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樂山市沐川縣。從成都出發，要換三趟車、使用三種交通工具，最後還得手腳並用地爬壹段山路，至少花費7個小時。結果，74歲的莊稼人王作禮只用短短的19個字就向外鄉人說清了他家的故事：“我有五個兒子，三個兒子生病，到現在死了兩個。”
起初，他們以為這種“怪病”是肺結核，後來又有人說是出去打工中了“鉛毒”，直到幾年後拿到診斷證明書才知道，這原來是壹種名叫矽肺病的職業病，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塵肺病。
這時，它已經讓王家三個兒子的肺部壹點點地纖維化，最後變得像石頭，壓得他們喘不過氣，壓垮了生命以及這個原本就貧困的家庭。
10年間，王作禮失去了兩個兒子，還有壹個已是矽肺二期。他的家庭被塵肺包圍了，他的鄰居也沒能逃脫。在這個800多人的村子裏，塵肺病患者至少有15人，至今只剩8個還在呼吸。
“哪想得到什麽塵肺不塵肺的，只想多掙點錢”
家中最小的兩個兒子去世了，留下74歲的父親王作禮和75歲的母親楊才書。
王作禮的腰彎了，渾身的關節都在疼。楊才書整宿睡不著覺，白天呆坐在炭火盆邊垂著頭打瞌睡，連拐杖摔在地上都沒聽到。空蕩蕩的屋子裏，只有他們養的公雞蹦來蹦去，神經質地叫個不停。
王作禮有七個兒女，去世的老五和老六生前和他們住在壹起。52歲的大兒子王祖全獨居山下，有時會爬上山來看看他們。這個中年男人總是駝著背，矽肺二期讓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更老壹些。
這條熟悉的山路，王祖全曾經壹口氣就能跑上來，現在歇上三四次，還喘個不停。1988年農閑，27歲的他就沿著這條泥濘的小路走出大山，去甘洛縣的鉛鋅礦區打工。
位於涼山彜族自治州的甘洛縣有豐富的鉛鋅礦資源，山上遍布的礦井就像馬蜂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它被稱作四川的“小香港”。本地和鄰縣的許多年輕人都去那裏淘金，其中就有王祖全和他的四個弟弟。
人們口中的“小香港”，其實到處灰蒙蒙的，空氣混雜著濃重的柴油味，與山清水秀的沐川相比簡直是“兩重天”。不過，那裏的礦工掙得比沐川縣城公職人員還要多兩倍。對於壹個只有3畝田的9口之家來說，這是條“劃得來”的出路。
“哪想得到什麽塵肺不塵肺的，只想多掙點錢。”坐在炭火盆邊，王祖全避開升起的煙，瞇著眼睛說。那時，他對生活最大的期望，就是“幸福壹點，找個對象，回來好好過生活”。
在礦井裏拉了壹個月的沙子，王祖全覺得不掙錢，改行當了炮工。他佝僂著腰爬進窄小的洞口，在巖石上打孔，把炸藥填進去，再跑到幾十米外點燃引線。他的防護裝備，就是壹只最普通的防塵口罩。
灰塵讓王祖全看不清壹米外的人。從井洞出來，他滿臉白灰，咳出的痰裏也帶著灰。在那種環境裏，連老父親都認不出自己的兒子了。1991年，王作禮在甘洛礦上做過5個月的飯，他只記得有人從洞裏鉆出來，但四處都是灰塵，根本看不清他們的臉。
“當時不曉得沙。”20多年後，王作禮搖搖頭，露出壹絲苦笑。
