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學家朱熹與學者型官員唐仲友在南宋中期突然交奏起訟，彼此攻訐，大有不***戴天的味道。朝野輿論頓時嘩然，人們紛紛猜測，其原因何在呢？在分析了各種因素之後，還是理不出個所以然來。
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發生了壹樁轟動朝野的彈劾公案，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連續上了六道奏章，按劾臺州知州唐仲友不法之事，措辭激烈，舉證繁雜。唐仲友也不甘示弱，馳奏辯白，並反過來指責朱熹弄虛作假，執法違法。朝野上下頓時輿論嘩然，士大夫們議論紛紛，或尊朱抑唐，或褒唐貶朱，毀譽相半，莫衷壹是。
宋孝宗接到朱熹的彈劾狀和唐仲友的聲辯疏，互相揭發的都是壹些當時士大夫中司空見慣的“不法行為”，如私狎官妓、私役工匠、經商謀利等，壹時也難以判別是非，只得問宰相王淮，王淮只輕描淡寫地評論道：“只是秀才爭閑氣罷了。”最後，朝廷只得“兩平其事”，沒有加罪於唐仲友，只是撤銷了對唐的江南西路提點刑獄的任命而已。
唐仲友，字與政，婺州金華(今屬浙江)人，頗有才華，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歷任建康府學教授、秘書省正字、知信州、知臺州。曾上萬言書論時政，做學問方面偏重儒家經制，代表作是《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六經解》壹百五十卷，還有《孝經解》、《九經發題》等，大都已失傳，不過說明唐仲友也是壹位進士出身的學者型官員，學者稱說齋先生。朱熹是紹興十八年(1148)進士，著作等身，時已為理學大家。那麽，兩位飽學之士，為何彼此攻訐，發動這場公案呢？
朱熹在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任上才壹年，就壹連奏劾了好幾個貪官汙吏。如奏劾紹興府差指使密克勤偷盜賑濟的官米四千余石，彈劾隱瞞災情、謊報政績、橫征賦稅的衢州守臣李嶧，奏劾元差監酒庫張大聲、孫孜等人檢放不實，還彈劾了依仗權勢兼並土地、賑糶濟米時減克升鬥的縣尉朱熙績，又奏劾知江山縣王執中、知寧海縣王辟綱等瀆職……作為監司，就應該監察各地方官吏的行政行為，這是朱熹的職責，所以朱熹同樣彈劾知臺州唐仲友的不法之事，這也應在情理之中。況且朱熹經過周密的調查和緊張的審訊，掌握了唐仲友在臺州大量不法行為的證據，案件牽連到數百人。根據當時朱熹和唐仲友的地位和處境，朱熹不可能憑空捏造唐仲友的罪行，就是說，朱熹的六道奏章中所說的罪狀大都是事實。所以，它為什麽不可以是正常的官場行政行為呢？
可能因為朱、唐二人都為學界名人，名人交訟，且又連上數道奏章，引起人們的格外關註，由是各種猜測紛紛出籠。壹般以為，朱、唐矛盾，主要是由兩人學術見解的分歧而引起的。在理學方面，唐仲友的許多觀點與朱熹相左，有的還針鋒相對。唐仲友與宰相王淮是同鄉，還有姻親關系。王淮曾擢遷鄭丙為吏部尚書、陳賈為監察禦史，使兩人協力攻擊朱熹的道學，開慶元偽學黨禁之先聲。唐仲友與鄭丙等的關系也都不錯，也曾跟著王淮反對道學，自然與朱熹產生嫌隙。
還有人以為先是呂祖謙曾與唐仲友同書會時有齟齬，而朱熹總是袒護呂祖謙，而故意抑制唐仲友，因此兩人埋下了不和的種子。其實，當時士人之間的學術見解有分歧是正常現象，如陳亮與朱熹友善，然論學則冰炭不相容，兩人曾進行過多次“王霸義利之辯”。朱熹與陸九淵、呂祖謙之間，也都曾用書信往來或討論會的形式，進行過激烈的學術爭論，但互相間相處還是壹如既往。所以，朱、唐間發展到兩人在政治上互相攻擊，乃至妳死我活的尖銳程度，想必還應有其他相關的壹些原因。
周密《齊東野語·朱唐交奏本末》認為，是唐仲友平時恃才傲物，輕侮朱熹，而陳亮頗為朱熹所推重，與唐仲友卻時有矛盾。有壹次，陳亮遊歷臺州，看中壹名官妓，就囑托唐仲友為其贖脫官籍，以便自己能與之相好，唐答應了。唐仲友在壹次集會上遇到這個妓女，就說：“妳果真想跟從陳官人嗎？”妓女被問得不知如何回答，唐卻接著說：“那妳就要做好忍饑受凍的準備才行。”此妓聽了若有所悟，顯得非常怨憤。自此，陳亮再去此妓女家時，再也看不到從前她那曲意奉承的樣子了。陳亮知道被唐仲友所玩弄、出賣，便去見朱熹。恰巧朱熹任兩浙東路監司，問起：“近日小唐又在說什麽壞話了？”陳亮乘機挑唆道：“唐仲友說妳連字都不識，如何當監司？”朱熹聽了，心中不快，壹時新恨舊賬壹起湧上，借口部內有冤獄，要求再次巡查。朱熹到達臺州時，唐仲友偏偏又出迎怠慢，朱熹就更相信陳亮的話了。於是馬上收繳了唐的官印，交付給隨從官員，開始搜集唐在臺州為官時的種種越軌和不法行為，寫成奏狀向朝廷告發。
其中主要是說陳亮在其中挑唆。陳亮，字同甫(或同父)，婺州永康(今屬浙江)人，飽讀史書兵法，下筆數千言立就，政論氣勢縱橫，詞作才氣豪邁，還喜談邊塞攻略之事，學者稱龍川先生。幾次詣闕上書，極論時事，反對和議，力主抗金。遭人嫉恨或被人誣告，幾度入獄。然而出獄後，誌氣益勵。紹熙四年(1193)，中進士第壹，授簽書建康府判字公事，未行而卒。為人脾性豪放，他會做出上述偏狹小家之舉嗎？同時，朱熹也會為唐仲友“連字都不識，如何當監司？”壹句類似玩笑話。就恨得咬牙切齒嗎？近代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斷言：“宋人小說多不足信……所記朱、唐公案，恐亦未足信也。”
然而有學者指出，陳亮挑唆壹說還是有蛛絲馬跡可尋。陳亮在淳熙十年寫給朱熹的壹封信中透露：“去年之舉，‘震’九四之象也……至於人之加諸於我者，常出於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奸狡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托，況更親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為其平時鄉曲之冤壹皆報盡，秘書(指朱熹)豈為此輩所使哉！為其陰相附托而不知耳。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話中壹方面反駁“物論”所說朱熹把唐仲友平時造就的“鄉曲之冤”全部報盡，指出朱熹是不會受唐的“鄉曲”指使的。壹方面也極力為自己辯護，表白“至於人之加諸於我者”，“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由此判斷，唐仲友確曾懷疑是陳亮從中挑唆。那麽，到底陳亮是否在其中有所挑唆？又對唐仲友加以何等不實之詞？而促使朱熹最終采取這極端手段，我們還是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