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後應激障礙社會心理學危險因素關鍵詞 創傷後應激障礙；心理因素；社會因素；高危因素 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指遭受強烈的威脅性、災難性心理創傷，導致延遲出現和長期持續性的精神障礙，以反復重現創傷性體驗，持續的警覺性增高，持續的回避為特征性臨床表現，具有壹定的生物學特點。本文主要從PTSD的社會人口學、社會心理學的危險因素進行綜述如下。 1 PTSD的研究現狀 PTSD的早期研究主要以退伍軍人、被俘軍人及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為主，1987年美國的研究發現，參加越南戰爭的退伍老兵中，終生患病率男性為31%，女性為27%。男性和女性的時點患病率分別為15.2%和8.5%。Madakasia O’Brien率先開始對自然災害後的PTSD進行研究，他們報道龍卷風受災者中PTSD的患病率為59%。此後有幾位作者報道幾類不同災害後PTSD的患病率均超過30%，如地震和颶風。中國張北地震受災人群3 mo和9 mo後PTSD的發病率分別為18.8%和24.4%。火災、爆炸、海難、空難等各類人為事故後PTSD也是最常見和突出的精神病理問題。有報道受傷的火災幸存者PTSD的患病率高達100%。壹次空難事故後，50%的生還者發生PTSD［1］。伍誌剛等采用多級整群抽樣的方法對1995年～1999年遭受過嚴重洪澇災害的洞庭湖災區成人PTSD患病情況進行調查,顯示發病率為33.89%。汪向東等對張北地震受災人群的調查表明，急性應激障礙(ASD)的發病率為6.1%，3 mo內PTSD的發生率為18.8%，震後3 mo的患病率為7.2%。張本等對唐山大地震所致孤兒的PTSD的調查顯示發病率為23%，提示大地震所致孤兒是發生PTSD的高危人群。而基於社區人群的流行學研究表明，PTSD的終生患病率為1%～14%，高危人群研究發現PTSD的患病率為3%～58%［2］。 2 社會人口學 2.1 年齡 國內的壹些研究表明，在同壹創傷事件中，年齡較大者更易患PTSD。對洪災區PTSD的研究發現，無論成 人和兒童都符合這壹結論。劉愛忠等對洪災區7 a～15 a兒童的研究結果顯示，PTSD的發病率與年齡呈正相關，7 a組發病率為14.1%，15 a組為23.5%。伍誌剛等對洪區成人的研究也有類似規律，16 a～20 a組PTSD的發病率為26.7%，而＞70 a組高達40.3%。但也有學者的研究不支持上述觀點［3］，認為不同年齡間PTSD的發病率沒有差異。這可能與應激源、研究對象、研究標準和診斷工具等的不同有關。 2.2 性別 男性與女性的PTSD患病率是否有差異，壹直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有研究發現女性的PTSD患病率為男性的2倍［4］。女性不僅對PTSD易感性高，病程也趨於慢性化，中位數約為男性的4倍(分別為48.1 mo和12.0 mo)［5］。對60名非性攻擊受害者(其中男性38名,女性22名)進行了調查，從發生創傷性事件後1 w～3 mo，71%的女性和50%的男性符合PTSD診斷標準，3 mo後仍有21%的女性符合PTSD診斷標準，男性受害者則已全部恢復。暴露於同壹創傷性事件後,女性的PTSD患病率也明顯高於男性。如有學者研究發現［6］，地震受災者3 mo內PTSD發生率男性為13.5%，女性為24.7%。OlffM等研究發現，PTSD女性高發的原因在於其暴露於應激事件的類型，她們經歷此類事件的年齡越小，則體驗越深刻，自控能力越差，發生PTSD的可能性越大。 2.3 種族 不同種族在文化、社會習俗、教育等方面有壹定的差異，這是否對PTSD的發病具有壹定的影響，也是壹個爭議的話題。Norris等人研究了十種潛在創傷性事件的頻率對1000名成人的影響，發現在不同人群中，暴露於創傷性事件的白人多於黑人，但對創傷性事件的易感性黑人男性最高。Garrison等在Hugo颶風發生1 a後調查了1264名11 a～17 a青少年，PTSD患病率在白人女生最高(6.2%)，白人男生次之(4.7%)，黑人男生和女生分別為3.8%和1.5%［1］。PTSD在不同種族間的發病率有壹定差異，即使考慮了經歷創傷性應激事件的數量和強度差異，白色人種的發病率仍相對較低［7］。 2.4 職業 有不少的研究發現職業和PTSD有壹定的關系。如我國學者王煥林等采用系統-整群抽樣對我軍21198名軍人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PTSD患病率為0.485%。其中，陸、海、空軍和學員的PTSD患病率分別為0.484%、0.58%、0.84%和0.227%，但對特殊兵種或在執行抗災任務後的軍人來說，PTSD發病率顯著高於和平時期我軍PTSD橫斷面調查結果。吳興曲等對312名高原汽車兵調查顯示其發病率為8.65%。煙臺“11．24”海難救援軍人1 mo後的發病率為17.95%。 與PTSD發生相關的因素很多，除人口社會學因素外，心理、社會因素如人格特征、社會支持、應對方式、心理健康狀況等也與其相關。