沒人把這些白灰當回事。王家兄弟幾個在礦上碰面時，也抱怨這裏的空氣讓人惱火。可壹轉頭，他們又商量著跟哪個老板幹活時間短、掙得多。他們天真地以為，只要把自己洗幹凈就沒事了，“就算灰塵吃到肚子裏，最後也會排出來啊”。
村裏人還在羨慕這些“先富起來的”。看到拎著水果回家的他們，有的鄰居用誇張的語調招呼著：“哦，掙大錢的回來嘍！”
去甘洛零碎地打了4年工，31歲的王祖全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他娶了比自己小10多歲的姑娘，還用打工攢下的壹萬塊錢在山下的公路旁蓋了80平方米的磚木結構新房。第二年，他們的兒子出生。
“她年輕，別人都說她漂亮。”盡管這段婚姻只維持了5年就因貧窮而結束，但提起那段光彩的日子，王祖全耷拉的嘴角終於揚起來，露出羞澀的笑容。
“錢沒掙到，病弄到了，啥子名堂哦”
最先感覺這些灰塵不太對勁的，是從小體質就弱的老六王祖華。
2003年，留在礦上的王家兄弟只剩下老大、老五還有老六，三個人已經斷斷續續當了10多年炮工。這年農閑，他們像往常壹樣鉆進井洞，可沒幹多久，老六就開始壹直咳嗽，總覺得累，最後連路都走不動了。甘洛縣的醫生說他得了肺結核，讓他別在礦山幹了。
老六回家吃了大半年治肺結核的藥，病沒好，胃口倒變差了。這個三十出頭的小夥子只要晚上脫了衣服睡，第二天起來就會感冒，半個月都好不了。
那壹年，甘洛縣的礦山發生了塌方事故，四川省政府要求對非法開采的礦區進行整改。被遣散的工人忙著找其他活路，沒人在意王家老六的這種病。
老五王祖團還是單身，那段時間，他正四處找對象，剛剛認識了壹個離婚、在縣城有正式工作的女人。可從甘洛回來半年後，他也開始咳嗽，還咳出了血。
老五的病來得比老六更兇。父親把田地轉包出去，拿了4000元送他去山西治療結核病的專科醫院，治了壹個多月，錢花光了，病卻不見好轉，最後只好回家繼續吃普通的感冒藥。
怕他的病傳染，家裏人單獨給他備了副碗筷，飯菜也是單舀出來的。
只有壹年時間，老五的身體就垮了。他瘦得不成樣子，走不了路，睡不了覺，躺在床上後背疼，坐在火盆邊又差點壹頭栽進去。
這個淘氣、愛結交朋友的年輕人，變得脾氣暴躁，壹會兒要喝水，壹會兒又要喝粥，等到母親楊才書端過來，他又吃不下了，只是粗重地喘著氣，脖子壹下壹下地向上抻著。
胸口疼得受不了時，他用秤砣砸自己的腦袋，因為沒有力氣，只砸出壹個大包。他想摸燈泡電死自己，結果也沒死成。
“砸也砸不死，燒也燒不死，沒得問題了。”老五又嚷嚷著讓父親賣掉家裏的牛犢，給他買藥治病。
兩個兒子接連生了“怪病”，都要拿錢吃藥，王作禮心裏很惱火。這個家本來就不富裕，住的還是土坯房，屋裏連個電視機都沒有。患有風濕的王作禮常常要走兩公裏的泥漿路，上山砍壹百多斤竹子，扛在肩膀上再走壹個多小時山路背到公路邊，換三四十元貼補家用。
好脾氣的他有時也忍不住抱怨：“錢沒掙到，病弄到了，啥子名堂哦？”
兒子和竹子把王作禮壓得喘不過氣。“不是這裏痛就是那裏痛。”他伸出壹雙皺巴巴的大手，揉著上面的關節。“他的腰桿也傷了。”坐在旁邊半天沒說話的楊才書心疼地插了壹句。
