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和國成立之後、“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是人民
文學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題署的作者是施耐庵。同時，在中學語文課本及許多文學史
著作中，也把《水滸傳》的著作權歸之於施耐庵。但是電視連續劇《水滸傳》，卻標明
原作者為施耐庵、羅貫中兩人。
其實，早在明、清兩代，關於《水滸傳》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們的筆記和書目的
記載中，就有如下三種說法：
壹、羅貫中撰，見郎瑛《七修類稿》、田汝成《西湖遊覽誌余》、王圻《續文獻通
考》、《稗史匯編》、許自昌《樗齋漫錄》、阮葵生《茶余客話》等書的記載，以及錢
曾《也是園書目》的著錄。
例如明代嘉靖時人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
羅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
但是這種說法不見於任何壹種早期刻本的題簽。
二、施耐庵撰，見《水滸傳》雄飛館刊本、貫華堂刊本為題號，以及胡應麟《少室
山房筆叢》、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徐樹丕《識小錄》、周暉《金陵瑣事》、錢希
言《戲瑕》、劉仕義《玩易軒新知錄》、曹玉珂《過梁山記》、王士禎《居易錄》、金
埴《巾箱說》、梁玉繩《瞥記》、焦循《劇說》、李超瓊《櫃軒筆記》等書的記載。但
是這種說法最早的兩種版本出現於明末崇禎年間，比別的早期版本都晚。
三、施耐庵、羅貫中合撰，見高儒《百川書誌》的著錄，《水滸傳》“嘉靖本”（
北京圖書館藏八回殘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的題署，以及容與堂刊本的李卓
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園刊本大滌余人序的敘述。
例如高儒的《百川誌書》中說：“《忠義水滸傳》壹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本
貫中編次。”（“的本”是宋、元、明時代出版讀書界的常用語，意即“真本”；“編
次” 就是“編輯”的意思。也就是說，施耐庵是作者，是執筆人；羅貫中是編者或整
理者、加工者。）李贄《忠義水滸傳》中提到作者，說是“施羅二公”。高儒的生卒年
月不詳，但《百川書誌》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寫的自序，可見他大約和郎瑛
同時，也是嘉靖時人。
有這種題署的版本最早出現於明代的嘉靖、萬歷年間。
不管是施、是羅還是施羅二人合作，認為這部小說不是某壹個人的獨力創作，而是
根據前人的零散單本稿件進行統壹編纂，再加以發揮擴充，則是壹致的。因為在最早的
《水滸傳》出版之前，就已經有宋江故事流傳並有書籍出版了。
因此，《水滸傳》只有“編著者”，也就是郎瑛所說的“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
。編者的姓名，目前壹般認定是施耐庵，少數人以為是施耐庵和羅貫中合編，並認為羅
貫中是施耐庵的學生；更少數的人認為施耐庵不過是個假托的人名。例如魯迅在《中國
小說史略》中就說：“疑施為演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據，是最早出版的《水滸傳
》簡本書上並沒有編著者署名，過了幾十年，出來繁本，不但內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
名了。因此這個作者，很可能就是萬歷年間繁本的修訂者，造個元代人名字隨意加上去
的。甚至有人認為“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諧音，意
思“就是我”，也就是編者羅貫中。
用今天的讀者眼光來看，壹部文學作品，是有版權的，那麽作者為什麽不願意署名
呢？這中間，有壹個對“小說”的認識演變過程。
今天的讀者，認為“小說”是文學作品，“作家”的頭銜是光輝的。但是在中國古
代，“小說家”卻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說書人”，高級點兒的在茶館或“勾欄”也
