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傳說夏禹時儀狄首先發明了造酒，但人們更熟知則是夏朝杜康造酒的傳說。曹操《短歌行》中便有：“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從此，“杜康”便成了酒的代名詞。而酒從它第壹次被釀造出的那壹刻開始，就隨著中國歷史的車輪壹起向前，從來未曾中斷過。
我們知道，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向來是“以文取士”的。而文人又是精神食糧的生產者，多半追求自由，追求人身的不羈和人格的獨立。然而，在那個“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時代，要得到自由簡直就是水中撈月，鏡裏摘花。從另壹側面來說，文人之所以成為文人，不論是以天下為己任求壹世功名，還是以享樂為目的求半生富貴，總是想抓住點什麽的。因此，會放不下。放不下就會痛苦。所以，古代的中國文人真正瀟灑無牽掛的沒有幾個。
既然有痛苦就得化解啊。於是有人寄情於山水，有人歸隱在田園，有人縱情在煙花巷，更多的人則是托身於壹壺濁酒，借酒釋胸中悶，讓萬事都消散在壹醉中。
“壹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萬斛羈愁都似雪，壹壺春酒若為湯”，“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壹杯酒品人生沈浮，壹杯酒讓勞生樂盡天真。故此，自魏晉起文人們就開始把酒與名士風度聯系在了壹起。從“竹林七賢”到“詩仙”李白，再到歐陽醉翁，個頂個的都是豪飲之人，喝得都沈醉不知歸路了還要再幹它三大杯。雖說這般喝法體現了壹種人生的豪氣，但於我來說，我還是喜歡那種只以把盞為樂、淺酌低飲、喝酒如品茶式的喝法，細細的，悠然的，就像蘇軾。
從蘇軾詩《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使我有名全是酒，從他作病且忘憂”壹句，我們可以感覺到蘇軾與酒的不解之緣。“使我有名全是酒”這句話決不是誇張的，他的名篇《念奴嬌.大江東去》、《赤壁賦》、《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都是酒後所作。酒給了東坡情思與靈感，又隨血液溶入他的愁腸，化作壹首首瑰麗的詩篇。
然而，蘇軾可不是像劉伶、陶潛、李白那樣的狂喝濫飲，他是理智的、儒雅的，定盞定量，絕不會忘乎所以。他很少醉得如李白“長安市上酒家眠”，除非必不得以，才有“夜飲東坡醒復醉”。其實這都在於蘇軾的酒量是極小的，往往壹杯酒下肚，就已經是酒意濃濃，醉眼朦朧了。古時的文人，大都有“以文會友”的習慣。南方的文人，自由組織的文會更多。俗話說“無酒不成歡，無酒不成宴；酒中自有真情在，酒中自有肝膽照”，所以聚會必有酒。生於蜀地的東坡先生，早年便已名動京師，因此每次文會都成了主角。但是他酒量實在太小了，又疲於應付，就公開向同僚、朋友宣布自己因“少年多病”，所以養成“怯杯觴”的習慣，從來都是“飲酒不盡器”。雖然他“老來方知此味長”，但也是始終堅持不肯多飲的，只求半酣，不求壹醉，即使“三年黃州城”，也不過“飲酒但飲濕”。盡管他喝的不多，但在那些“人生到處萍漂泊”的歲月裏，是不可壹日無酒的，酒就像“掃愁帚”，壹點壹點的掃去他心裏的灰塵陰影，還他壹片“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心靈凈土。
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中曾寫道：“壹提起蘇東坡，在中國總是會引起人親切敬佩的微笑。” 我覺得這是因為蘇軾的人格，那是“壹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壹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壹種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壹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壹種不理哄鬧的微笑，壹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壹種無須聲張的厚實，壹種並不陡峭的高度”。我們感動於他的特立獨行，他的錚錚傲骨，他的豪邁放達，他的“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的寧靜超然。他是值得敬佩的！他的生命本身就像酒，無論裝在什麽壇子裏，紫砂壺也好破瓦罐也罷，都不改其內在的醇香。
“觀棋不語真君子”，觀棋可以看出壹個人的人品，那麽酒品也可以體現出壹個人的人格。對於蘇軾來說，飲酒是壹種生命的需要。他在《濁醪有妙理賦》中寫道：“伊人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正也。”人的生活，應以酒為命。常常等到醉得舒舒服服的時候，才發現這個道理。在蘇軾看來，酒的妙理在於：可以使人飄飄乎如遺世獨立，忘卻煩惱；可以“座上客長滿”，以酒招待朋友；可以借酒佯狂，像阮籍壹樣遠害全身；可以醉臥龍庭，如李白般蔑視權貴。有了就酒，就有了膽量，有了“酒酣胸膽尚開張”的自由和尊嚴。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去鳳翔三年初返京師的蘇軾，和蘇洵（父）、蘇轍（弟弟）壹起住在偏離汴京中心的南園。這時，有壹位四川同族蘇自之，從百裏外寄送來兩瓶好酒，祝賀蘇軾回到京師任職。於是兄弟倆便談論起酒來。
