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寫作
李嘉圖首先是壹個金融天才。14歲時李嘉圖就從事證券交易業務。26歲時李嘉圖以800鎊為資本開始獨立經營，到42歲退休時，資產達到160萬鎊。這壹數字使他成為當時的頭等富豪。但是，同坎蒂隆、凱恩斯這樣的經營奇才壹樣，後人對他們的景仰不是因為他們的投機傳奇，而是因為他們對經濟學發展的開創性貢獻。真正使李嘉圖具有傳奇意義的還在於，這位經濟學說史上壹流的思想家，“他所受到的正規教育是壹個偉大的經濟學家所受到的最貧乏的教育，這樣，他作為壹個經濟學思想家的成就就必須歸之於天才“。
1799年，李嘉圖在某溫泉勝地養病期間，偶爾翻閱了《國富論》，他“非常喜歡它，以致要取得研究的體驗。”這是李嘉圖對經濟學產生研究興趣的開始。此後，李嘉圖經常閱讀詹姆斯·穆勒主編的主張自由貿易的《愛丁堡評論報》。1808年穆勒出版了闡述自由貿易主張《商業保護論》，李嘉圖大為贊許。此時，穆勒已經是壹位有影響的歷史學家和邏輯學家。“李嘉圖對穆勒深為敬佩，特別對穆勒受到他自己所缺少的正規的教育很是羨慕”，李嘉圖主動與之結識並成為知交。此後，李嘉圖與穆勒經常就當時的熱點問題座談和通信討論，李嘉圖的知識素養和研究能力得到培養和提高。
1815年，在有關《谷物法》存廢的論戰中，李嘉圖發表了《論低價谷物對資本利潤的影響》的小冊子，要求允許谷物自由貿易，進口低價谷物，以降低工資，增加利潤，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論低價谷物對資本利潤的影響》的發表引起了壹定的社會反響。穆勒認為李嘉圖已經是當時最優秀的經濟思想家，還應該成為最優秀的經濟學著作家，於是敦促李嘉圖對小冊子加以擴充和修改。李嘉圖壹開始並不情願，因為他對自己的寫作能力缺乏自信，“穆勒先生希望我整個重寫壹次”，“我恐怕我不能勝任這壹工作。”“我切盼寫出壹寫值得出版的東西，但我誠懇地說，這壹點恐非我力所能及。”“我發現最大的困難就是在最簡單的敘述中也不能避免混亂。”此時穆勒承擔起壹個教師的職責，他對李嘉圖鼓勵道：“因為妳已經是最優越的政治經濟學思想家，所以我決心讓妳成為最優良的寫作家。” “正是由於穆勒的鼓勵和幫助，李嘉圖才消除了對自己從壹個經濟小冊子作者發展成為壹位整部政治經濟學原理撰寫人的能力的疑慮”，李嘉圖的信心有所增強：“為了滿足我的宿願，我壹定要進行這壹嘗試。在壹兩年內，經過反復修改後，我也許能寫出可以讓人理解的東西。”面對寫作中的困難，李嘉圖有時不免懈怠，甚至再次流露出“悲觀失望的老調”，這時穆勒象壹個嚴厲的教師那樣敦促他，要“全心全意研究政治經濟學”，要“壹小時也不遲疑地立即開始寫妳所要寫的著作……”穆勒不僅對李嘉圖的寫作給予精神支持，不斷督促和鼓勵，還在寫作方法，結構安排，論點闡述等技術環節給予周詳的指導。穆勒的鼓勵和指導貫穿於李嘉圖寫作的整個過程中。1817年，《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終於寫作完成並出版。正是穆勒的無私奉獻推動了這壹政治經濟學歷史上既有重要時代意義的著作的問世，甚至可以說，沒有穆勒，就沒有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約翰·穆勒的評說並不過分：“如果不是我父親懇切的請求與熱情鼓勵，恐怕這本書永遠不會出版，或者永遠不會寫出。”
李嘉圖與馬爾薩斯：論敵和朋友
李嘉圖和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是兩位在出身、經歷、個性和思想觀點等方面都有著明顯反差的思想家。馬爾薩斯出身於上層土地貴族社會，其父親與當時思想界名流如休謨、盧梭等有著廣泛的交遊；而李嘉圖出身於富有但缺乏社會地位的猶太移民家庭，其父親似乎是壹個惟利是圖的投機者。馬爾薩斯少年時代就博覽群書，並進入劍橋大學；而李嘉圖從未接受系統的正規教育。馬爾薩斯是壹個職業學者；而李嘉圖的身份是證券經紀人。馬爾薩斯過的是平淡無奇的教師生活；而李嘉圖不僅在證券經營中壹帆風順，還擔任過議員。馬爾薩斯壹輩子過的是學院生涯，卻關心現實；而李嘉圖雖然經商，但成了理論家。馬爾薩斯從來沒有富裕過；李嘉圖個人財產160萬鎊。
馬爾薩斯成名早於李嘉圖。由於《人口原理》的發表，在李嘉圖進行經濟學研究時，馬爾薩斯早已是名滿英倫的經濟學家，李嘉圖對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很是折服。“它所闡述的理論是那麽清楚，那麽使人滿意，因而引起我的興趣，這是僅次於亞當·斯密的名著。”在當時關於銀行券問題的爭論中，李嘉圖分別於1810年和1811年發表了《黃金的高價是銀行紙幣貶值的驗證》和《答博贊克特先生對金價委員會報告的實際觀感》兩篇論文，引起了馬爾薩斯的註意。為了和李嘉圖在相關問題上取得壹致，避免無謂的筆墨官司，馬爾薩斯主動結識了李嘉圖。
