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春寒料峭，謝翰文出生於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陽縣（今衡陽市耒陽城區）壹個富裕家庭，為家中長子，其父希望日後能操翰成章，遂取名謝翰文，又名漢文，號鴻錫。7歲入本村私塾啟蒙，1919年進縣城讀高等小學，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衡陽新民中學（今衡陽市第六中學）。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全國蓬勃發展，血氣方剛、躊躇滿誌的謝翰文深受影響，常與在衡陽讀書的劉泰、黃龍飛等同鄉好友相會聚談，***同研讀進步書刊，探索“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道路，逐漸萌生了“改造社會”的宏偉理想。每逢節假日，便組織大家上街演講，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在學生中頗具影響 。
1925年初，21歲的謝翰文從衡陽新民中學（今衡陽市第六中學）畢業返鄉後，立即投身於耒陽革命活動，參加***青團組織。4月，中***湖南區委派唐自剛來耒陽任縣委書記，謝翰文將唐自剛夫婦安排在自己家裏住宿，並替唐自剛抄寫文件、傳單 。
“五卅”慘案後，謝翰文和耒陽進步青年組織宣傳隊進工廠、農村、商店、學校進行宣講，並印刷傳單散發，控訴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罪行。同時，成立了“青滬慘案雪恥會耒陽分會”，謝翰文當選為雪恥會副會長。大會後，在雪恥會的領導下，縣城舉行了大規模的罷市、罷工、罷課，組織“仇貨”查、禁隊數百人，到城鄉商店查禁日、英貨。並把查出的數百擔日、英貨運至金中門外焚燒了 。
1926年，謝翰文加入中國***產黨，負責青年團工作。“馬日事變”後，謝翰文潛入桐子山地區，繼續開展革命活動 。
1927年9月9日，謝翰文與伍中豪、譚冠三參加了毛澤東發動的秋收起義。11月，謝翰文在雅江、大河兩地組織50多個農民起義後，把隊伍拉到煙炭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成立湘南遊擊總隊。12月17日，謝翰文領導遊擊隊襲擊了肥田鎮，繳獲民團步槍4枝，捕捉了江申甫等幾個民憤極大的土豪劣紳 。
1928年 1月，謝翰文根據縣執委書記鄧宗海的指示，去常寧水口山與礦黨組織負責人宋喬生聯系，準備武裝起義。1928年1月26日，謝翰文率領30多個武裝農民，配合水口山工人先後兩次奪取礦警隊的槍100多支 。
2月16日，朱德率工農革命軍第壹師攻占耒陽縣城。19日，縣蘇維埃政府成立，謝翰文任縣蘇維埃政府特派員，負責領導桐子山地區農民武裝鬥爭，幫助水口山礦組建了蘇維埃政府。水口山礦工人武裝與農民武裝會合後，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壹師第三團，宋喬生任團長，謝翰文任團黨代表 。
1928年4月初，正是湘南鶯飛草長的季節，謝翰文率部上井岡山後，被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獨立營，任營黨代表。不久，被調任紅四軍二十八團書記官。下半年，謝翰文率部參加攻打永新城、龍源口等戰鬥後，因病入紅軍臨時醫院治療。當敵集中3萬兵力進犯井岡山時，他抱病找到彭德懷：“前方戰鬥如此激烈，讓我參戰吧。”彭德懷被他的堅定態度所打動，把他留在茨坪軍隊做秘書長工作。
1929年4月，紅五軍收復井岡山，部隊進行整編，謝翰文調任四縱隊黨代表。他深入連隊，發現十壹連政治工作抓得非常活躍，便總結經驗，在全縱隊推廣，使全縱隊精神面貌煥然壹新。後來，時任十壹連指導員的方強在回憶那個時期的工作時說：“謝翰文抓政治宣傳工作，頭腦敏捷，會抓典型;特別是宣傳鼓動工作做得好，他開會作報告，沒有壹個不認真聽的 。”