就是妓院裏說，低級的只能在馬路邊說，跟叫花子也差不多。給說書人寫“話本”也就
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窮愁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煙鬼、酒鬼、嫖客、敗子。他們
幼年讀過書，懂點兒歷史，長大了闖蕩江湖，有許多社會知識和素材，落魄以後，無以
謀生，就編壹些歷史故事出來，或者自己講，或者把底稿賣給“說書人”，讓人家去講
。因此小說家的社會地位極低。不但不敢爭“版權”，有的還生怕別人知道，壞了“名
聲”。因為在讀書人的眼光中，寫詩詞歌賦的是“文人雅士”，寫小說的就是“無聊文
人”。例如明代的廬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學問不淺，官兒做得也不小，就因為
寫了壹部五卷二十二篇傳奇小說《剪燈余話》，盡管思想陳腐壹些，而且有些誇耀才華
，結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後還為此被取消進入鄉賢祠的資格，就是明證。在“正人
君子”們看來，小說家是“誤人子弟”的罪人惡孽，要受到責罵、受到天譴、遭到報應
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遊覽誌余》中說：羅貫中因為編《水滸傳》，“其子孫
三代皆啞”，以此證明這是“天報應”。清代的鐵珊在《增訂太上感應篇圖說》中說得
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滸傳》，其子孫三代皆啞。袁於令①撰《西樓記》，患舌癢
癥，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盡而死。高蘭墅②撰《紅樓夢》，終生困厄。王實甫作《
西廂》，至’北雁南飛‘句，忽撲地，嚼舌而死；金聖嘆評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絕嗣
。”鐵珊恨透了小說家，已經到了不惜用造謠來汙蔑小說家的地步了。
① 袁於令－－1592－1674， 明末清初小說家、戲曲家。吳縣人，清初曾任荊州
知府。作有傳奇八種、雜劇壹種。《西樓記》是他的代表作。
② 高蘭墅－－高鶚（1738？－1815？），字蘭墅，是《紅樓夢》後四十回的續作
者或編撰者。他於乾隆六十年中進士，在“清水衙門”翰林院當侍讀學士，所以說他“
終生困厄”。
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中國古代的小說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別號署名。例如漱六山
房、花也憐儂、蘭陵笑笑生等等。《水滸傳》是中國最早期的白話小說，寫的人物又都
是土匪強盜，宣揚“善殺人者即英雄”，鼓勵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有什麽可奇怪的呢
？
這裏咱們姑且按照壹般的說法，認定《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羅貫中。那麽
咱們先來看看這兩個人的生平歷史如何。
遺憾的是：關於這兩個人的歷史資料，少得簡直如鳳毛麟角，許多專家考證，甚至
連考古學家也參加進來發掘，所得到的資料，有的模棱兩可，有的被批駁者所否定（所
以魯迅就不信有施耐庵此人）。目前壹般的說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號耐庵，原籍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蘇州人，後來遷居江蘇興
化或淮安，元代至順二年，與劉基同榜得中辛未榜進士（1331），並與劉基結識，曾在
錢塘當官（當什麽官各本說法不壹，但不會低於知縣）兩年，後來終生不仕，立誌著書
。生卒年月大約1296－1370年（元元貞二年至明洪武三年）。也就是說：考中進士的年
齡大約是三十五歲，做官的年齡是三十六七歲至三十八九歲，著書的時間***有三十多年
。終年七十五歲。著書的地點，傳說是在江蘇興化的白駒場（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
〕冬，朱元璋與張士誠交戰，施耐庵為避戰亂，遷來白駒場西定居，現名施家橋）。
