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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避諱文化有哪些?

在我國封建時代,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和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人們對皇帝、官長以及尊親長輩的名字,不能直接說出來或寫出來,而要用別的字代替,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如空字或缺筆),以示尊敬,這就是所謂的避諱。避諱,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壹種習俗,也是壹種特有的文化現象。有學者對中國避諱歷史進行了專門研究,出版有《中國古代避諱史》等著作。

據說,避諱之習起源於周朝。“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禮記·曲禮上》)凡到他人家中,要先問其家人名諱。以免在交談中,因犯諱而失禮。陸遊在《老學庵筆記》中記述了壹個故事:“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搒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就是避諱的典型例子。了解壹下我國歷史上相沿上千年的避諱習俗,對於了解現代漢語中壹些詞語的來歷,很有幫助,還可以知道古代為了避諱是怎麽樣把本來很清楚的語言搞得亂七八糟的。

諱,又稱名諱,即古代帝王或尊長者之名。“諱,忌也。”(《說文解字》)封建時代等級森嚴,封建禮教極端強調等級名分,為了體現下對上、卑對尊的恭敬,嚴格劃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級區別,避諱便應運而生,並在統治者的提倡、推動下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歷經上千年有增無減,成為封建時代體現等級名分、維系禮教秩序的重要手段。

避諱的對象有四類,壹是帝王,對當代在位的帝王及本朝歷代皇帝之名要避諱,稱之為“國諱”或“公諱”。如在劉秀時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詔門聯中不許有五福臨門四字,為的是避諱順治帝福臨之名。有時甚至還要避諱皇後之名,如呂後名雉,臣子們遇到雉要改稱野雞。二是長官,即下屬要諱長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諱。甚至壹些驕橫的官員嚴令手下及百姓要避其名諱,稱“官諱”,亦稱“憲諱”。“只許州官放火,不準百姓點燈”的成語所反映的,就是避官諱。三是聖賢,稱“聖諱”,主要指避至聖先師孔子和亞聖孟子的名諱,有的朝代也避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之名,有的還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讀書讀到“丘”字的時候,都應讀成“某”字,同時還得用紅筆在“丘”字上圈壹個圈。清朝尤甚:凡是天下姓“丘”的,從此以後,都要加個耳字旁,改姓“邱”字,並且不許發音為“邱”,要讀成“七”字。於是,天下姓“丘”的,從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來的“丘”字了。四是長輩,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稱“家諱”或“私諱”。與別人交往時應避對方的長輩之諱,否則極為失禮。唐代詩人李賀之父名晉,“晉”與“進”同音,故李賀壹生不能舉進士。司馬遷的父親叫“司馬談”,所以《史記》裏,把跟他父親名字相同的人,壹律改了名。例如“張孟談”,改為“張孟同”;“趙談”,改為“趙同”。後來《後漢書》的作者範曄也是如此,因為範曄的父親叫“範泰”,所以在(後漢書》裏,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覺的變為“郭太”了;叫“鄭秦”的,也變為“鄭太”了。又如唐朝的詩人杜甫,父親的名字叫“杜閑”,為了避“閑”字的諱,杜甫寫了壹輩子的詩,卻沒在詩中用過“閑”字。杜甫母名海棠,《杜集》中無海棠詩,避母名也。

避諱的形式,主要有三種:

其壹為改字。若遇到應避諱的字時,就改用其他的字。這種避諱的方法出現較早,也較普遍。如秦始皇諱政,秦朝改正月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諱政,故曰端。”(《史記》)漢文帝諱恒,傳說的後羿之妻姬娥遂改稱嫦娥。漢光武帝諱秀,秀才改稱茂才。清聖祖諱玄燁,紫禁城的北門玄武門遂改稱神武門。

其二為空字。若書寫中遇應避諱的字時,采用空壹格(字)、打壹方框或“諱”、“某”等字表示。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凡遇當朝皇帝的名諱,就不作任何解釋,只寫“上諱”二字。如“秀,上諱”。