謝翰文在治軍工作中，對重大問題有獨到見解 。1930 年，中央“左”傾錯誤領導曾下令紅軍主力奪取大中城市，組織全國暴動。謝翰文對此提出針鋒相對的意見。他認為“搞全國暴動是壹個盲動錯誤的口號”，並寫了《紀念紅色五月與我們在河西的任務》壹文，在紅軍刊物《武庫》第十四期發表。文章從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形勢等方面，闡述了他的觀點：“我們這次師落河西，其任務是赤化河西，貫通湘贛蘇區，使贛江兩岸打成壹片，迅速奪取吉安贛州乃至爭取江西省先勝利。”批判了“左”傾盲動，幫助了彭德懷正確執行毛澤東作戰方針。
1929年6月，紅五軍和紅八軍在湖北大冶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謝翰文任紅三軍團秘書長。7月，隨部參加攻打湖南長沙。27日，紅三軍團攻占長沙縣城。為擴大這次戰役的影響，謝翰文同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利用皇倉坪國民日報館，出版《紅軍日報》。經過壹天壹夜的緊張工作，於29日出了第壹期《紅軍日報》，壹時轟動了社會各界。對紅軍這種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就連當時的《大公報》也驚呼:“紅軍在戎馬倥傯之際，猶知註重報紙宣傳，不微疏懈，吾人對之，寧無愧乎。”《紅軍日報》上所發表的總前敵委員會的布告、命令等，也大多出自謝翰文之手 。
8月，紅三軍團撤出長沙，在瀏陽永和同紅壹軍團會合，成立第壹方面軍，謝翰文仍擔任紅三軍團前委秘書長。這時，部隊兵員比以前擴大了6倍，致使部隊中的黨團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等暫時不能跟上。謝翰文便在總前敵委員會議上提出：“加強部隊政治宣傳教育工作，是當務之急;要使全軍幹部提高認識，各級領導應做出表率。”他同軍團直屬隊黨支部書記張平凱商量後，召開了黨支部會議，軍團長彭德懷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上行下效，部隊黨團工作很快得到發展 。
1930年，謝翰文兼任紅五軍第三師政治委員。到任後，向全師政治宣傳幹部提出：“把政治宣傳鼓動工作做到戰士身上去!”
紅軍部隊的幹部戰士大多出身農民，文化水平很低，科學知識貧乏。在攻占敵占區後鬧了不少笑話，出過壹些問題。比如：繳獲敵人的收發報機，聽到收報機上還在“嘀嘀嘀……”地叫，就惱火地邊用槍托砸、用腳踩還邊罵：“我讓妳再叫，我讓妳再叫!”硬是把收發報機砸爛才解恨;攻進白區銀行，只懂得保護黃金、銀元，看到國民黨的鈔票，便認為是“反動鈔票”，廢紙壹般，撕的撕，燒的燒，當垃圾處理掉，不知道這些鈔票還可以到白區買部隊急需的藥品、物資，致使白白地損失掉 。
彭德懷等部隊各級領導都深刻體會到: 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此，部隊領導強調要加強部隊文化教育。彭德懷以身作則，作出榜樣。請謝翰文當老師，利用戰鬥空隙學文化，每次到宿營地時，謝翰文就把書本和紙、筆、墨、硯準備好，等部隊其他幹部、戰士休息以後，彭德懷查鋪、查哨回來再教他學文化。當時紙張既缺又貴，山區還買不到。彭德懷每次率部打下城鎮後，就叫人上街買來壹些便宜的草紙、箱包紙，用來寫毛筆字，既學寫了生字、生詞又練了書法。在謝翰文的輔導下，彭德懷以滴水穿石的功夫，日復壹日堅持學習，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慢慢能親手修改或親自起草作戰命令、文書了 。
彭德懷帶頭識字、學文化，極大地促進了部隊文化教育活動的開展。當時識字的人很少，凡是能識幾個字的就當老師，叫做“能者為師”。為了能讓大家識字，做到行軍、識字兩不誤，謝翰文建議，行軍中每個人背包上貼壹兩個字，大家邊行軍邊認字，到了宿營地就互相測驗，看記住了沒有 。