蘇軾：“我在鳳翔任職時，壹次文宴會上，壹些末流文士捧著韓退之的‘高士例須憐曲糵’使勁的喝酒，好像只要能喝酒就是文人學士，酒量越大詩才越大，有了太白之酒量就有了太白之詩才似的。”
蘇轍：“韓退之《贈崔立之》‘高士例須憐曲糵’這句詩，我也常聽人當作格言壹般在宴席上吹牛。又有壹次，有位自稱‘汴京高士’的文人，在宴席上分韻作詩時，我們都寫完了，他都早已爛醉如泥，叫他吟詩，他吟不出壹句，卻吐了不少酒菜，令人掃興！如此酒徒，竟能稱‘高士’？”
“我要寫首詩，偏要與韓愈唱反調，我以為曲糵未必高士憐！”
韓愈說名人雅士都愛飲酒，可蘇軾卻不同意這種說法。天下的名人雅士各有所愛，未必都把酒曲愛憐。這就是蘇軾，“江山如畫，大浪淘不盡，無限英雄壹點浩然氣，壹肚子不合時宜，長作人生逆行客”的東坡先生。
舉這個例子並非說蘇軾不飲酒，他只是看不慣壹些人拿酒來充當名士風度，再好的酒壹經他們這麽喝，都給糟蹋了。他飲酒就像陶淵明彈無弦琴，“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要的只是酒中的樂趣，哪怕看人飲酒也是快樂的。
熙寧九年（1076）立春，已逾不惑之年的蘇軾正在病中。早晨起來把壹頭蓬松的疏希而散亂的白發梳好，看見窗外已泛著新綠的樹枝上，三三兩兩的鳥雀在相對鳴唱，好不快樂，暖暖的陽光灑落在身上，精神也為之壹振。向來喜歡熱鬧的他，決定邀請很會飲酒的朋友趙成伯、文安國、喬禹功來家飲酒娛樂。
夜晚的室內，白蠟燭姜黃的火焰躍動著，壹片溫暖的明亮。蘇軾杖策倚幾於席間，偶爾呷壹口杞菊茶，看三個朋友壹杯接壹杯，開懷暢飲，有說有笑。看朋友醉笑，自己也隨著高興，不禁詩興大發，作詩曰：“老子從來興不淺，向隅誰有滿堂歡。”不知不覺，病已消了大半。
所謂詩言誌，酒載情，蘇軾的詩有壹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借酒抒懷。無論快樂憂愁，都在那三杯兩盞淡酒之中了。酒是“釣詩鉤”、“掃愁帚”，世事悠悠，如浮雲聚漚。昔日浚壑，今為崇丘。人生能有幾度涼秋？不如呼朋喚友，持杯月下花前，休問枯榮事。
元豐三年（1086）正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全國震驚；
元豐八年（1085）暮春，宋神宗去世，五月，蘇軾貶往常州；
紹聖元年（1094），蘇軾貶往惠州；
紹聖四年（1097），已62歲的蘇軾，再貶至瓊州。
這樣的壹個人，“才氣如虹，寒枝不肯棲，婉約伏首卻也招招來嫉恨眼。”壹切都怪他才氣太高了，高得讓那些奸邪小人心驚，於是紛紛給他羅織罪名，欲處之而後快。他們以為這樣就置東坡於死地了？
他是坦然的，“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事忙，不如眼前壹醉是非憂樂兩都忘”；他是理智的，“此身聚散何窮已，未忍悲歌學楚丘”。他雖然也有點無奈，“樽前壹笑休辭卻，同是天涯傷淪落”，但在他內心深處卻是恬淡的。年輕時蘇軾本不願出仕，壹心想著隱居山林學道，只為父親心誌，不得不去京師投考。這壹下，可以做壹個閑人了，對壹張琴，壹壺酒，壹溪雲，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我以為，蘇軾才是真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在乎的是醉了之後那種自由開闊，放達無羈的悠哉心境，沒有“烏臺詩案”，沒有貶謫，沒有“孤館青燈，野店雞號”，也沒有對著故人思故國……只有浩浩乎如憑虛禦風，而不知其所止；只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酒只是他的壹種必不可少的憑借，是“好風借我力,送我上青雲”的好風，而他最終要的並不是風，而是風之上的青雲天。
蘇軾不僅飲酒，也會釀酒，並且釀得好。貶到黃州時西蜀道士楊世昌教他釀蜜酒，在定州時獨創了“中山松醪”，在惠州釀桂酒、真壹仙酒，在海南儋州釀“天門冬酒”等等。東坡對釀酒總是懷著壹種虔誠的宗教信仰，他認為釀酒能否成功，是預示著他的命運、機遇的，所以他每壹次都尤其認真，從選米到開壇，步步都是自己親自動手操作。在他釀“天門冬酒”成功的幾個月後，朝廷便下旨召他回京。當時他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接到詔書，忍不住老淚橫流。
長恨此身非我有，萬事都歸壹夢了。人生易老，聚散苦匆匆，蘇軾給我們留下了壹個震撼人心的背影。他的壹生充滿了大起大落，無論起或落，那些路都布滿了荊棘。顯然，這是很苦很苦的壹條路，然而，因為有酒，那些苦味反而淡了、散了，陪伴著東坡的卻是濃濃淳淳的酒香。
把酒問明月，今昔是何年？我願斟上壹杯有點澀又有點苦的“中山松醪”，敬給這位偉大的詩詞文豪，說壹句，有妳，是中國人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