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清義士夏完淳，十七歲血灑刑場。他在獄中書贈難友詩中的名句“英雄生死路，卻似壯遊時”，毫無疑問是對氣節的升華。氣節的升華極為嚴峻，壹般要通過生死考驗來進行最後提純。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生死觀，在歷史上進步與反動、正義與邪惡、忠誠與奸佞的矛盾沖突中，永遠是鑒別光榮與恥辱、勇士與懦夫、英雄與叛逆的試金石和分水嶺。勿庸諱言，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中國古代社會精英的氣節難免醇疵粘連（譬如他們身上同時留有“愛國”與“忠君”、慷慨就義與民族仇恨的印記等），但只要我們以科學的態度認真剝離，去蕪存菁，就應該承認他們表現出的氣節還是瑕不掩瑜的。下面再舉幾例，權作註解。
蘇武牧羊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生動故事之壹。西漢前期，與漢交惡多年的匈奴族且?侯單於，主動送回被扣在漠北的漢朝使臣，以示和好。漢武帝遂派中郎將蘇武率團出使匈奴。當蘇武完成使命即將返回時，匈奴禍起蕭墻：緱王乘單於出獵之機，密謀殺害重臣衛律，劫持單於之母附漢，結果事敗。蘇武因其副手參與此事而受牽連。單於命衛律刑訊蘇武壹行。蘇武擔心屬下貪生怕死，愧對家國，便慷慨陳詞，激勵眾人：“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然後拔出佩刀自刎，以明心誌。衛律見狀大驚，速召巫醫救治，後又以高官厚祿誘降。蘇武對衛律變節求榮的行徑痛加斥責：“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叛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衛律無奈，將蘇武的表現如實上報。單於下令押送蘇武去北海牧羊，佯稱待公羊產下羔羊就放他南歸，妄圖迫其俯首就範。蘇武身在異鄉，但心向漢室，日復壹日，年復壹年，“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直到漢昭帝初年，蘇武才得以歸漢。不辱使命的蘇武，“始以強壯出，及還，須發盡白。”（《漢書·蘇建傳附蘇武傳》）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自幼即仰慕死後謚“忠”的鄉賢歐陽修、胡銓等，立誌要忠於國家，忠於民族，做壹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而在南宋抗元的群英譜中，文天祥無疑是其中橈楚。他在被俘後寫的《過零丁洋》更是傳頌千古的愛國詩篇，而詩中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恰是他本人和歷代愛國誌士人生觀的寫照，也是其高尚氣節的展現。不管是以前同朝為臣者前來勸降，還是元世祖忽必烈親自勸降，許以高官厚祿，文天祥都堅決表示“受宋恩為宰相，安肯事二姓”，表現出壹副寧死不屈的錚錚鐵骨。以至忽必烈都為有如此誌節高尚之士而不能為己所用深感遺憾，而作史者也不得不盛贊文天祥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南明兵部尚書史可法也是在支大廈於將頹、挽狂瀾於既倒的危險時刻，讓生命發出光輝的。其時，南明王朝茍且偷安、醉生夢死；清兵南下越過淮河、直奔揚州。面對蜂湧而來的清兵，史可法抱定“城亡與亡”的決心，與將士堅守孤城。圍城的清兵統帥多鐸數次致書史可法，勸其投降。史可法不加拆閱，就將來書投入火中。多鐸惱羞成怒，瘋狂攻城。城破之時，史可法拔刀自刎，被副將史德威等救下，但不巧與破城的清兵相遇。史可法臨危不懼，大呼：“我史督師也！可引見汝兵主。”清兵將史可法帶往統帥營帳，多鐸再次勸說：“累以書招，而先生不從。今既竭臣忠，不為負國，能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史可法回答：“吾為朝廷大臣，豈肯偷生為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辱，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多鐸又說：“君不見洪承疇乎？降則富貴。”史可法答：“承疇受先帝厚恩而不死，不忠甚矣。我詎肯效之？”“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碎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萬民，不可殺戮。”（《明史·史可法傳》）多鐸勸說無效，就殺害了史可法。錚錚鐵骨的史可法，以其“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的高風亮節，成為南明抗清以身殉職第壹人。
在中國傳統社會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小至個人生死，大至國家興亡，時時處處都凸現出中華民族的氣節觀。而當氣節需要以生命來換取時，歷代有誌有為之士無不表現出壹種慷慨赴死、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和高尚氣節，正如文天祥臨死前在其衣帶中所寫：“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而以上所舉的蘇武、文天祥、史可法等就是他們的典型，也是萬世流芳的楷模。他們的誌節永遠激勵著中華民族不斷開拓進取，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壹切艱難險阻，不斷創造新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