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樓壹夜聽春雨”，寫詩人徹夜未眠，表現他心情不安，“深巷明朝賣杏花”，達官貴人多居深巷，那裏自然有人去叫賣杏花，不經意的壹筆，點染了臨安城中的“太平盛世”氣象，似乎全然忘記了亡國的危險。
陸遊的這首《臨安春雨初霽》寫於淳熙十三年（1186），此時他已六十二歲，在家鄉山陰（今浙江紹興）賦閑了五年。詩人少年時的意氣風發與壯年時的裘馬清狂，都隨著歲月的流逝壹去不返了。雖然他光復中原的壯誌未表，但對偏安壹隅的南宋小朝廷的軟弱與黑暗，是日益見得明白了。這壹年春天，陸遊又被起用為嚴州知府，赴任之前，先到臨安（今浙江杭州）去覲見皇帝，住在西湖邊上的客棧裏聽候召見，在百無聊賴中，寫下了這首廣泛傳誦的名作。
自淳熙五年李宗召見了陸遊以來，他並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兩任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家後五年，更是遠離政界，但對於政治舞臺上的傾軋變幻，對於世態炎涼，他是體會得更深了。所以詩的開頭就用了壹個獨具易動的巧譬，感嘆世態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紗。世情既然如此淺薄，何必出來做官？所以下句說：為什麽騎了馬到京城裏來，過這客居寂寞與無聊的生活呢？
“小樓”壹聯是陸遊的名句，語言清新雋永。詩人只身住在小樓上，徹夜聽著春雨的淅瀝；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傳來了叫賣杏花的聲音，告訴人們春已深了。綿綿的春雨，由詩人的聽覺中寫出；而淡蕩的春光，則在賣花聲裏透出。寫得形象而有深致。傳說這兩句詩後來傳入宮中，深為孝宗所稱賞，可見壹時傳誦之廣。歷來評此詩的人都以為這兩句細致貼切，描繪了壹幅明艷生動的春光圖，但沒有註意到它在全詩中的作用不僅在於刻劃春光，而是與前後詩意渾然壹體的。其實，“小樓壹夜聽春雨”，正是說綿綿春雨如愁人的思緒。在讀這壹句詩時，對“壹夜”兩字不可輕輕放過，它正暗示了詩人壹夜未曾入睡，國事家愁，伴著這雨聲而湧上了眉間心頭。李商隱的“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是以枯荷聽雨暗寓懷友之相思。陸遊這裏寫得更為含蓄深蘊，他雖然用了比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還是要表達自己的郁悶與惆悵，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為背景，才與自己落寞情懷構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這明艷的春光中，詩人在作什麽呢？於是有了五六兩句。
“矮紙”就是短紙、小紙，“草”就是草書。陸遊擅長行草，從現存的陸遊手跡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風韻瀟灑。這壹句實是暗用了張芝的典故。據說張芝擅草書，但平時都寫楷字，人問其故，回答說，“匆匆不暇草書”，意即寫草書太花時間，所以沒功夫寫。陸遊客居京華，閑極無聊，所以以草書消遣。因為是小雨初霽，所以說“晴窗”，“細乳”即是徹茶時水面呈白色的小泡沫。“分茶”指鑒別茶的等級，這裏就是品茶的意思。無事而作草書，晴窗下品著清茗，表面上看，是極閑適恬靜的境界，然而在這背後，正藏著詩人無限的感慨與牢騷。陸遊素來有為國家作壹番轟轟烈烈事業的宏願，而嚴州知府的職位本與他的素誌不合，何況覲見壹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國家正是多事之秋，而持人卻在以作書品茶消磨時光，真是無聊而可悲！於是再也捺不住心頭的怨憤，寫下了結尾兩句。
陸機的《為顧彥先贈婦》詩中雲：“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淄”，不僅指羈旅風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惡濁，久居為其所化的意思。陸遊這裏反用其意，其實是自我解嘲。“莫起風塵嘆”，是因為不等到清明就可以回家了，然回家本非詩人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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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讀這首《臨安春雨初霽》，也許會以為它並不是出自“鐵馬金戈”、“氣吞殘虜”的陸放翁之手。詩中雖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卻更隱含著“世味薄似紗”的感傷之情和“閑作草”“戲分茶”的無聊之緒。這是與高唱著“為國戍輪臺”而“壹身報國”的陸遊的雄奇悲壯的風格特征很不壹致的。