由於理論觀點的尖銳對立，李嘉圖和馬爾薩斯在谷物貿易、價值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等方面的爭論在他們結識後全面展開，並持續到李嘉圖離開人世。1815年2月，站在土地所有者立場上的馬爾薩斯發表了《地租的性質與發展及其支配原則的研究》和《對限制國外谷物輸入政策的意見的研究》，為谷物法的實施及政府提高谷物限價進行辯護；作為資產階級利益辯護人的李嘉圖發表了《論谷物低價格對資本利潤的影響》，對馬爾薩斯的觀點進行了猛烈的批駁（前已述及，正是為批駁馬爾薩斯的這篇論文的發表，引出了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寫作和出版）。1820年馬爾薩斯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原理》後，李嘉圖不惜用220頁的篇幅，摘錄了馬爾薩斯在論證上的瑕疵；而馬爾薩斯則堅決認為這類謬誤在李嘉圖的著作上也根深蒂固地存在著的。在李嘉圖逝世前的壹年中，他們壹直為重大理論問題爭論不休，寫了許多長信相互討論辯駁。
在李嘉圖與馬爾薩斯的關系中，與終身論敵相伴是另壹層關系——終身朋友。在1811年6月馬爾薩斯向李嘉圖“冒昧地引見自己”之後，他們不僅十幾年間持續通信交流思想，還經常相互拜訪。李嘉圖不僅通過自己的證券經營幫助過馬爾薩斯賺取投資收益，臨終前還留贈了馬爾薩斯壹筆生活費用。同他們作為論敵的持久爭論具有持久的影響壹樣，他們持久的友誼也是思想史上的壹段佳話。馬爾薩斯在李嘉圖故去後，深情地說道：“除了自己的家屬外，我從來沒有這樣愛戴過任何人。”
學術友誼、學術批評和學術發展
在詹姆斯·穆勒和李嘉圖的故事的前半段，我們看到了壹個天才的學生在無私的老師的鼓勵、督促和指導下成長為壹流經濟學家的過程。穆勒與李嘉圖之間的友誼，建立在他們對經濟自由的***同信仰上，建立在他們對真理的***同追求上，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到的是學術友誼對學術進步的促進。但是，在這個故事的進壹步發展中，當李嘉圖和穆勒之間的角色關系發生變化後，我們看到的卻是學術崇拜對學術發展的桎梏。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發表，使李嘉圖成為壹流經濟學，並成為以他為核心的學術團體的宗師。這時，穆勒與李嘉圖的關系發生了轉變，由以李嘉圖為學生和穆勒為教師的師生關系發展為以李嘉圖為導師和以穆勒等人為信徒的門徒關系。穆勒就自稱他和麥克庫洛赫是李嘉圖的兩個而且是僅有的兩個地地道道的信徒。為了傳播李嘉圖的思想，1821年，穆勒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第壹次系統闡述李嘉圖的理論。
對李嘉圖的學術崇拜阻礙了穆勒對科學的探討和對真理的追求。李嘉圖體系存在兩個其自身無法克服的矛盾：勞動價值論與勞動和資本相交換的矛盾；勞動價值論同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的矛盾。19世紀二十年代，李嘉圖體系遭到了馬爾薩斯和貝利的猛烈攻擊。在李嘉圖去世後，作為李嘉圖學說的堅定信仰者和繼承者，懷著對李嘉圖及其學說的深厚感情，穆勒擔當起為李嘉圖學說辯護的責任。但是，基於信仰而不是科學的辯護註定是缺乏力量的，放棄了科學實際上就是選擇了失敗。在對第壹個矛盾的解釋中，穆勒混淆了勞動和勞動力，實際上是取消了李嘉圖壹貫堅持的勞動價值論；而在對第二個矛盾的解釋中，穆勒關於新葡萄酒和陳葡萄酒的解釋最終成為學說史上的壹個笑話。穆勒的解釋絲毫沒有解決李嘉圖體系的矛盾，反而將李嘉圖學說庸俗化，並最終導致了李嘉圖體系的解體。
由於不同的世界觀，馬爾薩斯和李嘉圖在若幹重要問題的認識上存在差異。但是，基於對真理和科學的***同信仰，使他們在討論問題時能夠做到篤實不欺，不為情感所俘虜。按照馬爾薩斯的說法：“我們***同探討感興趣的問題，只為真理，別無他念”。對真理的熱愛，實際上已經超越了個人的狹隘情感。壹位同時代的作家瑪利亞·埃奇沃思在日記中說，“他們（李嘉圖和馬爾薩斯）壹道尋求真理，當他們找到時，即歡呼若狂，再不計較是誰先發現的”。而正是對科學和真理的執著，使他們能夠在壹生的尖銳論爭中保持純潔而深厚的友誼。這是壹種只有胸懷坦蕩的思想家才有的友誼。李嘉圖去世前寫給馬爾薩斯的最後壹封信中說：“現在，親愛的馬爾薩斯，我完了。像其他爭辯者壹樣，在許多辯論之後，我們仍然保持各自的觀點。然而這些辯論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即使妳同意我的觀點，我也不會比現在更愛妳。”