其三為缺筆。如遇到應避諱的字時,則少寫壹筆或兩筆。壹般多為最後的壹筆或兩筆。如清雍正時規定,凡書中遇“丘”字,必須缺筆。若姓名或地名中的“丘”字,壹律改為“邱”字。《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讀至凡書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寫字遇著`敏'字,又減壹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聽妳說的,是為此無疑矣……’”寫的就是黛玉每遇其母的名字“敏”時,讀、寫都註意避諱(即家諱)。

避諱的習俗,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延續了千多年。歷朝歷代對避諱的規定和要求,也不盡相同。有的朝代相對較松,有些朝代則十分嚴格。總的來看,唐朝以後,對避諱就非常重視了。歷代皇朝出於鞏固其統治地位的需要,對避諱都很講究。唐高祖的祖父叫李虎,故唐朝壹代不能稱“虎”。於是,虎便被“獸”、“彪”等字所替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變成“不入獸穴,焉得獸子”;“畫虎不成反類犬”,則成了“畫龍不成反類犬”。就連“老虎”的名稱也不能叫,而稱其為“大蟲”。宋太祖即位後,規定自其始祖開始,所有先祖的名字都要避諱。且與名字同音或音近的字,均不能使用。趙匡胤的祖父名敬,因此宋代不稱鏡子,只稱鑒子。明武宗既姓朱,又屬豬,所以在正德十四年,他下了壹道聖旨,禁止民間養豬。他認為養豬、殺豬,是對皇帝的不敬。不料此令壹下,幾年後,全國的豬幾乎斷種,以至於節日用來祭祀天地祖廟的豬都無法找到。後來,由於大臣們的勸諫,他才不得不取消這道令人哭笑不得的禁令。國諱是如此,即使是家諱,古人也十分重視。前述李賀、杜甫等人的例子,在歷史上不勝枚舉。北宋著名文學家蘇洵,則因其父名序,故所撰文章皆改“序”為“引”。其子蘇軾為他人作序時,均改稱“敘”。

每當壹個新的朝代建立,就有新的國諱。之後,新皇帝即位,又要增加壹兩個避諱的字。如果是短命王朝,到改朝換代時,避諱的字數還不是很多。但如果是延續時間很長的朝代,到朝代結束前,累積的避諱字數就往往很可觀。直到壹個朝代結束,所有曾避諱的字,才可以重新使用。由於避諱在壹個朝代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諱字數量常成倍增長。這對於當朝人寫文章,特別是科舉考試,造成極大的不便。稍有不慎,觸及諱字,輕者落選,重者獲罪,甚至招致殺身之禍,更有甚者還會株連九族。在中國歷史上,還有壹些事物因多次避諱,其名稱徹底改變,令後人很難尋覓其蹤跡。如唐代以前的文獻資料中,記載有壹種植物叫“薯蕷”。唐後期,唐代宗李豫即位,遂改稱“薯藥”。入宋後,宋英宗趙曙即位,又改稱“山藥”。有些姓氏,也因為當朝皇帝的名諱,而改作其他的姓氏。如莊氏,因避漢明帝劉莊諱,改為嚴氏,如東漢嚴子陵,本姓莊;姬氏,因避唐玄宗李隆基諱,改為周氏;淳於氏,因避唐憲宗李純諱,改為於氏等。不僅改姓,也有因避諱而改名者。如生活在西漢末年的孔子後裔孔莽,因王莽篡漢稱帝,遂改名孔均;唐初宰相裴世矩,因避唐太宗名諱,去“世”,稱裴矩。即使是神,也有因避國諱而改名者。如佛教的觀世音菩薩,就因避唐太宗名諱,而省去“世”字,稱為觀音菩薩。因避諱,不僅在世者要改名字,就連早已故去者也不能幸免。如秦漢之際的策士蒯徹,死後又因漢武帝劉徹即位,而在《史記》、《漢書》中,被稱作蒯通。南齊時,將軍薛道淵因避齊太祖蕭道成名諱,去“道”字,只稱薛淵。但到唐朝編修《南史》時,又因避唐高祖李淵名,遂改其名為薛深,改來改去,弄得後世讀者難以辨認。古代的地名,也有因犯諱而改名的;如秦始皇之父,秦莊襄王諱楚,秦始皇稱帝後,即下令將湖北楚州改稱荊州。西晉湣帝(末帝)司馬鄴即位,建業(今江蘇南京)改稱建康。五代後唐莊宗李存勖即位,因其父名國昌,遂改孝昌縣為孝感縣。