為了進壹步調動幹部、戰士識字、學文化的積極性，部隊各級領導還將識字活動滲透到娛樂生活中。如：在墻報上開展識字問答，晚會上開展識字比賽;設立“識字崗”，不認識會崗哨上這個字的不能過這壹道崗哨。這種帶點娛樂性的識字活動，提高了大家識字的興趣，收效很好。當時，正式上文化課的時間不多，很多時候是把政治課和文化課結合起來上。比如講階級鬥爭問題時，就把工人、貧農、中農、富農、地主、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軍閥、壓迫、剝削等寫在門板上，結合政治識字。有時請有些專門知識的同誌給大家講些兵器常識、科學知識和衛生防病知識等，使大家增長見識 。
1931年春，謝翰文同師長彭鰲率領紅五軍第三師長時間隱蔽在東固地區達25天之久。部隊嚴重缺糧，戰士衣著不夠，謝翰文便同彭鰲商量，發動師直屬機關工作人員上山挖竹筍、野菜充饑，將節約下來的糧食送到連隊去。他和師長彭鰲夜巡連隊崗哨時，看到戰士衣服單薄，便脫下衣服給戰士穿。後來，謝翰文還規定連隊晚上要給站崗的戰士做禦寒的姜湯，預防生病。首長的關心，激起了全師官兵的鬥誌。5月30日，率部對建寧城發起攻擊，全殲守敵劉和鼎3個團。隨後，率部參加了蓮塘羅子溝、方石嶺戰役。為了充分發揮戰場上對敵政治宣傳作用，謝翰文組織戰士用風箏載著宣傳標語飄送到敵方陣地，還派出戰士在陣地前喊話，有力地配合了戰鬥的進行。
部隊連續取得勝利，俘虜了大量敵兵。為擴大政治影響，根據紅軍優待俘虜的政策，謝翰文主持召開師黨委會，決定將大批俘虜釋放。這件事遭到了“左”傾領導者的指責，說謝翰文“右傾”、“無原則性”。謝翰文堅持真理，據理力爭：“這是按紅軍優待俘虜政策辦的，沒有違背原則。”後來，有人把情況上報***產黨中央，謝翰文被撤職，留在師政治部做壹般的宣傳工作。但謝翰文仍然踏踏實實地工作。開國中將方強在回憶當時的情形時，仍感嘆地說：老首長謝翰文同誌在中央蘇區反壹、二、三次“圍剿”期間，因多放俘虜的問題，遭到錯誤路線的打擊。雖然被降職使用，思想有情緒，但工作仍很努力，特別是在宣傳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
1934年10月，謝翰文率紅三軍團長征。
除了做好壹般宣傳工作外，在長征路上，謝翰文還積極參加了“擴紅”的宣傳鼓動工作。“雲貴川，川雲貴，擴大紅軍有成績。”在經過貴州貴陽、龍裏壹帶的時候，謝翰文總是飛快地跑到部隊的前頭，有時走到尖兵的前頭，看見路邊有莊子，就走進群眾家裏，輕言細語地去做“擴紅”的宣傳鼓動工作。很多新戰士就這樣被他招進來 。
4月7日，紅軍先頭部隊發現前面的山坡上蹲著許多群眾，遠遠的望著。謝翰文想發動他們當紅軍，立即迎上前去打招呼。那些群眾見狀，立即往山頂上退去。謝翰文向他們喊話：“掌櫃，不要怕，我們是紅軍，保護幹人(即窮人)，不拉夫，向妳們來講話。”結果，壹個白發蒼蒼的老漢站在了半山。開始，謝翰文對老漢苦口婆心地說了很多的話，但這位老漢充耳不聞。經過多番宣傳之後，兩人便壹問壹答地對談起來。經過這位老漢的壯膽和敦促，那些退向山頂的群眾又壹哄而來。謝翰文給他們講了許多革命的大道理和工農當紅軍的重要性。壹番宣傳鼓動之後，陡然從人群中站出來壹個青年：“我去當紅軍，誰同我去?”很快，又從人群中鉆出四五個青年 。
4月21日早晨，紅軍經過興仁縣觀音山時，謝翰文見到壹個放牛的男人，便鼓勵他去當紅軍。放牛的男人爽快地答應了。臨行前，對妻子說:“我去當紅軍，對家裏的傷兵要好好地招待。”原來這位放牛男人家中還收留著3位紅軍傷員 。
在長征途中，謝翰文做了許多的政治思想工作，獲得紅軍官兵的壹致好評。
1935年9月22日，紅壹方面軍勝利到達哈達鋪，部隊改編為陜甘支隊 。
長征勝利後，謝翰文被抽調到紅軍大學擔任校務長。進校後，他忘我工作。開國少將湯池回憶說：“老首長謝翰文同誌名為校務長，實際上是負責學校全盤工作。是壹個很有魄力的人，精力充沛，既要負責秘書處、隊列處、組織處的工作，還要管理全校師生員工們的吃、穿、住，盡管他工作很忙，總是能夠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條。 ”