首聯開口就言“世味”之“薄”，並驚問“誰令騎馬客京華”。陸遊時年已六十二歲，不僅長期宦海沈浮，而且壯誌未酬，又兼個人生活的種種不幸，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發出悲嘆，說出對世態炎涼的內心感受。這種悲嘆也許在別人身上是無可疑問的，而對於“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的陸遊來說，卻顯得不盡合乎情理。此詩是淳熙十三年陸遊在山陰時奉詔入京，被任命為嚴州知州的時候所作。對於壹生奮鬥不息、始終矢誌不渝地實現自己的報國理想的陸遊來說，授之以權，使之報國有門，竟會引起他“誰”的疑問，不是有點奇怪嗎？
頷聯點出“詩眼”。聽了壹夜的春雨，次日清晨又聽到深巷叫賣杏花，淡雅的春意油然而生，令人想起江南濕漉漉、綠幽幽、亮晶晶、香噴噴的春色，濃而淡，淡而又深，深而且遠。但細品壹下，詩人聽了壹夜的春雨，並未入眠。在這春夜裏他為何事輾轉反側呢？那遠遠傳來的如斷如續的賣花聲，又能給他壹些什麽樣的愉悅和撫慰呢？不能。只有詩人壹個人在清幽得空寂的春晨中獨自惆悵。接下去的頭聯不更道出了他的這種心情嗎？“閑作草”、“戲分茶”，壹生出入於戰場生死，貫遊於天南海北，時刻思慮著報國和愛民的陸遊，竟也“ 閑”而又“戲”了！在詩人眼中，臨安春色，何其清淡寡味，人情何其冷漠，世味何其索薄，壯誌更是無從去提起壹字，只有在“閑”“戲”中打發時光。
尾聯雖不象古人抱怨“素衣化為緇”（晉陸和作《為顧彥先贈好》：“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卻也聲稱清明不遠，應早日回家，而不願在所謂“人間天堂”的江南臨安久留。詩人應召入京，卻只匆匆壹過，便拂袖而去。
整個壹首詩，雖然寫春，卻不是歡春；雖不是傷春，也是“薄”春。春天雖美，但在心情郁悶的作者心目中，卻引不起多少留戀。
在陸遊的眾多著名詩篇中，有壯懷激烈的愛國憂民之作，如《關山月》、《出籬門迎涼有感》；有寄夢抒懷、悲憤淒切之作，如《十壹月四日風雨大作》，這些詩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陳詞，就是筆墨縱橫，撫古思今，都是雄壯的大氣磅礴之作；作者也有優美淳樸的鄉村生活描寫，如《遊山西村》；也有緬懷愛情、追思往日幸福的傷感之作，如《沈園》。等等這些，都與《初霽》極不相似。《初霽》沒有豪唱，也沒有悲鳴，沒有憤憤之詩，也沒有盈盈酸淚，有的只是結腸難解的郁悶和淡淡然的壹聲輕嘆，“別是壹番滋味在心頭”。
陸遊自王炎調離川陜後，也於淳熙五年（1178）在蜀東歸，在福建、江西、浙江壹帶做低級官吏。“怖懼幾成床上伏，艱難何啻劍頭飲”的處境，和在王炎手下得以重用的情形是大不壹樣的。淳熙十三年春，作者奉詔入京，接受嚴州知州的職務，在臨安寫了此詩。嚴酷的現實，使他不得不對朝廷對皇帝，對人生對社會作出壹些陰暗的結論。與他的許多寄夢詩不壹樣，在深夜，萬籟俱寂時，作者眼前沒有現實生活的情景攪擾，可以對著曠遠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說任何放言達詞。而身在繁榮帝都，作者卻身不由己。臨安城雖然春色明媚，但官僚們偏安壹隅，忘報國仇，粉飾太平。作者是時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升平氣象和繁榮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聵，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壯誌。但他既不能高唱，又無法托情夢，只好借春色說愁緒，把春天寫成了無情之物。
可以說《初霽》反映了作者內心世界的另壹方面，作者除了在戰場上、幕帳中和夜空下高唱報國之外，偶爾也有惆悵徘徊的時候。在幾乎同時所作的《書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現了壹貫的豪情。《書憤》在壹定意義上是作者對自己悲壯壹生的總結。“早歲那知世事艱”，卻終有膽量說“千載誰堪伯仲間”，把壹生留給歷史公斷。《初霽》、《書憤》的比較可以顯現出詩人感情思想的壹個短時期的反復。陸遊畢竟是陸遊，他不會永久地停留在“閑”“戲”之上的。不久後他在嚴州任上，仍堅持抗金，並且付諸行動，表達於詩文，終於又被以“嘲詠風月”的罪名罷官。他的綿綿“杏花春雨”，在《十壹月四日風雨大作》中，發展成了“鐵馬冰河入夢來”的急風暴雨。
壹個詩人的性格是復雜的，壹個始終剛強不屈、矢誌不渝的烈士，也難免間或惆悵抑郁。這種抑郁惆悵與其雄奇悲壯並不矛盾。唯其抑郁惆悵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強烈的情懷的噴發。詩中壹開頭就道“世味薄似紗”，正是作者對現實的否定，也體現出作者的剛直氣節。詩末拂袖而去，也是詩人對浮華帝都的不屑。因此，透過原詩的表面，我們依稀仍可看見壹個威武不屈的形象，這個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壹貫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