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北宋時期，坊市逐漸被街市取代。所謂街市，即臨街設店，店鋪不再位於封閉的坊市內，而普遍設置於主要道路的兩側。從某種意義上說，街市其實就是將整座城市作為壹個坊市。街市的興起不只是設店方式的改變，商人經商的自由度也大大提高。商人不再受到嚴格的監督管理，只需按律繳稅，便可自由選擇交易的方式、地點和時間。從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可以明顯感受到900年前北宋汴梁城街市間的商業繁華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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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然的社會秩序
《清明上河圖》中的大街上, 布滿了各階層的人, 達官貴人, 工匠商販, 普通百姓, 他們都在儒教的社會禮儀之下和睦相處。孔夫子早在1500年前就指出不同地位的人要各得其所, 不可互越雷池、淆亂等級, 只有這樣才能算得上太平盛世、國泰民安。張擇端在畫中很好地貫徹了這種思想, 使筆下的人各司其職, 相安有序, 也使得看到這幅作品的人不禁贊嘆這個盛世背後的最高統治者宋徽宗。
宋初, 統治者推崇儒學, 提倡“明綱紀”。宋王朝統治集團清楚地認識到, 明綱紀必須修禮樂, 修禮樂必須重儒術, 否則就避免不了重蹈前代藩鎮割據、君權旁落的覆轍。於是，宋王朝從開國伊始就致力於整飭綱紀。因此, 在宋初的80年, 中國文化形成這樣壹個局面：只能援佛入儒、援道入儒, 以儒學為主, 把佛、道二教的本體論、認識論與儒學的倫理思想和政治哲學結合起來, 用新的思辨哲學論證封建倫理道德綱常、等級秩序和專制集權的合理性、神聖性，並且力求解決道德起源與道德修養等重大理論問題。在胡璦、孫復、石介等人奠定的基礎上，在後來的周敦頤、張載、程頤、邵雍、司馬光等人的繼承和發揚下，以傳統儒學理論作為基本的框架，以是否有益於綱常名教作為價值尺度和取舍標準，對佛教、道教的思想以及其思辨哲學進行研究，大量吸收其理論思維的成果, 創立了新儒學的思想體系——理學。
理學思潮與宋統治者加強專制集權統治的思想十分投合, 於是, 宋統治者大興理學。在科舉制度方面, 太宗時在“明經”科以外, 又增設“九經”、“五經”、“三禮”、“三傳”等新科目, 加大了對儒生們思想的控制。無論是孔子的“克己復禮”的仁政思想及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天人合壹”的陰陽五行倫理思想, 還是宋儒的“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綱常等級思想, 它們都為統治階級服務, 用來控制人們思想意識和行為。張擇端圖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當時思想政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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