1937年1月20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校址由保安遷至延安。第二期開學後，隨著學員不斷增多，校黨委為了充實基層領導，謝翰文兼任學員十三隊隊長。以普通學員身份與學員們壹起生活、學習和勞動，組織演唱組、出墻報等，把全隊的宣傳工作搞得有聲有色 。
不久，謝翰文調回校部擔任抗大政治部宣傳部長。他決心加強自己的理論學習，提高馬列主義水平。國防科委第五研究院院長、時任宣傳部幹事牛克倫少將回憶說：“我們部長學習很勤奮，每天晚上大家休息後，他回到自己宿舍，點上蠟燭，身子靠在床頭上，入迷地閱讀馬列主義著作，有時讀到通宵。記得有壹次，他向我們背誦《馬列主義問題》，居然能逐字逐句的背誦壹半以上……他的記憶力很強 。”
在宣傳工作中，謝翰文特別認真地抓了抗大的宣傳喉舌——校刊《偉大的事業》(後改為《抗大》)的編輯工作，他對每期準備刊發的文章，都要認真地審閱、修改。有壹次，他生病發高燒，竟昏倒在辦公室。同誌們把他送進醫務室，他吞了幾片藥後又繼續工作，直到校刊交付印刷後，才在床上躺下來 。
抗大開始壹段時間，生活比較單調，為改變這壹狀況，謝翰文經常組織各隊隊員進行歌詠比賽、故事演講、體育運動等多種形式的活動。1938年，為活躍學員們的文化生活，謝翰文組建了 “抗大文工團”。缺少道具，謝翰文便號召團員自制樂器，他本人也制了壹把二胡送給樂隊。排練節目時，他親自當導演。“抗大文工團”所演出的節目，深受人們歡迎，成為當時陜北地區著名演出團體 。
1939年6月1日，為慶祝“抗大”創辦3周年，謝翰文舉辦了“抗大成績展覽會”，得到了羅瑞卿等校領導的支持。毛澤東、朱德親臨“抗大”，看完展覽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
由於謝翰文在政治宣傳工作上的突出成績，1939年被評為“抗大”46名先進政治工作者之壹 。
1941年初，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軍隊建設和根據地的建設急需大批強有力的領導充實前線工作。謝翰文調任第十八集團軍任總後勤部政治部主任。在離開抗大的前壹天，他還囑咐宣傳幹事牛克倫：“要把我們的宣傳搞好，不要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 。”
1942年5月，日寇出動五六萬兵力對華北的冀中、太行、大嶽、晉西北等抗日根據地進行“拉網大掃蕩”，總部決定實行戰略轉移。5月25日，彭德懷、左權率領的轉移隊伍與八路軍政治部、後勤部的轉移隊伍，不期同時進入了遼縣南艾鋪地區。此時，日軍已發現了八路軍的行蹤，以重兵對艾鋪壹帶進行包圍。由於機關人員多，目標大，再加上作戰兵力少，山區道路少，集體行動非常困難。彭德懷與左權、羅瑞卿、楊立三(八路軍總後勤部長)、謝翰文等人經緊急磋商，決定分路突圍。日軍發現八路軍分路突圍的意圖後，便急速收縮包圍圈，並用更加猛烈的炮火向突圍隊伍進行轟擊 。
當八路軍幹部、戰士進村準備生火做飯時，村外突然響起震耳欲聾的槍炮聲。謝翰文即拔出手槍沖出房門，只見日軍從村外圍攏過來。謝翰文見敵人火力十分密集，知道村前路口已被敵人封鎖住，便率領總後政治部的人員從村後突圍。當沖出包圍圈後，回頭發現攜帶總後政治部文件箱的妻子王振東被敵人火力封鎖在村中。他轉身冒著敵人的彈雨沖進村裏，攙扶已孕的妻子往村後撤退。可是，已經太遲了，敵人發現了他們，用密集的火力封住了退路。危急之中，謝翰文和妻子將皮箱中的文件取出塞進壹戶人家的柴竈裏焚燒。這時，敵人擁上來。謝翰文和妻子雙雙被俘。當天，敵人將謝翰文夫婦及壹部分被俘的八路軍總後勤部工作人員押至太原城。日軍得知謝翰文是八路軍高級幹部，便派特別審訊官專門負責審訊。但敵人從謝翰文口中壹無所獲。老羞成怒的敵人便對他施行酷刑，用刺刀捅穿其肩胛鎖骨，用鐵絲穿上，高吊在房梁上，腳下放壹盆烈火，進行慘無人道的摧殘。英勇頑強的謝翰文沒有屈服。敵人無計可施，只好上報日軍侵華總司令部，將謝翰文夫婦處死。他們傲然走向刑場。那壹日，群山哭泣，大地同悲 。