2005年冬天，老五病得“心裏發慌”。他藏在屋裏的石磨後面，沖出來毫無緣由地給大哥頭上壹菜刀。王祖全捂著頭，血順著手指縫流下來。要不是老五病得沒有力氣，這刀下去他就起不來了。
住在縣城的弟弟雇了輛面包車趕來，背大哥下山，去縣醫院縫了7針。這道傷口留在王祖全的頭皮上，現在還時時作痛。
楊才書嚇得不敢在家裏呆著，跑到鄰居家吃了幾天飯。
在屋裏叫喚了兩天後，36歲的老五王祖團死了。誰也說不清他最後到底是什麽樣子，只記住了那驚心動魄的壹刀。直到老五咽氣，全家人依然認為奪走他生命的是肺結核。楊才書把他用過的碗筷在屋外摔碎了，怕勾起傷心事，又把他的照片燒了。如今，這個家中找不到壹絲他存在過的痕跡。
葬禮上，楊才書哭得昏了過去。家裏另壹個病人老六害怕了，他有些灰心地問大哥：“以後我怎麽辦啊？”
“已經照得很清楚了，就是塵肺”
老五埋在屋前坡地的竹林裏，連塊墓碑都沒有。
按照當地習俗，白發人送黑發人，墳冢不能起在比自家屋子高的地方，也不能給晚輩掃墓。老五直到死都沒有成家，連個上墳的人都沒有。這些年，雜草從墳堆的石塊裏肆意地鉆出來，青苔已經快把那裏占領了。
老五生病那幾年，村裏好幾個年輕人也出現了相似的癥狀。和王家三兄弟壹樣，他們都在甘洛縣打過工，當的也是炮工。人人都以為這是肺結核。大家坐在壹起打牌、擺龍門陣，背地裏卻偷偷說：“別跟他們得病的壹起吃飯，要傳染的。”
就連鄉裏的醫生都提醒過壹個村民：“妳要註意嘍，妳們村那麽多肺結核，妳跟他們壹起，別被傳染了。
老五是這些人中第壹個去世的。看到他死前的樣子，其他得病的人害怕了，有人說“不知道哪天就輪到自己了”。
不過，湊在壹起閑聊時，也有人開始覺得事情有些蹊蹺：怎麽只有去甘洛打工的人才得這個病，家裏親近的人反倒沒壹個被傳染呢？直到他們聽說沐川縣又死了兩個工友，這才意識到這個病大概和自己的工作有關系，可能是在甘洛中了“鉛毒”。
當時他們認為，這是“自家倒黴，命該如此”。王祖全還勸六弟：“打工時不知道，得了病只能自己保養。”
實際上，五弟去世時，王祖全已經感覺自己的“鉛毒”也發作了。他心慌、胸悶，癥狀和老五、老六剛發病時壹模壹樣。這個原本壹天能挖半畝地的男人，現在跑得稍微快壹點就覺得累。2006年，他去縣城看病，醫生指著他的肺部CT說，上面有“小點點”。
“妳的肺有問題，不能去打煤礦了，要好好調理。可能是塵肺病，這個病兇得很。”醫生說。
這是王祖全第壹次聽到“塵肺病”這三個字。他模糊地意識到，奪走五弟生命的可能並不是肺結核，而是十幾年前就被他們吸入肺泡的灰塵。
從醫院回來，他沒忘提醒同樣去甘洛縣打過工的鄰居李樹權：“妳可能也得了。”
和老五同歲的李樹權急得連連擺手：“我沒得沒得。我壹點感覺也沒有。我口罩捂得緊，幹工幹得起，走路也走得起，還能扛200斤竹子。我肯定沒得問題！”
兩年後，李樹權突然感到心慌，覺得“有壹股氣在五臟六腑遊走”。他感覺不妙，趕緊托熟人帶他去臨近大壹點的縣城看病。
“妳是不是在礦上幹過？妳得了塵肺病。”醫生很直接地告訴他。
李樹權懵了，他帶著胸片又去成都的華西第四人民醫院（四川省職業病防治醫院）檢查。醫生只跟他說了壹句話：“不用再查了，已經照得很清楚了，就是塵肺。妳趕緊找妳的老板打官司吧。”
“他們死了，我以後還不知道怎麽死呢”
