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12日，壹群中國姑娘登上客輪，她們都穿著帶有“中國”字樣的運動服。客輪緩緩離開上海黃浦江碼頭，向東北方向駛去。這16名姑娘就是中國女子排球隊的成員，她們要東渡扶桑，參加在日本大阪舉行的第六屆遠東運動會。這是中國女子排球隊第壹次出國比賽，而且也是中國女性首次出國參加運動會。
中國人提議
增設女子國際比賽
在1921年第五屆遠東運動會上，中國外交次長、中國體育代表團主事王正廷就提出，在下屆遠東運動會中增設女子項目，借此提高婦女地位，發展女子體育運動。在中國的提議下，菲律賓、日本和中國組成的遠東運動會競技委員會最終決定：在第六屆遠東運動會上，增設女子排球和女子網球比賽。
“排球”的英文意思是空中擊球，剛傳入中國後叫“隊球”，直到1930年才正式改稱排球。排球起源於美國，是1895年美國人威廉·摩根創造的。
隨後，排球逐漸傳到世界各地，印度、菲律賓和日本都是亞洲排球傳入比較早的國家。排球傳入中國大概是在1905年，是由基督教青年會體育幹事以及留學生引進，最早興起在廣東南武中學和香港皇仁書院等壹些學校，不久就傳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成為人們喜愛的壹種活動。
中國的女子排球出現較晚，人數也較少，只集中在廣東、上海少數學校裏，當時還沒有專門從事排球的女運動員。
1923年的遠東運動會即將開始女排比賽，盡管只是表演賽，但也引起了北洋政府的高度重視，把它看作是樹立自己威望的大好時機，執意要組隊參加。
全國選拔女排隊員
當時的國務總理張紹增親自過問了此事。本來只打算讓基礎好壹些的廣州南華女排代表中國出賽，但後來考慮可借此機會在全國提倡女子體育，因而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選拔。
4月份北洋政府部門發布命令，要求所有女子學校、體校必須保送人選，到上海參加選拔。選拔那天，看臺上坐滿了高級官員，專業的排球人士倒不是很多。30多位選手分成幾組對抗，大家技術都很差，主要標準就是身體和潛力。
到5月初，最終確定有16位選手入圍，她們是：上海的蘇祖祺、張畹清、賀生曦、陳彥融、高愛鴻，蘇州的陳翠英、蘇同文，南京的嶽繼先，廣東的熊可欣、李首民、王星璦、李晴雪，天津的郝雨春、高玉珍，北京的陳彩英、黃振球。就這樣，中國最早的女子排球隊誕生了。
首戰失利次戰成功
第六屆遠東運動會5月21日開始舉行。中國派出了包括女子排球在內的113人的代表團去日本。運動員壹靠岸，就受到中國駐日使館人員和留日學生的熱烈歡迎。簡短的歡迎儀式結束後，就開始了宴請。女排姑娘壹次又壹次地不停赴宴，幾天下來每個人都感到很疲憊。
參加這次運動會的女子排球隊只有三支：日本、菲律賓和中國。當時排球比賽實行的是12人制，每排3人，站成4排。在此之前，比賽都是16人制。據說，起因是中國男排參加第壹次遠東運動會時，沒有湊足16個隊員，比賽規則才臨時從16人改為12人。
5月23日中國女排首戰日本女排。面對已經在壹起準備訓練了將近5年的日本女排，中國女排顯然不是對手。許多人根本不懂規則，以至於鬧出很多笑話。由於是表演賽，大家精神倒是很放松，在場上說說笑笑，比賽幾次被迫中斷。
中日比賽時，日本女排發過第壹個球，中國隊就不知道如何應對，妳碰我，我碰妳，幾乎撞到壹起。隨後，中國隊穩住了陣腳，可是沒有什麽技術，大多數球只能簡單地托過網去。整場比賽，僅用了十幾分鐘。
0比2輸給了日本，然而中國女排的姑娘們並沒有放棄，在接下來的比賽中，她們戰勝了菲律賓隊，最終獲得了表演賽第2名。雖然成績不算理想，但它是中國女子運動員第壹次正式參加大型運動會的比賽，而且是第壹次走出國門參加國際性的體育比賽，所以其意義遠遠超過了體育比賽本身。1923年上海《大公報》登載的評論說：“此次中國女子與賽，本意不在爭勝，為向世界宣傳中國婦女對於競技之覺醒耳。”隨後五屆遠東運動會中國女子排球隊都參加了，都獲得了第2名。
第壹代女排國手
命運坎坷
第壹次代表中國出國比賽的女排國手，回來後基本都改行了。到1925年第七屆遠東運動會時，她們的身影就沒再出現在排球場上。
來自上海的陳彥融原是壹所女子體操學校的學生，回來後又幹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張畹清出生於1904年，生父姓周，家境貧寒。3歲時生父將她送給橫塘鎮張阿榮為養女，改姓張。六歲時隨養父赴滬謀生，住在福州路某裏弄的壹家閣樓上。養父在弄口擺糖果攤，她每天給私塾打掃衛生，每月月底幫老師到同學家收學費，於是得以免費在這家私塾上學，完成相當於初小的學業。
1910年，邵力子任校董的民生女學招收免費生，她幸運地被錄取，上了三年高小。小學畢業後，在壹位同學的資助下，進入民立女中，第二學期開始，江陰橫塘張氏祠堂破例為她補助學費，於是才上完中學。後來她又考入中國女子體育學校，但學的並不是排球，而是田徑。1923年北洋政府在全國選拔女子排球隊員時，她被學校推薦，經過選拔，最終成為女排隊員。從成為隊員到出國比賽，只不過壹個月的時間。
回國後不久，張畹清就到壹所中學教書了，但不是體育，而是音樂。文革期間，她先後被抄家兩次，被打得遍體鱗傷後又被趕到附近危房破土地廟存身，導致胃潰瘍穿孔，並發腹膜炎。幸虧及時搶救，做了胃切除手術，才得以幸存。８０年代初，她被安排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工作。1991年4月28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