張士誠是元末泰州白駒人。白駒這個小鎮，當時屬泰州，現在屬鹽城。史書說張士
誠是泰州人，現在說他是鹽城人，當然也可以。
1353年，在亂世英雄起四起的時候，三十二歲的鹽販子張士誠和兩個弟弟揭竿而起
，稱帝稱王，雄踞東南十四年。張士誠是個復雜的人物，反反復復，先反元，後降元，
再反元，最後敗在朱元璋手下。他屬於“敗者為寇”的草莽英雄壹類人物。
施耐庵後來定居白駒，與張士誠可以說是小同鄉。許多有關施耐庵的著作上都說張
士誠和朱元璋都想請施耐庵出仕，應該不是空穴來風。
白駒場現在有施耐庵陵園，但不是原墓，原來的牌坊、墓碑早已毀了，矗立在墓前
的牌坊，是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重建的。施耐庵在白駒鎮寫作《水滸傳》的書齋，清鹹
豐五年由施耐庵的十四世孫施涔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代始祖施
耐庵的牌位。據1928年11月8日《新聞報》載：當地施氏宗譜卷末有施耐庵傳殘頁，為淮
安人王道生作，略述生平梗概而已。殘存文字如下：
公諱子安，字耐庵。元末賜進士出身。官錢塘二載，以不合當道權貴，棄官歸裏，
閉門著述，追溯舊聞，郁郁不得誌，賫（音jī機，指攜帶、懷抱）恨以終。公之事略，
余雖不得詳，可以縷述；公之面目，余不得親見，僅想望其顏色。蓋公死之年，七十有
五，而余尚垂髫。及長，得識其門人羅貫中於閩。同寓逆旅，夜間炧（音xiè謝，指殘
燭）燭暢談。先生軼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與慨然。先生之著作，有《誌余》、《
三國誌演義》、《隋唐誌傳》、《三遂平妖傳》、《江湖豪客傳》（按：即《水滸傳》
）。每成壹稿，必與門人校對，以正亥魚①。其所得力於弟子羅貫中者為尤多。嗚呼。
英雄生亂世，或可為用武之秋；誌士生亂世，則雖有清河之識，亦不得不賫誌以終。此
其所為千古幽人逸士，聚壹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與余墻壹間。惜余生太晚
，未親教益，每引為恨事。去歲，其後人述元先生移柩南去，與余流連四日。問其家世
，諱不肯道。問其誌，則又唏噓嘆惋。問其祖，與羅貫中所述略同。嗚呼，國家多事，
誌士不能展所負，以鷹犬奴隸待之，將遁世名高，何況元亂大作，小人當道之時。先生
之身世，可謂不幸矣。而先生雖遭逢困頓，而不肯卑躬屈節，啟口以求壹薦達；閉戶著
書，以延歲月。先生之立誌可謂純潔矣。……
① 亥魚－－成語“亥豕魚魯”或“魯魚亥豕”、“魚魯亥豕”的簡略，指字形相
似而讀錯。“以正亥魚”，就是“校正錯誤”的意思。
墓誌下文剝蝕，無法辨識。從文字看，作者比施耐庵小七十來歲，比羅貫中小三十
多歲，而且與羅貫中在福建見過面，所講的事跡，應該可信。
但是據《水滸》研究者及考古學家考證，此文見於清代的施氏族譜，不是明代的版
本，有偽造的嫌疑。這裏姑妄錄之。
當地民間傳說：施耐庵和明末起義軍頭領張士誠及其部將有來往，有許多人物的原
型，是從起義軍中演化而來的。他看到當時反元義軍的頭領，時常反反復復，投降元朝
，因此故意編個宋江投降後的可悲結局，警告那些愛投降的義軍首領雲雲。壹說劉基曾
奉朱元璋的旨意到興化邀請施耐庵出仕，但是被施耐庵婉言謝絕了。還有傳說劉基把施
耐庵的著作帶給朱元璋看，識字不多的朱元璋看後認為這是“倡亂之作”，下令銷毀，
不許民間刊刻，所以直到壹百七八十年後的嘉靖年間，興化有個進士叫宗臣，被朝延派
到福建去擔任“提學副使”，負責訓練壯丁，抗禦倭寇。時在福建的羅貫中的後人以“
鄉誼”的身份去見宗臣，請以家藏小說（即《水滸傳》）付梓，讓軍民暇時看看，以激
勵誌氣。得到宗臣的許可，才由福建坊間以《忠義水滸傳》為名刻印出版。－－這個版
本，現在已經失傳，只剩下五回或八回的殘頁。
羅貫中，名本，壹說名貫，字貫中，號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壹說錢塘人或廬陵
（今江西吉安）人，生卒年月約為1330－1400，終年七十壹歲。也就是說，羅貫中比施
耐庵小三十五歲，施耐庵中進士的那壹年，羅貫中剛出生；施耐庵死的那壹年，羅貫中
四十壹歲。羅貫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有《三國演義》、《三遂平妖傳》、《隋唐誌傳
》、《殘唐五代史演義》、《粉妝樓》、《龍虎風雲會》等***有幾十種。但是從文字水
