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後期步入封建衰世，統治階級迫切需要懲人心，窒亂階，整肅紀綱，因而大力宣揚封建的綱常名教，加強文化專制，嘉、道年間成為清代禁毀小說戲曲書刊的高潮時期之壹。 另壹方面都市文化繁榮，南北方評話評書、彈詞鼓詞流行，地方戲勃起，曲藝、戲劇、小說三者互相融合，風靡於市井坊間。這既促使小說接近民眾，同時也滋長著徇世媚俗的傾向。因此，近代前期小說的發展，承受著文化專制政策與商業媚俗傾向的雙重負荷。 俠義小說與公案小說的完美合流在《三俠五義》，此後引導了這壹時期小說的創作。究其原委，大抵由於政治腐敗，生靈塗炭，因此，對於懲暴護民、伸張正義的清官與鏟霸誅惡、扶危濟困的俠客的憧憬和向往，成為民眾的重要心態。俠義公案小說則將這種心態納入封建綱常名教所允許的範圍之內，由清官統率俠客，既在壹定程度上符合了民眾的心願，又頗適應鼓吹休明、弘揚聖德的需要。此類小說雖承《水滸傳》之勇俠，精神則已蛻變，其人文蘊涵大體在於回歸世俗，表現了鮮明的取容於封建法權、封建倫理的傾向。主要體現在：第壹，從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權。古代“俠”的特質，韓非曾壹針見血地指出是“以武犯禁”（ 《韓非子·五蠹》 ），是在法外維持正義，具有對封建法權挑戰的品格，《水滸傳》所謂“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第三十六回）；而俠義公案小說則將俠客與清官統而為壹，將其納入封建法權的運行機制之中。第二，江湖義氣被戀主情結所取代。俠客精神中重然諾、輕生死、為朋友兩肋插刀等的江湖義氣趨於淡化，而士為知己者死的思想則趨於強化，發展成為失落自我的戀主情結。 《施公案》中的惡虎莊黃天霸為救施仕倫而殺兄逼嫂就是明顯的例子。第三，從絕情泯欲到兒女英雄。古俠客大都擯棄女色，《水滸傳》中第壹流的豪傑清壹色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俠義小說則推出“兒女英雄”模式， 《綠牡丹》寫江湖俠女花碧蓮對將門之子駱宏勛的癡情苦戀，開英雄美人風氣；《兒女英雄傳》為俠女十三妹在雍熙和睦的家庭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英雄至性”與“兒女真情”合而為壹，遂開其後武俠而兼言情小說的風氣。
本時期俠義公案小說中較為出色的作品，當推《三俠五義》。《三俠五義》繪聲狀物，保留了宋元以來說書藝術的生動活潑、直截明快、生動、口語化的特點，刻畫人物、描寫環境,能與情節的發展密切結合。特別是對俠客義士的描繪，各具特色，多有性格，富於世俗生活氣息。魯迅說此書“而獨於寫草野豪傑，輒奕奕有神，間或襯以世態，雜以詼諧，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中國小說史略》）在小說史上別開生面成為俠義派小說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