老六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疊成壹個小小的四方塊，收在紙盒裏。拿到這張證明時，他已經病了7年，矽肺三期，相當於到了晚期。
證明書上的鉛字提醒他“壹年復查”。但還沒到壹年，他就去世了。這張來之不易的紙，如今已變得褶皺、潮濕，壹些地方甚至生了黃斑。
2010年底，壹家網站的誌願者用攝像機記錄下老六王祖華最後的樣子。鏡頭中的他戴著鴨舌帽，穿著厚重的黑色上衣，喘氣聲很大，說話時臉上閃現出壹絲不合時宜的幽默感。
“我們五弟兄都是幹這壹行的，死了壹個。”他想了想，瞪大眼睛補充，“他死了5年哦。”
在老五王祖團之後，村裏又有3個年輕人還沒搞清自己得的到底是什麽病，就稀裏糊塗地死了。
要不是河南人張海超的出現，他們對真相的等待還會更加漫長。2009年，28歲的河南小夥子張海超在醫院“開胸驗肺”，打算用這種極端的方式證明自己患有塵肺病。他的故事被媒體報道後，用人單位予以61.5萬元的工傷賠償。
那時，遠在四川山裏的這個家庭已經快撐不住了。老六的病越來越重，每隔壹段時間，王作禮就要踩著泥漿路，徒步兩個小時去鄉裏給兒子買藥，每月藥費六七百元。他向妹妹借了1萬元，至今沒還上。
同村的工友在手機上看到張海超的新聞，才知道原以為只能“自認倒黴”的職業病，也屬於工傷，可以得到賠償。可他們當初並沒有和礦主簽訂勞動合同，礦山整頓後這些礦主早已不見蹤影。沐川縣幾十個生病的工友聯名給衛生部寫了封信，很快得到了批復。他們拿著“紅頭文件”去信訪局開證明，租了輛大卡車壹起去樂山市疾控中心做鑒定。
拍完CT，壹位醫生出來對走廊上的他們說：“妳們幾十個人，全都有問題。妳們要抓緊時間。”
那壹次，沐川縣經醫學鑒定確認的塵肺病患者***有47人。王祖全是矽肺二期，鄰居李樹權也是矽肺二期，老六王祖華已經是矽肺三期。
老六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王作禮請人做好了棺材，就停在屋子裏。診斷證明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幫助。這個愛說笑話的小個子，最後連話都說不完整了。他難受得在床上爬來爬去，疼得想用刀子捅自己的胸口。
“我已經完了，絕對完了。”清醒的時候，他不放心地對大哥說，“我要是死了，妳們多照顧父母。我死了，他們以後咋辦？”
說起這些事，王祖全低下頭，重重地嘆了口氣。“哎，他們死了，我以後還不知道怎麽死呢。”
楊才書在小兒子床邊守了好幾宿。王作禮剛替下她，老六睜開眼看不見母親，嘴裏叫著“媽——”。
2011年1月31日，距離春節還有兩天。躺在床上抻著脖子日夜呻吟的老六，讓父親抱他去解手。這個40歲的男人已經瘦得只剩60多斤了。到了廁所，老六解不出來，王作禮又把他背回屋裏。他本想把兒子放在竹椅上歇歇，可老六的身子壹下滑到地上，王作禮回頭才發現，兒子已經停止了呼吸。
“哪個曉得他就死了。”王作禮平靜地講完那天發生的事情後，突然重重地說：“這個病，死也死不到，好也好不到！”然後，他又呆坐在火盆邊，回到往日的沈默中。