平看，比《三國》相差太遠，不大可能出於同壹人之手，有可能是早期作品或偽托。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說羅本（羅貫中）是施耐庵的門人。高儒《百川書誌》
說：“《忠義水滸傳》壹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本貫中編次。”意思是說：《水滸
傳》是施耐庵寫的，羅貫中編的，也可以理解為兩人合作的。粗粗壹想，這種情況似乎
不大可能：施耐庵辭官不做，開始著述的年齡是四十二歲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
已經成熟了；這時候羅貫中還是個三歲的小孩兒。等到羅貫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說已經
寫了近二十年，應該定稿了。壹般說來，老師水平總應該比學生高些或略高些（當然青
出於藍的也不少），但是事實上羅貫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施耐庵著述三十多年
，壹生只編撰了壹部《水滸傳》（也許還有別的著作湮沒了），而羅貫中壹生卻寫了十
幾部書；羅貫中寫《三國》，戰爭場面寫得十分生動，地理位置也大都與實際相符，而
《水滸》所寫的戰爭場面大都出於想象，地理位置更是錯誤百出，是名副其實的“紙上
談兵”；《水滸傳》如果經過羅貫中編輯整理，戰爭場面應該寫得比現在的版本更好壹
些：作為學生，而且參與“編次”，總不會眼睜睜地看見老師的作品中錯誤百出而無動
於衷吧？
《水滸傳》裏的地理性錯誤相當多，單是常識性的，就不下幾十條，這裏不壹壹列
舉，只說幾處最突出的：
第壹，從大名府運送生辰綱到開封去，幾乎是壹條向南的直線路線。書中通過楊誌
的口說，要經過黃泥岡、二龍山、桃花山等強人出沒的地方，也就是說，在大名府的正
南、開封府的正北面。最後生辰綱在黃泥岡被劫。這個黃泥岡，按今天梁山旅遊風景區
的介紹，在梁山南面三十裏的壹個黃土丘陵上（屬於人工制造的旅遊景點）；按《水滸
傳》書中介紹，卻在大名府的正東面，屬於濟州管轄。後文又說：二龍山、桃花山和清
風山同屬青州管轄。青州在濟州的東北，離大名府到開封的路線相距千裏！
第二，武松在滄州別了柴進和宋江，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卻路過陽谷縣的景陽岡
打死了壹只老虎。清河縣在滄州的南面六七百裏，陽谷縣在清河縣的南面二三百裏，三
個地方基本上是壹條直線。從滄州到陽谷縣路過清河縣是很可能的；但是要路過陽谷縣
，就好像從北京到濟南去卻路過了南京壹樣，是個大笑話！
第三，戴宗從江州（今江西九江）出發到開封去送信，不向北走直線經漢口、信陽
，卻繞了壹個大圈子往東跑到山東去，在梁山泊經過！
第四，為了救宋江，梁山好漢二百來人不遠來回六千裏路從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場，
回來的時候，還收了四個好漢和近壹千人馬，壹路沖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這樣的軍
事部署，不懂打仗的假冒偽劣軍師吳用也許敢於這樣做，懂得三國紛爭的羅貫中，敢於
這樣寫麽？不要命了呀？
第五，為了救史進和魯智深，梁山泊出動七千大軍，沿黃河而上，經過都城開封和
“泥丸可封”的天險潼關，直達華州，半路上還劫持了欽差大臣的“金鈴吊掛”，救出
史進和魯智深，又平安回到梁山，來回三四千裏！－－這簡直是古今中外戰爭史上獨壹
無二的神話！宋代的軍事力量的確比較薄弱，被稱為“宋鼻涕”，版圖最小，四周都是
強敵，國內還有許多“獨立山頭”，但也絕不可能讓宋江等人“橫行”到這種程度。宋
江如果僅帶壹兩千或七千人馬就能夠做到“縱橫天下”，“大宋”的江山不拱手讓給宋
江，也早已經被“異族”所吞並了。
像這樣的笑話，熟悉三國戰事艱辛的羅貫中，會這樣寫麽？
盡管寫小說可以虛構，《水滸傳》中甚至虛構了根本不可能的呼風喚雨、妖魔鬼怪
和九天玄女贈送天書之類的情節，但是地理性錯誤卻不能允許，只能說是作者的地理知
識貧乏，屬於小說的“硬傷”。
這裏，還要特別指出：《水滸傳》中的地理性錯誤，只錯在北方地區，到了後面，
宋江大軍壹開到浙江去“征方臘”，據我高中時代的同學、浙江水滸學會會長、杭師院
中文系主任馬成生教授的研究，作者對浙江的地理環境特別是杭州地區的地理描述，小
到壹個村莊、橋梁、山頭、廟宇，都具體、詳細而準確，真是熟之又熟，壹點兒錯誤也
沒有。
這說明什麽問題呢？這說明《水滸傳》的作者或編撰者沒有到過北方，是個南方人