實際上，基於科學精神的學術批評也正是學術進步的重要力量。在李嘉圖寫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過程，不斷與馬爾薩斯商榷，在與馬爾薩斯的不斷論爭改進自己的觀點和寫作；也正是通過與馬爾薩斯的論爭，李嘉圖在其最後的著作《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中，對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才取得明確的認識。 綜述
中美、中歐紡織品貿易摩擦顯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推廣到中國這樣壹個大國的發展戰略上時，就出現了致命的硬傷。中國真正的優勢在於巨大的國內市場，只有中西部及東北等潛在市場不斷被開發出來，中國的就業問題才能從根本上找到出路。
紡織品貿易戰凸顯李嘉圖理論誤區
李嘉圖的理論可以用壹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在壹個家庭裏，家庭主婦能比保姆更好地教育和撫養自己的子女，但由於她外出工作每小時的工資是10元，而保姆每小時的工資是1元，那麽，經濟上最合理的安排是:家庭主婦外出工作，獲得每小時10元的工資，用其中的1元給保姆，這樣，這個家庭可以獲得9元的剩余。盡管家庭主婦在教育子女和外出打工兩方面都勝過保姆，但是她外出工作是相對效益最大的，這就是她的比較優勢。同理，對於兩個國家而言，每壹個國家都應該專註於生產自己生產效率最高的產品，即使壹個國家可能同時在兩種產品上具有絕對的優勢。這就是所謂的“比較優勢理論”。當今的經濟發展主流思維認為，在國際領域開展貿易，讓每個國家充分發揮它的比較優勢，是經濟發展最行之有效的道路，這就是比較優勢理論在發展經濟學的簡單延伸。
但我們不能不看到，比較優勢這壹整潔完美的理論正遭到煩雜現實的挑戰。2013年發生的中美、中歐紡織品貿易之間的摩擦就最好地揭示了李嘉圖理論作為發展戰略的誤區。
中國的紡織業據官方聲稱吸納了近2000萬的就業人口，而美國和歐洲的紡織業吸納的就業人口充其量不過幾十萬。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和歐洲應該放棄他們在紡織品行業的生產能力，並將其讓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以充分發揮後者勞動力廉價的優勢(既是相對比較優勢，也是絕對優勢)。但問題恰恰出在這發達國家幾十萬人的小產業上。
第壹，如果歐美放棄紡織品行業，這幾十萬的產業工人將面臨巨大的工作轉型的挑戰，讓這部分工人從紡織業轉移到高技術行業或是其他歐美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其中的培訓和遷移成本遠遠高於這些產業工人的年薪收入。第二，這幾十萬工人的政治能力是巨大的。西方人常說，所有的政治問題都是當地的問題(allpoliticsarelocal）。這幾十萬人可以利用他們在當地的政治能量去遊說本地的議員們，進而動用這些議員的政治能力和政治資本給本國的政府官員施加壓力，要求對中國的紡織品加以限制。因此，紡織品貿易之戰的本質實際上是就業之戰，是幾十萬歐美紡織工人同近2000萬中國紡織工人的政治較量。在這種政治較量中，中國作為廉價勞動力豐富的出口國，是難以完全制勝的—盡管我們的政府官員具有高度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因為這個博弈的主戰場不在中國，也不在WTO，而是在歐美的紡織業比較聚積的地區。