老六去世後第二天就是除夕。鄰居幫忙把他的棺材擡到竹林裏埋了，和老五相隔不遠。送走鄉鄰，已經到了吃年夜飯的時候，家裏人都沒胃口，隨便弄了點剩飯剩菜將就吃了。在他們的記憶裏，那個本該熱鬧的夜晚冷得很，天空飄起了雨和雪。
“怕啥子？要走這條路的，終究要走”
老六帶著肺裏的灰塵走了，他也把灰色留在屋子裏。
這個家庭才剛剛告別了帶著裂紋的土坯房。汶川大地震後，他們用政府補助的錢在老屋旁邊蓋了寬敞的新房。新家的大門上還貼著喜慶的對聯：“出門求財財到手，在家創業業興旺”，橫批是四個字——“幸福之家”。
可最終迎接他們的還是不幸。新屋還沒粉刷，老六就去世了，墻壁至今都保持著水泥本來的顏色，房間裏顯得灰沈沈的。
有半年時間，楊才書和鄰居說著說著話，眼圈就紅了。好不容易緩過勁來，昏昏沈沈的她又在菜地裏摔了壹跤，半個身子都沒了知覺。出院後，她的腰伸不直，只能靠手裏的竹竿支撐身體。
怕她傷心，王作禮和大兒子用塑料紙和竹竿搭了個屏風，擋在家門口，免得壹出門就能望見老五的舊墳和老六的新冢。
可楊才書的心已經傷透了。有壹次，王作禮帶她出去散步。老兩口牽著壹根竹竿下山，走在前面的楊才書突然說：“我不想活了，不如壹頭栽下去。”王作禮勸她：“以前都沒的吃，都活過來了。現在生活這麽好，妳還要死？”
王作禮的心裏其實也不好過。老伴這麽壹病，家裏的活全都壓在他身上。清晨5點多，他就要起床，燒火、燒水、做飯，有時還得上山砍點兒竹子。12歲就下地幹活的他，如今身體已經吃不消了。
老人的眼睛也不大好使了，他把電話號碼放大幾倍後抄在墻上才能看清。可關於楊才書的壹切，他卻眼明手快。這些天家裏來了客人，他看見老伴在飯桌上只吃眼前的素菜，就探身夾了塊肉餅放進她碗裏。過了壹會，他發現老伴壹個人呆坐在墻角，轉身又從廚房裏拎了個炭火盆出來。
王作禮的身上還背著兒子治病時欠下的債。他對生活的希望，只剩“快點還上錢”這麽簡單。可當家裏的外鄉客人要把鈔票塞給他時，老人卻連著往後退了幾步，退到了墻角。他擺了擺手，揚起下巴說：“這是妳個人的錢，我不能要。”
職業病診斷證明書沒有讓他們的維權變得壹帆風順。甘洛縣的礦山早就被政府收回後拍賣了，新來的老板說這些歷史欠賬和他們沒關系。
王祖全他們到甘洛縣法院起訴，對方不受理；到省裏上訪，信訪局的人說：“妳們這個由當地政府解決”；回到沐川，政府官員又說：“我們當地政府困難，只能向上匯報、請示上級領導。”
就連曾經羨慕他們的村裏人也說起了風涼話：“找政府也沒用，妳自己去掙錢得的病，與政府有什麽關系？”
對於這件事，1990年代中期“脫貧”的沐川縣也覺得“挺尷尬”。縣信訪局局長解釋道：“他們要求進入工傷保險賠償，我們解決不了，我們只能關心他們的生活、就醫和子女就學。這是跨地區的事，必須由甘洛來解決。我們也希望通過媒體呼籲，讓對方認這個賬。我們現在無能為力，也很尷尬。”
而在甘洛，等待“認賬”的塵肺病患者至少還有上百人。
王祖全的病在等待中變重了。別人給他拍照時，他努力想讓自己看上去精神壹點：夾緊雙臂，手指貼在褲縫上，可後背就是伸不直。每天晚上，他只能睡兩個小時，怎麽呆著都難受。第二天下不下雨，他的肺比電視裏的天氣預報還準。他跟別人說自己已經看開了，“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還是要吃飯，反正怎麽都要吃飯。”