上述三種避諱的方式,都是古人在長期的避諱“實踐”中發明的,在當時滿足了秩序和虛榮的需要,對後世卻帶來了極大的麻煩。改字和空字,常導致後人很難推斷原字,甚至理解錯誤;缺筆則更易造成錯讀成其他字。如唐睿宗李旦,若省去最後壹筆,就變成“日”字。由於避諱,就連社會生活中的壹些習慣性名稱也被改得面目全非。如先秦文獻中記載了壹種鳥,稱為雉。西漢時,因呂後名雉,這種鳥便只得改稱“野雞”。與呂後同樣,清末慈禧太後屬羊,於是下令,不許人們說“養羊、殺羊、吃羊肉”壹類的話。但是慈禧太後嘴饞,又不能不吃羊肉。於是又下令,管“羊肉”叫“福肉”“壽肉”,真是可笑之極。所幸的是,慈禧的“福肉”“壽肉”沒有像野雞那樣被後世所接受。

在封建君權高於壹切的時代,避諱被推演到荒唐可笑的程度。晉文帝名叫司馬昭,那麽“昭”字別人誰也不許用,於是,連古代的王昭君也得改名,叫“王明君”。晉湣帝叫司馬業,那麽“業”字就為皇帝獨霸了去,甚至連地名“建業”(今南京)也改名叫“建康”。唐高宗叫李治,“治”字就變成皇帝獨有的字,而且和“治”同音的字也得改。在行文中凡是遇到“治”的字都改寫成“持”“理”等同義詞的字。而“稚”字因和“治”同音,凡是用“稚”的地方,都必須用“幼”來代替。好在漢語當中同義詞較多,否則真不知如何辦才好。唐高宗的太子叫李忠,那麽“忠”字也得避諱。朝中實行多少年的官職名“中郎將”,也奉命改為“旅賁郎將”。到了宋代,避諱之風達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同音、音近的也要避諱。宋仁宗名趙禎,與“禎”音近的“蒸”也要避諱,“蒸幹飯”的“蒸”改為“炊”。比如,《水滸傳》中,吳大郎所賣的餅,本來是蒸熟的,卻不得再叫蒸餅,而改叫“炊餅”。宋徽宗因為屬狗,因此天下的狗便走了運,有旨禁止天下殺狗。宋高宗趙構,因他名“構”,四川勾姓大家,姓都改了姓,統統不準再姓“勾”。為避“構”字而牽連及於夠、媾、購、遘……等同音字,達五十多個!

由避諱鬧出的笑話也不少。南宋有位大臣名字叫錢良臣,他的兒子對父親的名諱自然是非避不可的,每當讀書遇“良臣”二字,其子便改讀為“爹爹”。壹天,讀《孟子》,有“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之句,便在父親的面前大聲念道:“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五代時的馮道,字可道,歷事五個朝代為相,人稱“不倒翁”,自稱“長樂老”。壹天,他讓壹個門客給他講《道德經》。門客為避諱,連稱:“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在場者都笑得前仰後合。袁世凱搞帝制復辟之時,北京煤鋪墻上“元煤”二字得塗掉,“元煤”的諧音不是“袁沒”嗎?“元宵”,聽來像“袁消”,更不好了,於是將“元宵”改為“湯圓”。替李鴻章操辦洋務的盛宣懷,是近代最大的官僚資本家,這人偏愛火腿,有人投其所好,送來兩條雲南宣威火腿,禮帖上寫著“宣腿壹雙”。壹個“宣”字,觸犯了他的名諱,恨恨然道:“什麽宣腿宣腿的,拿走!”為了避諱,著名特產也橫遭白眼了。

可以說,古代因避諱而更改名稱的事例,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避諱這種習俗,給古代社會生活帶來極大的不便。國諱,更反映了專制統治的特點,也給今人研究中國古代歷史造成壹定的難度。不過,由於避諱具有很強的時限性,壹個諱字的出現和消亡,都有明確的時間限定。這也為後人對史料的辨偽,特別是文物的鑒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