然而，問題還不止於此。2000萬人的就業相對於中國尚未轉移的3億多農村勞動力以及每年上千萬的新增勞動力而言，僅僅是很小的壹部分。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指望繼續擴大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產品出口來解決就業問題，其道路可謂艱難至極。這不是壹個單純的國際經濟問題，更是壹個國際政治問題。中國作為壹個正在崛起的政治大國，在國際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維的，這就註定我們在貿易問題上不可能用盡所有的國際政治資本，我們還有許多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國際政治目標需要推進，比如引導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改革、與周邊國家的領土資源等問題的協商、祖國統壹等等。
再進壹步分析，紡織品貿易還凸顯出另壹個更為棘手的問題:很多統計資料表明，中國在紡織品出口上賺取的利潤差額遠遠不到10%。事實上，全球70%以上的紡織品進出口都是由若幹家以香港為總部的公司所掌握，所以中國在所謂“中國制造”的遊戲中，得到的僅僅是壹部分勞動力就業以及極為可憐的利潤份額，這樣的發展顯然不利於中國紡織業的產品升級和長期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兩大致命硬傷決定中國應當告別李嘉圖
可見，以大衛·李嘉圖為先鋒的比較優勢理論，從經濟學理論的角度而言幾乎是無懈可擊的，但如果把它推廣到發展戰略，尤其是像中國這樣壹個大國的發展戰略上時，就出現了致命的硬傷。
第壹，來自於國際政治的困難。當年大衛·李嘉圖高舉自由貿易的旗幟、力主廢除保護地主階層利益的《玉米法》(cornlaw)時，面對的主要是英國國內反對自由貿易的勢力，而如今，發展中國家在爭取自由貿易的問題上所面對的是發達國家。盡管發展中國家不論在國家的數量上還是在人口上都占絕對多數，發達國家則占少數，但這些少數國家的市場容量遠遠大於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容量，因此，少數國家對於多數國家在談判問題上反而是占有優勢的。考慮到復雜的國際環境以及來自國內特定階層的壓力，發展中國家指望發達國家不斷地開放市場、不斷地讓出那些已經不具有競爭力的產業是明顯不現實的。
第二，李嘉圖的理論沒有考慮到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潛在優勢。作為壹個大國，中國真正的優勢在於它巨大的、潛在的國內市場。2013年，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遠遠沒有完全開發，包括中部、西部及東北等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蘊藏著巨大的市場。只有這部分市場不斷地開發出來，中國的企業才能夠不斷地更加順利地發展，才能成為世界級的大企業，也只有這樣，中國就業問題的解決才能夠從根本上找到出路。 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之壹，也是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完成者。李嘉圖早期是交易所的證券經紀人，後受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壹書的影響，激發了他對經濟學研究的興趣，其研究的領域主要包括貨幣和價格，對稅收問題也有壹定的研究。李嘉圖的主要經濟學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書中闡述了他的稅收理論1819年他曾被選為下院議員，極力主張議會改革，鼓吹自由貿易，李嘉圖繼承並發展了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他認為限制國家的活動範圍、減輕稅收負擔是增長經濟的最好辦法。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生於猶太人家庭，父親為證券交易所經紀人。12歲到荷蘭商業學校學習，14歲隨父從事證券交易。1793年獨立開展證券交易活動，25歲時擁有200萬英鎊財產，隨後鉆研數學、物理學。1799年讀亞當·斯密《國富論》後開始研究經濟問題，參加了當時關於黃金價格和谷物法的討論，1817年發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9年選為下議院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