標的象征,那麽,就不可能理解這樣壹種規範的的意義。”〔9〕在這裏,這壹形容詞被賦予清晰的意義,大約與壹個目標相關。 在斯特林堡的另壹本書中可以找到壹個有趣的類似的表述:“但這場改革的發生,是無情的,實際的,實利的[瑞典文:materialisk],成功的,這些偶像(如慣常所稱呼的)被推翻了,廟宇被洗劫了,尤其是寶貴的金銀不知去向,而那些木雕和繪畫在許多地方仍然保留至今。”〔10〕“實利的”這壹形容詞用在這裏是在“與物質材料相關”這壹意義上,與“理想的”(以及上面提到的“現實的”壹詞)形成壹種類似的同源詞。 顯而易見,在諾貝爾的時代,“與壹個理想相關”的“理想的”這壹形容詞在好幾個人的習慣用語中是作為壹個自然的因素來采用的。但也要留心斯特林堡在上述壹個例證中關於青年人的評論,即“如慣常所說的”他們理想地傾向於什麽的說法。這種研究語言學本身的語言學的陳述指的是當時的壹種有趣的習慣用法。因此,找出遺囑中相關的用詞的想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遺囑的修改 真是碰巧,我們所討論的這個詞是諾貝爾在他親筆寫的遺囑中所作的壹次修改的結果。瑞文詞idealisk的最後兩個字母,即sk已經被添加在其他的詞上。這引起了我的好奇——也許原初的字母對解決這壹問題也會有所啟發。我多次嘗試憑肉眼查明這壹詞最初是怎樣拼寫的,很快我就決定請教壹位法律專家。卡爾松(Jan-ErikKarlsson)給了我很好的幫助。借助各種光學方法,他第壹次得以鑒定:在被考查的地區的墨水,當時屬於同壹類型。采用顯微鏡的仔細觀察和字符的比較,他得出結論:原初的詞是idealirad。他的分析最後是以這樣的推測結束的:某些人在寫作時也許省略或遺漏了字母、音節甚至整個詞,也許是因為他們的思想跑在筆頭的前面。 但是,這壹行字並不屬於瑞典文,它也許很容易被斷定為諾貝爾是有意作壹點改變。當年他下筆時想到的很可能是idealiserad壹詞(英文相當於idealized)。而當時他為什麽沒有相應的改動這壹詞呢?我以為,他並不滿足於idealiserad這壹詞,他的誤拼也許並非出於疏忽而是深思熟慮所致——他希望采用壹個詞以強調沒有如此明顯地潤色過的崇高。因此,在他書寫時隨著筆頭迅速的嚓嚓聲把最後幾個字母rad寫成了sk,把這壹行改變成為引起爭議的瑞文詞idealisk。 在語言學中,通常對表類型的形容詞(classifyingadjectives)與表特征的形容詞(characterizingadjectives)會加以區別。表類型的形容詞的例子很多,如形容詞“正字法的”(orthographic)“與正字法或正確拼寫(orthography)相關”,例如在“正字法的改革”這壹用法中;“物理的”(physical)“與物理學相關”,例如“物理試驗”這壹用法。而表特征的形容詞,如“蒼白的”(doughy),意為“白如生面團”,“歹毒的”(blackguardly),意為“像個歹徒壹樣”。據我看來,諾貝爾、斯特林堡以及阿加德都是把“理想傾向的”壹詞作為表類型的形容詞來使用,也就是說,它意指“與壹種理想相關”的東西。 答案似乎是這樣的:諾貝爾的“在壹個理想的方向上”壹語意指在“通向壹個理想的方向上”,而理想的領域已經依次由他設立的所有的諾獎的基本標準指明了,換言之,獲獎者“將給人類帶來最大的益處”。這就意味著,不管作品多麽光輝燦爛,假如它提倡種族滅絕,那就絕不符合遺囑的要求。 有人問到:如何決定壹種文學比另壹種更富於理想呢?對此無需加以比較。表類型的形容詞有壹個絕對的意義,因此是無法進行比較的——除非在非常特殊的與這種情況無關的語境中才有比較的可能。恰當地說,在語序上先出現的“在壹個理想的方向上”這壹片語,就是指“最傑出的作品”。 