，而且就是杭州人！－－這身份，與施耐庵、羅貫中完全符合。他們寫北方的故事，只
是根據話本照抄，以訛傳訛也無可奈何，只有寫到浙江，方才發揮了“本地人”的優勢
，把地名都“落實”到具體的地方了。
除了地理方面的錯誤之外，氣候方面的錯誤也不少。下面也隨便舉兩個例子：
“風雪山神廟”之後，那雪依舊紛紛揚揚地下得緊，可是林沖在嚴冬歲末走了十來
天，到了梁山，看到的梁山泊居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遙天”，他也還能夠坐著小嘍啰
劃的船上了梁山。不但這壹年梁山泊湖水沒有結冰，整部《水滸傳》，梁山泊就從來沒
有結過冰！這對千裏冰封萬裏雪飄的華北來說，簡直就是亙古奇跡！
再例如呼延灼用鐵甲連環馬進攻梁山泊的時間，也正值冬令，先不說這種連環馬根
本就不可能上戰場（只要射倒壹匹，就得拖著走），就那冰封的湖面，任何馬匹都無法
奔跑，都要滑倒，哪兒還用得著徐寧的鉤鐮槍？
有人從語言方面分析，認為《水滸傳》中使用了大量山東、河南方言，據此而否定
了《水滸傳》是身居錢塘的施耐庵或羅貫中編寫的說法。其實《水滸傳》的故事來源是
宋元話本，而話本的主要流行地區是河南、河北、山東，話本所使用的文學語言是當時
的“官話”，也就是“首都語言”開封方言，這是不足為怪的。有許多方言語詞，很可
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話本底稿的。
簡短的結論：綜合諸多材料來進行分析，《水滸傳》並非成於壹時，也不是作於壹
人之手；從宋代到明代，有許多通俗文學家對這部小說進行過增潤修飾，其中施耐庵可
能是“總其成者”，貢獻最大。
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標明原作者為施耐庵、羅貫中 人，引起許多觀眾的疑惑：《水
滸傳》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壹個人嗎，怎麽變成了施耐庵、羅貫中兩個人？
說來話長。
在清代和在民國年間，《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是貫華堂刊本，即金聖嘆評本（七
十回本），它所題署的作者為施耐庵。而在中華人民***和國成立之後、“文化大革命”
之前，《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則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題署的作者仍然是
施耐庵。同時，在許多文學史著作的論述中，也把《水滸傳》的著作權歸之於施耐庵壹
人。因此，長期以來，“《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 這個看法已經給人們留下了極深
刻的印象。其實，關於《水滸傳》的作者，歷來存在著多種說法，“施耐庵撰”只不過
是其中的壹種而已。撇開那些荒誕不經的說法（例如，《水滸傳》藜光堂刊本題“姚宗
鎮國藩父編”）不算，明、清兩代，在《水滸傳》版本上，在文人們的筆記和書目的記
載中，主要的說法有如下三種：（壹）羅貫中撰 見於郎瑛《七修類稿》、田汝成《西湖
遊覽誌余》、王圻《續文獻通考》、《稗史匯編》、許自昌《樗齋漫錄》、阮葵生《茶
余客話》等書的記載，以及錢曾《也是國書目》的著錄。
（二）施耐庵、羅貫中合撰 見於高儒《百川書誌》的著錄，《水滸傳》“嘉靖
本”（北京圖書館藏八回殘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的題署，以及容與堂刊本
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園刊本大滌余人序的敘述。
（三）施耐庵撰 見於《水滸傳》雄飛館刊本、貫華堂刊本為題號，以及胡應麟
《少室山房筆叢》、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徐樹丕《識小錄》、周暉《金陵瑣事》
、錢希言《戲瑕》、劉仕義《玩易軒新知錄》、曹玉珂《過梁山記》、王士禎《居易錄
》、金埴《巾箱說》、梁玉繩《瞥記》、焦循《劇說》、李超瓊《櫃軒筆記》等書的記
載。
哪壹種說法最可靠或比較可靠呢？
先從文人的記載看。
第壹種說法，首見於郎瑛（1487-1566）的《七修類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時人。
第二種說法，首見於高儒的《百川書誌》。高儒的生卒年不詳，但《百川書誌》卷首有
