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高雅的“玩笑”在普通人聽來不舒服，反而讓人發笑。但這對於文人來說是壹件高雅的事情，而且很有意思。用諧音的修辭手段來“曲解”古語，是恰當文人的修辭。
有壹次，劉燁和劉軍壹起騎馬去宮廷。因為受傷，劉軍走得很慢，所以劉燁問他為什麽走得這麽慢。劉蕓說，“只針對五班和三班倒。”劉蕓的話是藏語修辭，隱晦的詞是“點”，即“只為五三點”。劉蕓省略的“點”字，意為“點蹄”，意為“傷蹄”，即馬蹄有爪。劉蕓的藏語修辭也充滿了“曲折”(修辭格之壹)，要經過幾個轉折才能讓人理解其含義。劉燁是個書生，他當然知道這意味著什麽。他還用藏文說:“為什麽不要個‘七上八下’？”意思是“我們為什麽不下馬壹起走呢？”“七上八下”是“七上八下”的縮寫，隱去的字是“下”，與“下馬行走”無關。然而，在特定的修辭情境中，隱藏的“下”字有壹個奇妙的轉折，即它逃到了“下”的下馬處。
修辭學的根本原則是“恰當的情境和對象”。上述優雅的文字遊戲，對普通人來說是違背“得體”原則的，但對文人來說卻是恰到好處，恰到好處就成了壹門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