壹旦人們懂得諾貝爾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每壹代人就會對當時的文學如何符合這些標準作出自己的評判。假如諾貝爾本人能像我們壹樣讀到貝克特的作品的話,那麽,他對貝克特的作品的看法不壹定跟我們的完全壹致,這只是壹個例證而已。以我們現在的觀點來看,第壹位諾獎得主的名字也可能另有所歸。 ◎理想傾向的(地) 下述幾位得主的頒獎評語均有與“理想”相關的措辭: 授權的英譯授權的中譯 1901年普魯道姆(Prudhomme)loftyidealism高尚的理想 1908年歐克(Eucken)idealisticphilosophyoflife理想的人生哲學 1909年羅格傑夫(Lagerlu)loftyidealism崇高的理想 1910年赫斯(Heyse)idealuppfattningidealism理想的眼光 1911年梅特林克(Marterlinck)poeticfancy詩意的理想 1916年羅蘭德(Rolland)loftyidealism高尚的理想主義 1926年蕭伯納(Shaw)idealism理想主義 1927年德勒達(Deledda)idealisticallyinspired高尚的理想 (編者註:由於中文解碼的緣故,文章中原有的瑞典原文無法正確顯示,在此略去,謹向作者和讀者致歉。) ◎“神童” 據我看來,在某種程度上,壹部機器或機器人也許可以通過輸入程序來表演諸如同情、感激或悲哀之類的情感,但它不可能真正體驗到這些情感。這種東西能始終感到脈搏的興奮的跳動嗎?如霍夫斯達特(Hofstadter)在他的《流體概念和創造類比棗思想的基礎機械化計算機模式》(1995)壹書中所言,讓計算機說聲感謝,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但它並不能體驗到這種情感,兩者之間相差甚遠。據我看來,諸如對情緒、意圖、身份的模擬,並不等於這樣的情緒、意圖和身份本身。 關於這個問題,我十分贊同彭羅塞(RogerPenrose)在其著作《皇帝的新智能——關於計算機,智能和物理學的定律》(1991)中對安徒生的典故的化用。他認為,在我們的精神活動中涉及到的許多方面,即使實際上可能是規則系統,在意識功能中也必然有壹種本質上屬於非規則系統的成份。這就是查爾梅(DavidJ.Chalmers)在《科學的美國》(1995)壹文中稱之為意識的難題的那種東西,即人腦在物理過程中如何產生主觀體驗的問題。 在其他方面,我也很欣賞彭羅塞的觀點,他曾經指出:如果說有壹部機器聲稱它具有思想,情感,感觸,理解和良知,那麽,在這種情形中有壹個與我們的道德責任相關的問題。“簡單地讓計算機運轉以滿足我們的需要,不管它如何靈敏,它都不可能是無可非議的。” 此外,我想起了另壹個問題。對於那些“半人半神”的機器,我們能期待它們相戀並能做愛嗎?考慮到真正的人類現象中所擁有的各種豐富的經驗、細微的差異、感知、解釋等社會財富,我想,答案應當是否定的。而且,壹個人腦的替代品將影響到接受者是否認同的問題——這是與情愛相關的壹個基本要素。據我看來,這是壹個無可置疑的結論。 註釋: 〔1〕本文中斯特林堡的引文根據瑞典文原作並參看MaxwellArding的英譯譯出。——譯註 〔2〕葉提(Yeti)相傳是喜馬拉雅山的野人,辛波絲卡在這首詩中將葉提作為野蠻的化身與人類的文明的成就進行反諷的對比。——譯註 〔3〕《女仆之子》。 〔4〕《結婚》。 〔5〕《瑞典的命運和冒險》。 〔6〕《給林德伯格的信》。 〔7〕《致瑞典國民》。 〔8〕《致瑞典國民》。 〔9〕《阿加德著作選集》,第1卷。 〔10〕《新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