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來，民間廣泛流行壹種叫做“說話”的表演藝術，說話就是講說故事。“說話”藝術起源於古代的說唱藝術，我國古代很早就有了說故事和說書的傳統。
東漢時代的“說書俑”，歪頭吐舌，縮肩聳臀，極為生動地顯示出，說書藝人講到緊要關頭時手舞足蹈的神態。三國時期，曹植背誦過徘優小說。這種徘優小說融表演與說唱於壹體，是說話藝術進壹步發展的體現。
到了隋代，侯白的《啟顏錄》裏已經用“說話”來專指講故事了。進入唐代，“說話”已經變成壹種專門的表演藝術，風靡壹時，上自宮廷，下至民間，無不在“說話”。郭泛《高力士外傳》記載: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杖西內安置。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莖雄草木；講經、論議、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
這表明唐肅宗時，“說話”已經從民間進入了宮廷。詩人元稹在《酬翰林白學士代書壹百韻》裏有“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的詩句，這裏的“聽話”，就是指聽說書人講唱故事。元稹本人也作了註解說:嘗於新昌宅聽說《壹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
“《壹枝花》話”就是當時民間傳說的李娃的故事。除了“《壹枝花》話”外，還有《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本》、《葉凈能話》等唐話表演，唐朝的說話技藝已發展得相當成熟了。
唐代還盛行壹種由當時寺院僧侶向民眾進行佛教宣傳的“俗講”。這種“俗講”，開始時只是單純演說經文和佛經故事，後來逐漸演變，也講唱壹些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如《漢將王陵變》、《秋胡變文》、《伍子胥變文》、《昭君變》等。
“俗講”與“說話”關系極為密切，唐代“說話”在發展上不僅吸收了“俗講”的某些形式和技巧，而且在題材內容上也深受影響。
進入宋代，隨著宋代工商業的發達和城市經濟的繁榮，“說話”也出現了空前繁盛的局面。當時城市中出現了許多專門表演各種民間技藝的瓦舍勾欄。
北宋時，京城的瓦舍已頗具規模，到南宋時，規模進壹步擴大，並向中小城鎮發展，構成遍布全國的文化娛樂市場。
在瓦舍勾欄上演各種民間技藝，除“說話”外，還有雜劇、傀儡戲、諸宮調等。《東京夢華錄》記載，當時的瓦舍勾欄，十分繁鬧，遊者如雲，“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
當時，“說話”是壹種重要的技藝，深受人們的喜愛。說話藝人的人數也相當多，據《武林舊事》記載，僅南宋臨安城就有說話藝人約百人。
同時，說話藝人之間的分工也愈來愈細，因內容和形式以及藝人們各自的專長不同，“說話”又分為四大家：小說、說鐵騎兒、說經、講史。
四大家中，以小說、講史的影響最大，尤以小說家最有影響力。因為小說基本上是取材於城市平民各階層的生活，它對現實的反映最為直接及時，故事的內容是市民聽眾熟悉的，且又能真切地反映市民們的思想感情、理想與追求，因此在當時最受歡迎。
在藝術技巧方面，小說家也有超越其他家的優點。《都城紀勝》曾指出，講史書的“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壹朝壹代故事，頃刻間提破。”
“頃刻間提破”也就是說當場把結局點破，壹次性把故事講完。
《夢粱錄》裏指出小說具有“捏合”的特點，所謂“捏合”，壹是指小說可以把當時的社會新聞同說話的內容融合在壹起；二是指虛構編造。
隨著說話技藝的日趨繁盛發達，說話藝人漸漸有了自己的職業性的行會組織，如杭州的小說家就成立了自己的行會組織，組織稱為“雄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