“怕啥子？要走這條路的，終究要走。”他說。
自從被鑒定出患有塵肺病後，王祖全和煙、酒還有辣椒告別了，就連他過去最愛的羊肉湯也不能喝了。有工友開玩笑說，得了這個病最大的遺憾，就是“與麻辣美味無緣了”。
2012年，沐川縣政府為這些塵肺病人設立了壹筆20萬元的專項救助基金，供他們去華西第四人民醫院治病。王祖全通過這筆錢去成都洗了肺。接連失去兩個弟弟的他已經不抱什麽希望，可醫生告訴他，“洗壹下會好壹點”。
王祖全洗了4個多小時，全麻蘇醒後渾身都沒力氣。護士拿來壹個玻璃瓶讓病床上的他看，裏面的水是黑色的，還有很多“垃圾”沈在瓶底。
“妳看嘛，這就是妳洗出來的水。”她說。
這時，距離王祖全離開礦山已經快10年了。他終於看到了這些曾經被他們輕視、卻奪去兩個弟弟生命和自己健康的塵埃。
“我們今天在這裏擺龍門陣，明年後年還不壹定活著呢”
再過幾天，又是除夕了，這個家卻沒什麽過年的氣息。王作禮打算殺壹只雞，他沒有力氣再養豬，房梁上掛著的臘肉是女兒從山下背來的。今年他不打算放炮竹了，因為老伴耳朵不好，自己也沒心情。
老六去世整兩年了，如今，他的墳也長出了荒草和青苔。家裏沒人主動提這件事，王祖全在成都打工的兒子回來看見了，心裏有點過意不去。這個書沒讀完就離開家的19歲年輕人對父親說：“六叔的墳是土堆堆，我以後掙了錢，給他壘個磚塊塊的。”
王祖全山下的那間大房子，曾經被村裏人羨慕的磚木結構大屋，也已變得殘敗不堪。如今，只有他壹個人住在裏面，屋裏四處堆著雜物，下雨時屋頂還會漏雨。因為騎摩托車時不小心摔到山下，他磕破了頭和膝蓋，這些天只能住在山上的父母家。他打算趕緊去縣城租壹間百八十塊錢的房子，自己的屋子就快不能住人了。
“我總有壹天要死的，我不可能死在這個屋裏。弟弟妹妹會有看法的。”坐在父母家的火盆旁，他壓低聲音說。早已失去勞動能力的他，如今就靠縣政府每個月300元的補助和100多元的低保生活。
洗完肺的王祖全還是沒什麽精神。他總是“哎哎”地嘆氣，覺得洗肺其實也“沒多大效果”，又聽說洗完肺還需要註意保養，就更不敢再洗了。他對未來已經不作打算，“今天過了，明天過不過都無所謂，反正知道自己早晚要死。”他哈著腰說。下午4點，屋裏已經有點暗了，火盆裏的炭燒成了灰。
與脆弱的肺相比，王祖全更擔心另壹件事：“我們這些人越死越少，政策要是有壹天沒有了，又沒人管我們了。我們現在還不是工傷保險，如果解決了就不操心了。”
做完職業病鑒定3年來，包括王家老六在內，村裏又死了3個人。死的人壹多，大家連日子都有些記不清了。這天下午，在王作禮家圍著火盆擺龍門陣的幾個人，為壹個工友去世的時間爭了起來。
“2011年的臘月。”“肯定是2012年的元月。”“反正是冬月！”
鄰居李樹權這天也在。他伸出左手，掰著手指，總結似地發言：“我們村15個塵肺病人，現目前還有8個。我算過的，他們這裏兩個，付代金、陳謝培，邵洪兵，杜正才、陳謝忠，死都死了7個了！”他每放下壹根指頭，就意味著壹個生命的逝去。
“我們這些人，今天在這裏擺龍門陣，明年後年還不壹定活著呢。”王祖全駝著背補充道。
屋裏壹片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