這些因素可能相互影響，協同作用於PTSD的發生，他們相互之間關系比較復雜，本文擬單獨進行探討。 3 社會心理學 3.1 個性特征 許多研究發現個性特征與PTSD有壹定的相關性。人格方面的缺陷如敏感、多疑、膽怯、偏執等，往往妨礙了個體良好的社會適應，甚至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因而他們往往遭受到更多的社會心理有害刺激並難以有效地抵禦這些刺激，更容易罹患PTSD。 美國對密西根州東南部21 a～30 a年齡的隨機樣本研究了PTSD的患病率及危險因素(DSM-Ⅲ-R)，PTSD的患病率與種族及婚姻狀況無關，其危險因素為受教育程度低、兒童時期有行為問題、具有神經質傾向、內向性格等［8］。劉光雄等的研究表明,個性特征表現為情緒傾向不穩定、高掩飾性的個體更易罹患PTSD［9］。吳興曲等對高原汽車兵的研究也支持這壹結果［10］。另外，在對洪災區兒童PTSD易感因素的研究發現［11］，兒童行為問題與PTSD的發生有關(OR=1.80)，嚴重不良的情感行為模式是PTSD病前重要易感因素之壹。PTSD患者常同時患有其他壹些精神疾病，如情感障礙、焦慮癥、酒精依賴和藥物依賴、行為障礙和人格障礙(特別是反社會型人格障礙和邊緣型人格障礙)等。應用多種研究方法在不同人群中均發現，PTSD患者上述疾病的發病率高於壹般人群，在62%～99%［12］。 3.2 應對方式 應對方式作為應激過程的中介因素之壹，是人們用來應付內外環境要求及其有關的情緒困擾所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它影響著應激反應的性質和強度。不同的應對方式可降低或增加應激反應水平，從而調節著應激與應激結果之間的關系。國外學者研究表明［13］，在受到精神創傷後，如受害者能應用合適的應對方式，則可避免PTSD的發生。與此相反，壹定的人格特征制約著人對環境變化的認知，影響著人對環境變化所做的應對方式，有人格缺陷者遭受應激後常不能及時求助於自己的社會支持系統，而是采取消極的應付方式［13］。例如可能貿然采取物質濫用的方式，導致PTSD患者出現SUD或者導致SUD患者復吸。Ouimette的調查也印證了上述觀點，他隨訪了患PTSD的退伍軍人，部分患者存在應付方式和認知方式缺陷，他們對戒酒戒毒帶來的益處持懷疑態度並逐漸喪失信心，將更多期望寄托在成癮物質上，到隨訪的第二年這部分患者的酒精和其它精神活性物質濫用問題更加突出，脫毒的可能性更小。在外傷性應激的文章中，積極或有幫助的應對策略，如正面的思考或積極地處理問題已經和適合應激聯系在壹起；而消極的應對策略，如逃避經常被認為是不適合的應對策略。 3.3 社會支持 許多研究結果都表明，社會支持能減少PTSD的發生。Wang XD等人的研究指出，當受害者受到壹定強度的創傷後，如受歧視、虐待、性創傷等，如能得到及時的支持，尤其是家庭的社會支持，則受害者罹患PTSD的發生率會降低。 汪向東等對相隔10 km、人口學資料可比性良好、震前各方面情況相當而受災程度和得到救災援助存在差異的兩個村進行的隨機抽樣調查顯示，受災程度重，但災後得到救援和支持較好的村PTSD發病率低。以DSM-IV為標準進行診斷,震後9 mo時兩村PTSD發病率分別為19.8%和30.3%［3］。究其原因，可能是受災輕的村民盡管初始暴露程度低,但震後仍住在破損房屋中，經受余震的威脅，後繼應激水平高,同時災民們滿懷希望的社會支持卻不足以滿足其需要，加重了無助感，由此引起的消極情緒得不到及時緩解，加大了PTSD發生的可能性。這壹研究直接而有力地證明了災後變量的重要性，並提示足夠的社會支持對阻止災後PTSD的發生有著積極意義。本次調查還發現對支持的滿意度越高，PTSD發生的危險性越小，是PTSD發生的保護因素，提示良好的家庭和社會支持可降低PTSD發生的危險［2］。目前普遍對這壹現象認識不夠，如我國有幾項研究報道,車禍後的PTSD患者盡管有著極大的精神痛苦,卻無壹人主動向精神科醫生求治，致使病情沒有得到及時控制。因此，缺乏社會支持是PTSD的促發因素之壹。答案補充
3.4其他因素 不同地區的受災類型、創傷經歷、父母教養方式和心理痛苦水平等也是影響PTSD的重要因素。有學者對大爆炸事故的研究分析發現，PTSD的發生與暴露程度成正相關。還有研究報道，PTSD患者與非PTSD受害者的損傷程度存在差異。其他較為公認的危險因素還有：既往有創傷暴露史、創傷性事件前後有其他負性生活事件、家境不好、身體健康狀況欠佳等。 總之，上述各種社會心理因素在PTSD的發生中，不是單獨起作用的，它們在PTSD的發生中起多大作用，以及它們之間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問題是研究的難點，有待於進壹步深入研究。如果我們能找到PTSD的高危因素，就會產生事半功倍之效。所以，深入了解PTSD的高危因素就顯得尤為重要。幹預措施進行的越早，PTSD的預防就會越有效。答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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