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時，也是嘉靖時人。第三種說法，首
見於胡應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筆叢》。而胡應麟乃萬歷時人。因此，從它們
分別出現的時間上比較而言，第壹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無疑要早於第三種說法。
再從《水滸傳》版本的題署看。
第壹種說法不見於現存的任何版本的題署，以第二種說法為題署的版本大多出現於
明代的嘉靖、萬歷年間，第三種說法的兩種版本則出現於明末的崇禎年間；因此，從時
間上說，也同樣是第三種說法要晚於第壹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
這樣說，是不是意味著第壹種說法、第二種說法比較可靠，第三種說法最不可靠呢
？ 這倒不壹定。
以第壹種說法而論，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們知道，羅貫中是《三國誌演義》的
作者。在這壹點上，並不存在爭議。而《三國誌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小說，在語言
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淺近的文言。後者卻出之以通俗的白話。說它們出於同壹
作者的筆下，實在很難獲得人們的首肯。
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雖然有出現早和出現晚的差別，但它們卻有著***同點：以
施耐庵為作者或作者之壹，它們實際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它們都是
比較可靠的。
第二種說法，以施耐庵、羅貫中為***同的作者，有壹定的道理。但缺憾在於，它沒
有交代清楚他們是什麽樣的合作關系：二人之中，誰為主，誰為次？依照常理來判斷，
不可能恰好是50%對50%，沒有那麽的湊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滸壹百單八將圖》題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實了施、羅
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給予施耐庵，把後五十回給予羅貫中。這僅僅是壹種憑空的猜
測，而且出現的時間太晚：只有在《水滸傳》壹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後，它才
可能在人們的頭腦中萌生。
要比較準確地理解他們的合作關系，目前唯壹的途徑便是考察明代有關《水滸傳》
作者的題署 高儒《百川書誌》：“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嘉靖本”、天都外臣
序本、袁無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
所謂“的本”，是宋、元、明時代的常用語。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寫”
之意。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執筆人。所謂“纂修”，可解釋為“‘編輯”，和“
編次”是同樣的意思。這等於說，羅貫中是編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壹，施耐庵的著作權應該得到毫不含糊的確認；第二，羅貫中參預了創作
的過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應該得到公正的對待。
基於上述認識，我認為，從狹義上說，施耐庵是《水滸傳》的作者；從廣義上說，
《水滸傳》是施耐庵、羅貫中二人合作的產品。
總之，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標明原作者為施、羅二人，是有根據的，並沒有什麽
錯處可以指摘。
選自《文史知識》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